事件回放：

　　“周岱蘭現象”折射民工社保困境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楊金志、肖春飛 實習記者楊林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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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與保姆的關系隱喻著城鄉之間的巨大鴻溝和潛伏沖突。這個問題的解決難度及重要性并不亞于造一艘載人飛船

　　似乎已經沒有人再去議論周岱蘭這個名字了。但這位安徽保姆給中國社會帶來的震蕩卻仍然在持續。

　　最直接的一個效應是，6月，上海將對外來家政服務人員實行意外傷害保險，外來保姆每年只要繳付30元，就能獲得最高理賠額為10萬元的保險辦法。

　　政府的設想是美好的:也許，就可以避免再出現周岱蘭式的不幸，也可以避免城市雇主們的憂心忡忡。但是，事情卻似乎更加復雜了起來。

　　未有終曲的“周岱蘭事件”

　　事件需要回放到2003年12月24日，西方的平安夜，卻是農婦周岱蘭一個冗長惡夢的開始，她在生命的深淵里絕望地下墜，直至游離在地獄之門。

　　在這之前，她像生活在上海的無數民工一樣，小心翼翼，任勞任怨，也有些勞作小憩時的滿足。

　　周岱蘭是安徽省廬江縣楊柳鄉農民，家境貧困，10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兒子讀大學，學費和生活費難以為繼。

　　2002年6月，周岱蘭經上海市普陀區一個家政服務中介所的介紹，到一戶姓丁的人家做保姆。

　　兩年多都平安過去了，但就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天，在擦窗戶時，她不幸從4樓摔下，造成腹腔大出血，脾臟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

　　醫療費用高達5萬元，周岱蘭根本無法支付。

　　在把周岱蘭送入醫院的當天，好心誰的雇主就為周岱蘭墊上了6000元錢，后來又陸續給醫院送錢。

　　雇主的女兒丁女士告訴記者:“我們前后付了將近2萬元醫療費，能夠支配的現錢已經快用光了。”中等收入的雇主最擔心的還不是已經花去的錢，而是他們不知道到底要在這件事上花多少錢，會不會令他們破產。

　　而周家的人卻認為此事是城里人的責任,要求雇主支付全部費用,甚至不惜為此對簿公堂。兩家人的和睦關系一夜間粉碎。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初次見到周岱蘭時，她不時抽搐，流著淚說:“我怎么沒死呢？死掉多好。”

　　救治周岱蘭的上海普陀區中心醫院，也為墊付的醫療費頭疼不已。后來，此事經媒體報道，周岱蘭才由民航上海醫院免費接收,社會各界的捐款也紛紛到達。

　　不久前，當《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到民航上海醫院看望周岱蘭的時候，見她的傷情已經基本穩定。

　　兒子趙林林仍在日夜不離左右地陪著她，并對未來流露出茫然神情。他說：“媽媽的康復得益于媒體和熱心人的幫助，但不是每個農村來的保姆都會像我媽媽那樣幸運。”

　　“周岱蘭事件”引出了一個沉重的話題。

　　事實上,當人們把目光投向上海這座現代化城市時，看到的往往是高樓大廈和衣著光鮮的外商、白領，卻忽視了城市中另一些人群。保姆，就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保姆現象的產生根本上源于中國城鄉越來越大的收入差距。當不少城里人已有余錢購買別人的服務時，大部分農村人仍要為最基本的衣食而出售勞力。

　　在上海，從事家政服務的保姆有數十萬。如此一支龐大的家政服務人員隊伍，卻享受不到絲毫勞動和社會保障:保姆與雇主的關系，在現行勞動法中沒有明確規范，所以周岱蘭的摔傷，不算工傷，不受勞動法保護;《上海市外地勞動力工傷待遇的規定》的適用對象也不包括保姆。

　　事實上，面對意外傷害和飛來橫禍，絕大多數保姆只能心存僥幸。

　　至少，“周岱蘭事件”使不少城里人意識到，如果不對越來越多的農村外來務工人口進行基本的生存權保障，城市的安穩生活就有可能被狠狠撕裂。而另一些人則從人權平等的“高度”來認識這個問題。

　　“保姆險”與保險公司效益

　　不管怎樣，“周岱蘭事件”讓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下定決心，在全市范圍內實施外來家政服務人員意外傷害保險。

　　上海市社會與勞動保障局新聞處的陶先生向《瞭望東方周刊》表示，“保姆險”具體政策6月份一定出臺。

　　然而，在市場經濟下，在城市里，在上海這樣的商業中心，一切事情要順利實施，都不能避開經濟效益的話題。

　　記者了解到，承接“保姆險”的是上海平安人壽保險公司。當被問到承接“保姆險”的市場收益時，工作人員稱，尚未核算“保姆險”的市場收益，但既然承接了這筆保單，就一定是有收益的，否則不可能立項。

　　從事保險業多年的余曉健小姐對記者說:“所謂保姆險，涵蓋在現行的意外傷害險產品中。”記者查看意外險條款發現，保姆被歸為一類家庭家政管理人員，風險最低保費最便宜。

　　但即便如此，投保最高保額10萬元也需年繳保費180元，而政府規定的“保姆險”每年僅需30元。30元和180元的差價是否太大？

　　“保費高低是因保險范圍不同，我們提供的是一年中任何情況下的意外傷害保險，而‘保姆險’只針對勞動過程中發生的意外。”余小姐這樣解釋。

　　另外，由上海平安人壽承擔的“保姆險”屬于團險范疇。團險是一種以多賠少的保險，若一人出問題，團體的保費可拿出來償付給個人。余小姐說，團體保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保險公司的賠付風險，不然，保費如此低的“保姆險”會讓保險公司很為難。

