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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月來，深圳的銀行與零售企業圍繞銀行卡刷卡手續費而產生的爭執，引起了社會多方面的關注。雖然近日此事已得到初步解決，40余商家全面恢復了刷卡業務，但從這次銀商之爭的演變發展來看，它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層面，而兼具現代民主制度下的利益博弈的特點。
在這次事件中，雙方爭執的焦點是刷卡費的標準問題。商家希望銀行將刷卡消費手
續費率在原有的基礎上降低0.5個百分點。銀行則表示可對各個商家進行業態細分，針對不同商家的不同經營狀況、利潤收入等具體情況調整手續費，但對商家降低手續費率的要求，始終予以拒絕。雙方各執一詞，誰都不肯退讓。
從更深層次來看，此次深圳各方圍繞手續費率而進行的爭論、協商、談判、妥協，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現代制度下的民主的博弈過程。
按照現代民主理論，在具有規范性的各種制度框架中，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往往因為利益歸屬而從屬于一定的社會組織或團體，這些組織和團體被看作是民主制度架構的重要內容。在一個利益集團充分發育的社會里，民主的要義并不重在事事都要經過每一位公民的投票決定，那樣，既沒有效率，也容易造成“多數人的暴政”(托克維爾語)。因此，重大事件的決策往往產生于兩個乃至多個利益集團之間圍繞利益分配而進行的一系列談判和妥協，最終將達成特定的利益分配方案。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展呈現出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利益分化的多元性。
深圳的銀商之爭就充分體現了上述特點。我們看到，一方是處于壟斷地位的銀行及其背后的銀聯；一方是46家零售企業及其背后的行業協會。雙方力量可謂旗鼓相當。就銀行來說，目前央行對手續費有明確的規定，這個規定是照顧到銀行運作實際投入的，手續費并不高。但是，如果沒有商家的支持，銀行卡就形同廢卡。而在商家看來，營業利潤的百分之幾要給銀行，自己變相地給銀行“打工”，這是絕對難以忍受的。但是，缺了銀行卡，商家又怕自己的營業額大幅縮水。正是這種利益格局決定了雙方必須坐下來，通過談判和協商，最后妥協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這就是一個制度化的民主的博弈過程。
如果我們把這次銀商之爭與4月份發生的銀行卡收費事件比較起來，我們將會看得更清楚。在銀行卡收費事件中，盡管銀行面對的是一個10多億的龐大的儲蓄群體，后者力量看似十分強大，但由于這一群體是分散的，是以一個個體來與銀行博弈，因此，相對于銀行來說，他的力量實際上就非常弱小，銀行也才敢于不理睬儲戶的抗議，強行收取銀行卡費，而根本無須通過雙方之間的談判來決定。
在深圳銀商之爭中，我們還發現，表面看起來，這只是銀行和零售企業兩家的事情，實際上，它還涉及到相關政府部門和消費者，是一個多方博弈的“游戲”。所以，在前兩者僵持不下時，后兩者先后參與進來。但由于政府和消費者所處的立場不同，他們的態度也不同。政府作為仲裁者的角色，希望協調而不干預銀商之爭；消費者為了使銀商之爭不影響自身的利益，則希望政府強制干預以盡快解決銀商糾紛。
此次之爭充分說明，隨著利益多元化的發展，利益主體之間進行的利益博弈，實則是一個相互交換以至實現妥協與平衡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全贏的方案是沒有的，有的只是經過改良的次優選擇。為此，就需要整個社會建立起抑制利益獨占性的平衡機制，確立自立自律和寬容共存的理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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