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 趙萍 北京報道

　　2004年5月23日清晨，一場意想不到的意外降臨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該機場2號機場E候機廳(簡稱2E)屋頂突然坍塌，事故造成包括兩名中國公民在內的4人不幸遇難，遇難者均是北京馬仕商貿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據該公司人士稱“兩名遇難者中其中一人上了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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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的5月3日，一場災禍降臨在巴基斯坦南部。

　　就在當地時間早上8：35分，一輛巴士載著至少12名中國工人前往距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500公里的一個港口——瓜達爾港上班。當巴士在停車場停車時，另一輛已經停在那里的轎車突然發生爆炸，造成巴士上的中國工程技術人員3死9傷。

　　“巴基斯坦”的愁云尚未散去，不幸又降臨到了“尼泊爾”。據新華社消息，當地時間5月15日中午，在尼泊爾承包蘇卡路工程的重慶對外建設總公司4名工程技術人員，乘坐旅游大巴在藍毗尼地區遭遇車禍，其中2人當場死亡，另2人受輕傷。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到境外投資、經商、務工……境外就業、務工人員的勞動保護和保險保障問題日益成為全球化時代的焦點問題，他們的保險保障現狀究竟如何呢？

　　境外務工風險不斷升級

　　據勞動保障局數據統計，2003年，我國滯留在境外的勞務人員人數在50萬人左右，包括境外務工人員和境外就業人員兩部分。

　　“中國的境外就業市場具有廣闊的前景，國家對此實行鼓勵政策。”勞動保障部國際交流服務中心副主任雷鵬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按照勞動保障部商務部的統計，截至2004年3月底，我國對外勞務合作累計完成營業額278億美元，合同額334億美元，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299.2萬人，派出地區以中東、日本、韓國等中亞地區為主。

　　據相關資料顯示，每年全球約有近1億流動就業人口。勞動力輸出對于一些經濟欠發達國家，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支柱產業。如勞動力輸出大國菲律賓，擁有6000多萬人口，其國外就業者累計多達500萬人，每年約80萬人，每年匯回外匯60億美元，相當于菲律賓全年貿易出口額的一半。

　　雷鵬說，失業是每個國家政府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境外就業成為拓展就業崗位的途徑之一，同時也是國家外匯創收的一個重要方式。

　　然而，隨著國際間政治風云與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幻，加之恐怖事件的蔓延，務工人員在境外所面臨的風險日趨復雜，綁架、車禍、海難、恐怖襲擊、勞工糾紛……各種問題接踵而來。

　　據日本東京都中央勞政所統計資料，2000年在東京務工的境外勞務人員勞動爭議發生件數為2234件，其中來自中國的務工人員多達28.4%。在所有的爭議中，不支付工資(占24%)、不當解雇(19%)以及其他工資糾紛、強迫退職、停止雇用等惡性爭議占了總數的50%以上。

　　新加坡是中國海外第一大勞務市場，但在2002年3月，由于勞動糾紛，新政府曾暫停引進中國建筑勞務。

　　2002年，在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卡塔爾、約旦、安哥拉等國發生十余起大規模勞務糾紛案，2003年群體性勞務糾紛案繼續上升，勞務糾紛已經成為國際勞務市場的重要問題。

　　罹禍原因不一而足，糾紛、遇難的事件時有發生，但事后能否得到相應的補償卻令人堪憂。

　　經過各方核實，5月3日在巴基斯坦遇險的12名中國工人，是我國援助巴方建設的天津中北港灣工程監理事務所的工程技術人員。巴政府已經對在此爆炸案中遇難的3名中國工程技術人員郝廣川、郭其紅和周學孟每人賠償2.5萬美元，對其余9名受傷人員共賠償7萬美元。

　　另外，該事務所分別于2003年、2004年在中國人保分批投保雇主責任險和人身意外傷害險，每人最高賠償限額為30萬人民幣。事件發生后的第五天，遇難人員家屬即得到了保險公司支付的每人30萬元的賠償金。

　　據最新報道，經尼泊爾警方調查后認定，旅游大巴對發生在尼泊爾的“5·１5事故”負有全部責任，事故處理小組正向該旅游大巴所屬的旅游公司索賠。

　　兩起事件中涉及的十幾名中國工程人員的遭遇是不幸的，幸運的是他們在事后得到了政府及相關機構的全力幫助，已經或有希望在第一時間獲得相應的賠償。然而，更多的中國勞工在境外正遭遇非常待遇，無法得到或得到微不足道的賠償。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輸入日本和韓國的“研修生”(在日韓務工的勞務人員的特定稱謂)在10萬人左右。這些打工的亞裔“研修生”，從事著初級、高危險、高強度的技術工種，“斷指”等殘疾事故屢屢發生。悲慘的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通過中介機構的交涉得到境外雇主的一定賠償，有的少得可憐，更多的則沒有。