　　那么，就團險而言，怎樣算出保險公司在“保姆險”上的收益呢？有經驗的余小姐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所謂“團險收益”，是和參保人數及最高賠額有關。通常情況下，保額為10萬元的保險，若有1000人參加，投保最低金額只有達到每人每年100元，保險公司才能持平。

　　也就是說，若現在按每人每年30元計，只有達到3000人投保，保險公司才算持平。自然，投保人數多于3000，保險公司將有可能賺錢。

　　誰來為“保姆險”買單

　　據媒體報道，今年的3月26日，北京20多家家政公司的負責人為836名保姆投保了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北京目前有家政服務業人員15萬人，加入保險的才836人，這個比例實在太低。

　　偌大的上海，要吸收3000保姆參保，還必須靠有效的措施或政策，其中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保姆險”該由誰來買單？按理說，作為團險的“保姆險”，該由家政中介買單，因為它是惟一可以說得過去的保姆集體組織。

　　上海人人家政服務公司陳經理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稱:“我們的意見是公司承擔也沒有關系，雖然家政人員不是我們公司正式員工，但他們畢竟是弱者，需要保護，而且購買保險對我們公司也是種宣傳作用。”

　　這是記者了解到的少數幾家愿意承擔“保姆險”的中介之一,據記者了解，大凡這樣的公司都是有一定規模、比較正規的中介公司。相比之下,上海的許多中介公司大多由個體經營，兩三個人、一個電話即成公司,散落在上海市的大街小巷。

　　記者沿街走訪數家，發現中介當中聽說過周岱蘭的倒不少，可知道“保姆險”是怎么回事的卻不多。當記者說起“保姆險”具體細節的時候，不少不愿透露名稱的家政中介都表示了反對意見。

　　他們認為，中介公司在申請資質的時候已經花了很多錢了，保姆收入本來就不高，介紹保姆的中介費用自然也高不到哪里去。

　　有的中介公司坦言，他們和保姆之間只存在“介紹”與“收介紹費”的關系，保姆在雇主家的任何狀況，他們不負責任。要他們再承擔什么“保險”，不管多少錢，他們都是不會出的。

　　中介公司不承擔，買單的任務似乎落到了雇主或保姆自己身上。他們兩者誰能為“保姆險”買單？情況并不樂觀。

　　《瞭望東方周刊》在浦東洪山路一家保姆中介處見到一群外來人員，各種年齡層次都有，她們擠在一個只有7-8平方米的狹小房間內，等待著雇主的光臨。

　　記者上前詢問，她們中好幾個人知道周岱蘭的事，說起保險，她們露出了渴望的表情。“畢竟買保險就是買個放心。”來自徐州的劉阿姨對記者說。可是，當記者問及，是否她們自己可以承擔每年30元的保險費時，一屋子的女性幾乎都表示反對。

　　“每年只交30元,你們不想買個放心嗎？”記者問。“30元也是錢啊,如果富裕，誰還會出來當保姆呢？”“還沒做,就想到會出事,我不會這么倒霉吧！”“我自己會小心的，如果碰上了,自己倒霉就是啦！”

　　至于由雇主替保姆交納保險,前來雇傭保姆的林先生的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知道周岱蘭的事,也愿意為保姆交保險,但他說,這是為了花30元錢買個太平,實際上,由雇主承擔這筆費用并不合理。

　　“社會保障是社會和政府的事情，保姆是社會成員，怎么讓雇主個人承擔她的保險？”一位想請鐘點保姆的王小姐更是滿臉疑惑，“鐘點保姆按小時計，我們若交納她的保險費，是否也按小時計？”

　　顯然，“保姆險”尚有不少細節需要完善。推而廣之，城市中除了外來保姆，還有外來建筑工人、外來垃圾清運員、外來快遞員……他們的保障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就算是保姆和所有的外來勞動者全部交納了類似“保姆險”的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要解決他們的養老保障和失業保障，則更需要難艱的努力──但這是值得的。

　　“分蛋糕”難題

　　人們注意到，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在今年出現了重大的變化。3月份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如果說把“保護公民私有財產”寫入憲法是為了促進社會財富的創造與積累，目的是“把蛋糕做大”;那么把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寫進憲法,則是為了保障社會公平,“把這塊蛋糕分好”。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鄭功成說，社會保障被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是基于中國社會矛盾的一些重要變化。中國已走出貧窮時代，然而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地區發展差距卻在持續擴大，勞資關系沖突以及農村流動人口與城鎮固定戶籍人口之間的利益失衡也在一些地方呈惡化趨勢。

　　中央黨校政法部劉素華博士認為，中國9億農民將是社保制度普遍介入再分配環節后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的每一位公民都將逐漸享受到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權利。而到目前為止，中國社保制度的構架基本上只適用于城鎮居民。

　　目前,中國絕大多數地方缺乏社會保障,80%的勞動者與老年人沒有基本養老保險,90%的人缺乏基本醫療保障,鄉村貧困人口沒有制度化的最低生活保障。

　　上海加大社會保障工作力度

　　截至2003年底，上海市已有3.9萬個單位為77萬外來從業人員繳納了綜合保險，覆蓋量僅占300多萬外來從業人員的四分之一。記者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獲悉，上海市力爭年內實現外來人員參加綜合保險的人數由現在的77萬提高到200萬。

　　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就業處副處長盛祖歡說，他們將在今年內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加大宣傳力度，讓每個進入上海的外來從業人員了解自己的合法權益。二是加大監察力度，建立網格化督察機制和接受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