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工行業所控制的巨額資本和滾滾而來的現金流，引導著企業家們為此赴湯蹈火。

　　民企進入重化工將使中國的投資格局發生巨大變化，并從根本上奠定市場經濟的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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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基礎。

　　重化工投資格局重塑

　　當摩根買下卡內基鋼鐵公司時，他寫信給卡內基：“恭喜您成為現今世界上最有錢的人。”這個故事，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已經到來的重化工時代必將充滿誘惑。

　　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許不知道這個故事，但商人的嗅覺已經聞到了金錢的芳香：重化工行業所控制的大量現金和巨額的資本，以及由此帶來的穩定的、長期的、高額的利潤，正是自己汲汲追逐的夢想。

　　國家統計局的資料，理性地注釋了民企進軍重化工的緣由：2003年，工業利潤向重化工業和電子行業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1—11月份石油、汽車、電力、冶金、電子、化工等六大行業實現利潤總額3914.1億元，占整個工業利潤總額的54%。對工業利潤增長貢獻最大的行業也被這六大行業所包攬，新增利潤均超過百億元。

　　今年前兩個月，利潤集中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實現利潤增幅最高的五個行業是：黑色金屬礦采選業增長6.7倍；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增長4.7倍；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增長3.1倍；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長1.2倍；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增長1.2倍。而新增利潤最多的五個行業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以上五個行業共新增利潤238.9億元，占整個工業新增利潤的60%。

　　利潤驅動資本

　　重化工的高利潤，無疑是需求大于供給的結果。在重化工時代以前，國內需求集中在“衣、食”方面，眾多的民企進入這些行業，通過競爭，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為民眾提供豐富的食物、衣服和家電。由于競爭充分，最終企業利潤下降，消費者獲得利益。進入重化工時代，國民的需求開始集中在“住、行”方面，而此時，中國大多數重化工企業仍然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民企被禁止或被有條件地限制進入這些行業，不充分的競爭與民眾強大需求的猛烈撞擊，造成了供給不足和一部分壟斷企業的利潤高企。

　　在國資委的控制下，中央“航母”主宰了中國市場的最上游：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集團壟斷了國內的原油和成品油市場；中鋁集團和中國五礦集團壟斷了鋁礦和氧化鋁的生產；五大通訊集團掌握著龐大的通訊市場……

　　壟斷必然產生異乎尋常的高利潤。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就曾指責氧化鋁的利潤高達300%。按照劉氏的成本計算，每噸氧化鋁的成本為1000多元。而最新的消息稱，目前國內市場的氧化鋁已高達4300元人民幣／噸，進口氧化鋁到岸價為510美元／噸，港口交貨價為5300元人民幣／噸。令人驚訝的是，直到2002年底，氧化鋁的價格還在1300元(150美元)／噸左右。

　　短短時間內，氧化鋁的價格何以如此天翻地覆？據業內人士介紹，在鋁業生產鏈條中，下游的鋁制品市場化程度最高，基本沒有進入門檻；中游的電解鋁行業目前共有140多家企業，民資占半壁江山；但在上游的氧化鋁行業，全國則只此一家——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鋁業)——別無分店。

　　而這家分店的生產能力，據中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郭聲錕稱，今年氧化鋁產量為650萬噸。這個數目與全國1280萬噸的需求相比，還有630萬噸的缺口。同時，由于國內氧化鋁進口實行登記證制度，氧化鋁一般進口權由中國五礦進出口公司和中鋁擁有，氧化鋁進口渠道也十分有限。

　　兩家國企的行業壟斷，使鋁廠不得不用高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從這兩家公司手中購買原料，國外的氧化鋁供應商也趁機在這個沒有規則的市場上大賺其錢，直接造成了國內電解鋁企業大規模的經濟損失，比如國內電解鋁大省——河南——2002年因氧化鋁漲價，損失了近20億元。

　　面對氧化鋁不斷飛升的價格，劉永行認為：“需要引入競爭抹平它。”

　　劉永行的底氣來自十六屆三中全會所做的《決定》：“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盯住壟斷，看它將要放松時，插進去，”劉永行說，“民營資本進入重工業，相對于國有企業，特點是用國企一半的時間、一半的投入就可完成同樣的事情。”

　　自信催促劉永行介入重化工。在劉永行頭腦中，自己的事業是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從最下游的飼料，上溯到電熱聯產、賴氨酸、鋁電復合，最終進入產業鏈的上游氧化鋁。

　　在這條產業鏈上，越往上利潤就越豐富。據劉永行介紹，雖然號稱“中國飼料大王”，東方希望飼料業每年的銷售額也不過30多個億。進入鋁電復合環節后，按計劃，僅兩家鋁廠到2008年就有115萬噸的產量，如果按現在1萬6千元的價格，就是接近200億的產值。他占有51%股份的河南三門峽氧化鋁項目，按年產105萬噸、現在每噸4300元計算，年產值也近50個億。