　　追究原因，發現在很多國家都存在企業雇主根據國內和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隨時變更原有的賠償標準和支付辦法，缺乏國際法律的制約和管理。

　　同時，一些不法中介利用不正當手段騙取勞務至國外務工的現象也屢禁不止，致使各類勞務糾紛頻繁發生。

　　另外，還有大量的非法勞工，生活和工作更是毫無保障可言。據柬埔寨使館經商處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柬的中國勞務人員約7000人，但經柬政府有關部門辦理勞工許可的僅2000多人，其余均為非法務工。

　　慘痛的教訓發生在今年2月5日，在英格蘭西北部素有“魔鬼”海灘之稱的蘭開夏郡莫克姆海灣，由于漲潮，約30名“拾貝工人”被潮水包圍，其中19人喪生，另有數人失蹤，據警方掌握的線索顯示，他們都是來自中國的非法勞工。

　　隔靴搔癢的國際間協議

　　不幸的發生，既有偶然性，也存在必然性。

　　對此，雷鵬指出，雖然經歷了那么多觸目驚心的災難，但目前我國境外務工人員的自我保護意識仍然十分薄弱。

　　“不與發達國家比，即使與那些綜合經濟比我們低的國家相比，我國的保險理念也是十分薄弱的，這跟我們長期計劃經濟的施行有直接關系。”中國保監會副主席李克穆在中國經濟高峰會上發表演講時頗有感慨地說。

　　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對外開放，我國公民到境外打工的人數逐年增加。但同時，各種遇難、遇險、糾紛等事件的頻繁發生也引起了公眾及相關職能部門的高度重視。

　　據雷介紹，由于各國法律和法規規范中，關于社會保險的設立、參加、支付等都存在很大差異，特別是有關工傷事故中“因工”的界定、處理規則以及賠償金標準等都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遠。

　　目前我國尚沒有針對境外就業和外派勞務人員，關于因工傷亡預防和處理的專門性、操作性強的法律和法規。那么，如果我國境外就業人員和外派勞務人員患病或發生因工傷亡事故，一般是根據就業人員與境外雇主簽訂的勞動合同，以及外派勞務企業與境外雇主簽訂的勞務合作協議的約定進行處理，出現工傷事故則只能遵循就業所在國的法律法規辦理。

　　同我國的情況相似，迄今為止，國際間或國際勞工組織，也尚無關于外派勞務工傷亡事故處理、操作性較強的國際公約、協定、原則或規范。雷稱，雖然，國際勞工組織已分別于1949年和1975年通過了《移民就業公約(第97號公約)》和《移民工人建議書(第151號建議書)》，但它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公約批準國有義務采取行動，在社會保障方面，對外來務工人員實行不比本國公民更為不利的待遇。

　　針對這些情況，2002年2月18日，我國與德國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社會保險協定》。次年，又與韓國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互免養老保險費臨時措施協議》。

　　由于這兩個國家都是強制保險國家，嚴格要求任何形式的務工者都要參加社會保險。為了確保兩國駐外人員在參加社會保險的前提下，避免重復承擔締約國法律規定參加社會保險的義務，才有了兩個協議的誕生。

　　但根據兩個協議的規定，在中德協議范圍內，目前只涉及養老和失業保險，中韓協議只涉及養老保險，而備受關心的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卻不在協議范圍內，不免讓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據勞動保障部某人士透露，其他保險項目也將陸續通過談判的形式與各國協商解決。

　　“因此，作為派遣主管部門和機構，完善出境就業人員及外派勞務人員，與境外雇主和接受勞務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和勞務合作協議，是預防和處理工傷事故、職業病，保護境外打工者的合法權益的前提和基礎。”雷說，“一旦出現事故，如何依照勞動合同、按該國相關法律法規辦理和操作，相當復雜也至關重要，因此出國打工者必須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雷鵬表示，在現有的政策條件及國際環境下，政府職能部門能夠做到：一方面提醒有關部門和機構在輸出勞動力時，必須考慮輸入國能否保證外來工人的勞動條件和權益，同時呼吁接受國，要根據國際法和有關國際公約，保護外來勞動力的合法權益和基本人權。

　　另一方面，規范市場秩序，加強境外就業中介機構管理，禁止非法勞工輸出操作，同時加強勞動合同的規范和管理。

　　中介的關鍵作用

　　回溯歷史，我國最早的境外務工形式始于國際間大型項目建設合作中的勞務派遣，目前獲得商務部審批的勞務輸出資格的企業共計1200余家，他們主要由國有大型建設施工單位組成，在承接境外工程項目的同時進行勞務人員的對外輸出。

　　2002年，境外就業的概念誕生。

　　為了給規范對外勞務輸出境外就業市場的以良好的秩序，勞動保障部、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于2002年5月14日發布的《境外就業中介管理規定》，并對相關部門和中介機構進行了治理整頓。從2002年12月，勞動保障部批準了第一家中介機構開始，截止到今年5月10日，勞動保障部共審核、批準了256家有資格開展境外就業中介活動的中介機構。

