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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行業的“貓膩”比較多，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饒是如此，看到新華社近日發布的一則報道，相信許多讀者仍然會大吃一驚。山東一家三等甲級醫院的一名內科醫生出于“醫務工作者的良心”，向記者披露了醫學學會借學術交流之名大吃藥廠賄賂的腐敗內幕，名義上的學術會議變成了藥廠的公關大戰，會議過程中的烏煙瘴氣是外人難以想象的，宴請、旅游、洗浴、娛樂等節目自不必說，大量的金錢交易更是讓學術交流沾染了濃厚的“銅臭”氣味。據知情者稱，類似的腐敗現象并非山東一個地區獨有，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國的醫學學會
體系之中，這樣的揭露到底意味著什么呢？
醫學學會雖然在性質上屬于社會團體，但在我國的社會結構中，它的地位遠不是“團體”或“事業單位”所能概括的。從權力資源的角度看，醫學學會既擁有政府分配的“硬權力”，比如醫學科研成果的評定權、醫療事故的鑒定權，又有醫學科學自身擁有的“軟權力”，即權威和社會公信，所以，醫學學會實際上是一個很難約束的“龐然大物”。由于政府對醫學學會的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公眾社會又因為技術門檻難于監督它，醫學學會就能非常方便地進行“權力尋租”活動。上述報道中舉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例子，上海某公司生產的羥氯喹雖然是一種老藥，但僅僅在原有藥名上加了一個“羥”字，再經過醫學學會專家的推介，價格就翻了幾番。藥廠吃肉，專家喝湯，患者則因此加重了醫療負擔。在藥價虛高這個問題上，醫學學會做了多少“貢獻”，恐怕怎樣評估都不會過分。
醫學學會腐敗的危害性不遜于官場腐敗，卻更具有隱蔽性，更難于治理。發生在學術交流活動中的金錢交易雖然涉嫌商業受賄，但是檢舉、證據搜集和控告都很困難，于是專家們收受賄賂的姿態就更加大方優雅，全然不像腐敗官員在作奸犯科時那樣鬼鬼祟祟。這樣的學術交流活動越多，藥價總體水平就越是無法控制，社會在醫療事業上付出的成本就越是高昂，低收入階層看病難的問題就更難解決。醫學學會的腐敗就像社會肌體上潰爛的關節，如果不予醫治，很可能導致醫療體系的崩盤。
在道德和良知缺席的地方，制度和法律就必須堅守最后的防線。醫學學會要不要進行權力切割？這種游離在體制邊緣的“權力大鱷”應該如何約束？法律通過何種途徑能夠干預醫學學會的普遍腐敗？這些問題已經變得十分緊迫。如果司法機構和政府主管部門看到了這些情形而不作為，彌漫在醫學學會體系內的“銅臭”就無法驅散，公眾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
蔡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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