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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盡管政府出面調停，深圳多家商場和“銀聯”就調低刷卡手續費的談判最終還是破裂了。45家商場已提前貼出公告，將以刷卡機故障為由，在兩天內聯手拒絕刷卡消費。
對于企業之間商業性談判的成敗，按說根本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它是每天大量發
生的極平常、自然的事兒。但發生在深圳的這場商業談判以及所導致的社會結果卻很有些不平常、不自然，因為它突破了某種“底線”，違背了某些價值原則，故有待于人們從多個角度予以評判。
對于企業來說，僅僅做到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好像還不完全夠，還要接受來自社會不同方面的價值評判，并由此形成某些潛在的約束。圍繞刷卡手續費爭論乃至對抗的雙方，從自身經營需要以及利潤的角度，也許各有較充分的道理，但他們所共同忽略的，恰恰正是超越商業利潤的某種價值追求，以及由此衍生的自我約束。
雖然持卡人沒直接參與爭端，但就爭端雙方手中持有的“砝碼”看，竟然是數量如此之眾的廣大消費者。據說，此次參與拒絕刷卡消費的零售商年銷售總額超過300億，占深圳市年零售總額的60%以上。而在深圳，刷卡消費的營業額是80%，節假日更達到90%。據此可以想見，由于這些商戶拒絕刷卡，給廣大消費者帶來的是什么，給該市正常的商業環境乃至經濟環境帶來的又是什么。在刷卡問題上，消費者并無任何過錯，有的甚至還是出于響應政府號召(不少地方政府都采取過號召、鼓勵市民用卡的措施)，而此次他們卻偏偏成為占人口少數的某些商家利益之爭的“犧牲品”，乃至充當了“城門失火”中的“池魚”。
盡管如今的企業與計劃經濟年代的企業在價值取向上已有重大不同，但縱觀當今世界尤其是發達國家，企業在追求自身效益目標的同時往往都很注重社會目標，這幾乎已成潮流，更何況我們的企業所處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大背景。所謂“社會目標”，它常常是一種超越商業利益的價值追求。社會目標的內涵也許很復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利民”，或者說有益于社會。
對于這次刷卡手續費之爭，中消協有關負責人早有法律角度的價值判斷：刷卡消費是銀行與商家多年合作形成的一種消費模式，這種消費模式一經推出，即形成了銀行、商家與消費者之間的合同關系。商家單方面拒絕使用銀行卡，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選擇權，也違反了合同義務。如果商家拒絕使用銀行卡，廣大持卡消費者事實上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發卡銀行與商家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地方政府的介入無疑是分內之事，無論出于政治角度、道德角度還是法律角度，按說理由都是充分的、有力的。但為何會調停無效？不能武斷地認為政府無能或未盡職盡責，因為政府畢竟也要依法行政、照章辦事。如今我們這個社會所缺少的，也許恰恰是對企業狹義的依法經營之外的社會目標的價值導向體系(政治導向、道德導向等)和行為約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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