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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武俊
沸沸揚揚的西安寶馬彩票案終于真相大白，目前該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依筆者之見，在司法介入的同時還要重視解決彩票立法嚴重滯后的問題，假如不盡快將彩票立法提上議事日程，不盡快出臺權威的彩票法，那么類似的寶馬彩票案還完全可能在其他地方層出不窮，防不勝防。
按照西方人的說法，博彩乃是一種受上帝之手操縱的另類經濟游戲，所謂中彩就是指彩民擲出的骰子必須與上帝手中的骰子相符才算被幸運之神寵幸。毋庸置疑，彩票這種“輸遠大于贏”的游戲能帶給人們一種誘惑、一種期待和一種樂趣，彩民在受“上帝之手”操縱的彩票面前一律平等，這或許正是彩票獨特的魅力所在。此外，博彩也是調節財富分配的重要方式。
彩票是利用人們希冀僥幸致富的心理籌集社會閑散資金并用于社會公益事業的一種特殊金融憑證，有“微笑的納稅女神”和“無痛的稅收”之稱。但如果缺乏必要的規制，博彩業也極可能蛻變為變相的賭博。因而，彩票業要實現良性發展就應當趨利避害和興利除弊，走可持續性發展之路。
彩票這種市場潛力難以估量的博弈游戲亟需制定剛性的游戲規則，制定彩票法的工作應當盡快提上立法機關的議事日程，將彩票業的發展真正納入法治化的良性軌道。俗話講，名正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事實上，官方早已認可并支持的彩票卻迄今仍未取得法律意義上的“身份證”。當然，彩票立法要解決的不僅僅是彩票的“法律身份”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彩票業可持續性發展的法律保障問題。
彩票發行迄今已十多年，目前只是出臺了一些零散的規章和文件。近年來河南、海南、廣東等地頗為猖獗的“私彩”現象，今年4月底發生的情節性質極其惡劣的湖北“體彩”事件，廣東沿海地區甚至出現被黑社會勢力控制的非法彩票“黑市”，以及形形色色的彩票官司，其實都與彩票立法的嚴重滯后有著相當的內在關聯，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為彩票立法滯后付出的必要代價。
具體而言，彩票法應當明確規定法律原則上只支持、鼓勵和保護具有社會公益性的“公彩”，對以中飽私囊為目的的營利性的“私彩”應當予以禁止和取締。
彩票法應當對彩票發行的主體、彩票市場的管理、資金的分配及使用、彩民的權利及義務等等作出明確界定；鑒于彩民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不少未成年人，為避免彩票對未成年人成長產生的負面效應，彩票法還應規定彩票原則上不應向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售。
此外，為確保彩票市場的公正性和安全性，有必要將彩票的開獎列為法定公證的內容，亦即任何彩票的開獎均需經法定的公證程序認可方為合法有效，未經公證的彩票開獎結果一律視為無效。事實上，大多數公眾之所以對“公彩”情有獨鐘，主要就是因為“公彩”信譽度高，其開獎結果通常是經公證而具有國家證明力和公信力的緣故。將彩票開獎納入法定公證的范疇，無疑是對誠信不足、充斥欺詐、缺乏公信力的非法“私彩”的致命一擊。信用是維系彩票業生存和發展的命脈，而這種信用是離不開法律的支持和保障的。
其次，政府監管制度的缺席和監管力度的疲軟也是導致“私彩”泛濫、彩票市場秩序紊亂的重要因素之一。實踐證明，加強彩票市場的監督和管理是彩票業興利除弊的應有之義和必要舉措。
依筆者之見，規范彩票市場秩序和嚴厲打擊非法私彩活動應當是當前整治市場經濟秩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政府要像對股市監管一樣重視加強對彩票市場的監管力度。建議政府成立類似于“中國證監委”的超脫于部門利益的專門監管機構“中國彩票監督管理委員會”，并制定一系列權威性的監管規則，使彩票市場的監管專門化、制度化和常規化。
(作者單位：司法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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