　　《境外就業中介管理規定》中明確，境外就業中介機構依法協助、指導境外就業人員同境外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并對勞動合同內容進行確認，勞動合同內容包括勞動條件、社會保險、勞動保護等條件。

　　業內人士透露，目前獲得境外就業資質的中介機構中，已經實質性地開展境外就業的尚不足1／3，其他的大部分仍停留在項目洽談階段。

　　金吉列出入境咨詢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宮小平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說，在維護境外務工者的權益方面，中介機構要完成的兩項最關鍵性的職責在于，首先透徹地了解接受勞務國的經濟形勢、勞動法律法規，了解雇主企業的規模、資質、用工制度、福利待遇等情況；其次，如果決定前往，中介機構就要幫助務工者履行正式合法的手續，簽訂勞動合同或勞務協議，其中包含：工種、工時、工作條件、待遇、福利和保險等。

　　據宮小平介紹，通常業界將境外務工者分為三種：一種是通過專業中介機構牽線搭橋的境外就業人員，多為IT技術人員、醫生、護士，也有下崗失業人員、餐飲服務員等；第二種是國內企業承包境外大型工程項目的外派勞務人員，除了工程技術人員外，比較多的是初級技術工人；還有一種形式的務工者，并非通過正規途徑、沒有派入國政府勞工管理機構發放的“工作許可證”或通常所說的“務工證”，屬于非法勞務人員。

　　而任何國家的法律都不會保護非法勞務人員，因此他們的權益幾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障，有些雇主還會利用這個弱點，賺取廉價勞動力，絕大多數非法勞務人員的工資只有當地員工工資的一半。

　　拾貝者海灘遇難后，關于他們受到“黑工頭”虐待的諸般情形被曝光。但據英國《衛報》日前報道，“中國20余名拾貝者在英國莫克姆灣海灘漲潮慘案中死亡的事件過去兩個月后，180名中國移民又肩扛拾貝工具抵達海灘拾貝。”

　　宮小平說，境外就業者，一般通過中介機構與境外雇主簽訂勞動合同，明確雙方權利義務關系。如果出現工傷事故或勞務糾紛，正規的中介機構都會出面與雇主交涉，而且成功率較高。外派勞務人員，則通常由外派勞務企業與境外雇主簽訂的勞務合作協議。在瓜達爾港口事件中遇險的12人，就屬于外派勞務人員，他們權益的保障主要由中方派出企業承擔。

　　“在我看來，醫療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是最關鍵的，直接關系到境外務工人員的切身安危，所以我們會在與雇主簽訂協議前首先明確這兩個要素。”宮說。

　　不久前，宮小平剛剛承接了輸出勞務人員參與雅典奧運臨時場館建設的項目，因為工期僅有短短4個月時間，宮小平就為參與這個項目的所有境外務工人員投保了國內某大型保險公司的團體人身意外險和團體醫療保險。

　　商業保險的補充

　　在最近發生的這次“瓜達爾爆炸案”中，3名死難的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因為在商業保險公司投保而獲賠90萬元。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公司團險營銷管理部總經理降彩石告訴記者，上述企業--天津中北港灣工程監理事務所已經連續投保數年，此次涉及的雇主責任險和人身意外險只是整個工程保險中的一部分。

　　降建議，作為風險防范和保險補充的措施之一，在當地國家沒有相關的強制性社會保險規定時，境外務工者個人或其所屬機構應當考慮在我國國內的商業保險機構投保雇主責任險，或人身意外傷害保險，以轉嫁企業風險，保障雇員的合法權益。尤其雇主應當主動擔當起風險管理的職能，不能將風險管理的責任推在勞務者身上。實踐證明，由于受到時間、精力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勞務者自我管理，最終結果往往是“不管理”。

　　目前，我國商業保險公司為中國外派勞務人員提供的保險產品包括：“雇主責任險”、“出境人員意外傷害險”和“境外緊急救援意外傷害保險“等險種。在這些保險產品中，雇主責任險的投保量稍大，但總體的投保量并不大。可見，境外就業人員和外派勞務人員的自我保護意識非常薄弱，企業的風險責任意識也不強。

　　據降彩石介紹，責任險本身具有很強的社會管理職能。近年來，責任險的市場需求日趨旺盛，市場空間凸現，很多政府職能部門已經或正在通過立法或部門規章的形式實行強制責任險，以轉嫁在正常工作過程中，因職務職責引發的風險，如煤礦、醫師、律師等執業責任保險。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戴鳳舉曾提出建議，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煤礦的安全生產問題，在采取其他措施的同時，還應把煤礦雇主責任保險作為一項強制性的保險業務開辦和推廣。

　　但是，也有業內人士分析，責任險因利潤率不高及其可能承擔責任的期限較長，很多保險公司對此積極性不高，因此目前的推廣不容樂觀。

　　看來民間機構職能的發揮依然有很多力不從心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