　　其中，處于產業鏈最下端的飼料業，由于市場化程度極高，單體利潤率不斷下降，毛利潤僅為10%左右；電解鋁行業平均毛利率是18%；賴氨酸的毛利率是53%；到氧化鋁，則上漲到300%。

　　像劉永行這樣，順藤摸瓜，涉足上游重化工行業的民企并不是少數。

　　在草根經濟發達的浙江，成立于1994年的蕭山“恒逸化纖”，最初的主營業務只是外購化纖絲，然后織成化纖布出售。由于當地紡織業快速發展，其原料化纖絲十分緊缺。面對這種情況，1999年恒逸作出決定：投資4.5億元興建17萬噸聚酯熔體直紡項目，制造化纖絲。

　　這在當時是一個極為大膽的決定。因為當年有關部門為了抑制聚酯企業的過熱，特地發出通知：凡聚酯建設項目，不分規模大小、資金來源，一律按項目性質分別報國家有關部門審批，重大項目報國務院審批。任何地區、部門均不得審批聚酯建設項目，所有銀行均不得為其提供貸款。知道即使上報也“不會批下來”，恒逸便以生產農用薄膜為由申請了設備指標，自行投資。

　　2001年，一期聚酯項目建成投產，恒逸集團也因此獲利匪淺。銷售收入方面，2000年為8.1億元，而2001年達到15.2億元，同比增長87%；利潤總額方面，2000年為5000萬元，2001年達到9800萬元，同比增長96%。

　　2003年，“恒逸化纖”又看上了利潤和規模更大的上游行業——PTA(精對苯二甲酸)，計劃在寧波投資建設。

　　但像氧化鋁一樣，PTA也被壟斷在少數國有大企業手中。據了解，目前，我國PTA生產主要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的旗下企業，他們的PTA幾乎占到國產PTA的70%，另外30%則由合資的廈門翔鷺和獨資的珠海BP-阿莫科等企業生產。而有消息稱，截至目前，民企及非兩大集團的國有聚酯企業(PTA的下游，包括滌綸)，沒有一家正式獲得PTA生產許可。

　　“浙江恒逸試圖上馬PTA、劉永行進入氧化鋁，既是為了從國企的壟斷高額利潤中分一杯羹，也是為了規避原料價格波動帶來的經營風險。”業內人士分析說，國家嚴格的審批制度，不僅讓民企的長期戰略難以實施，也造成了產業鏈發展的失衡。

　　事實上，展開中國的經濟版圖，我們發現這種失衡并不少見。在大多數行業，產業下游已經高度市場化，在最接近百姓需求的行業中，民企的比例幾乎高達100%；在產業的中游，一般情況是國企和民企并存；但到了產業的最上游(大部分是重化工業)，則幾乎全被國有大型企業所控制。也就是說，進入重化工時代，民企要想獲得高額利潤，就必須向上游挺進。畢竟，利潤是指點企業家的“圣經”，追逐利潤是資本與生俱來的天性。

　　民企遭遇阻礙

　　民企進軍重化工的熱潮，引發了政府的擔心。不久前，發改委宣布，原則上不再批準新建鋼鐵聯合企業和獨立煉鐵廠、煉鋼廠，確有必要的，必須按照規定的準入條件，經過充分論證和綜合平衡后報國務院審批。

　　發改委同時規定，除淘汰自焙槽生產能力置換項目和環保改造項目外，原則上不再審批擴大電解鋁生產能力的建設項目。

　　而目前正在制定的《鋼鐵產業發展政策》，也充滿了對民企的不利條件。參與該政策制定的冶金工業信息標準研究院院長楊德澤表示，該產業政策原來計劃從總體上限制規模，對百萬噸級以下的小項目叫停，但現在改變為“原則上不再新批項目”，并由各地投資管理、外貿、環保、土地、銀行等部門多頭堵截，其中主要是在信貸方面予以限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士透露，產業政策的積極推動者主要是一些政府官員和國有大型鋼鐵企業。武漢鋼鐵公司總經理劉本仁表示，中國鋼鐵業的問題在于產品結構，產業政策主要會對那些依賴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產生影響，對于武鋼這樣的大型國有企業影響不大。

　　“這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佐軍認為，總量控制應由市場來完成，當產品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價格下降，供求就會趨于均衡。如果由政府進行總量控制，由于政府掌握信息有限、不承擔虧損責任，常常會損害市場機制和企業經營自主權，結果是弊大于利。政府的產業政策，應該從企業的技術標準、生產規模、環保要求、結構布局進行調控，而沒有必要進行總量控制，“中國需要多少鋼”的問題應由市場說了算。

　　事實上，政府對總量的控制已在某些領域暴露出弊端。2003年中國出現的電荒，就是政府相關部門決策失誤所造成的。在1995—1998年，中國實現了發電增長1億千瓦的世界最快速度，而1998年實際電力需求增長僅為1%。在這個基礎上，政府做出了“電力供應短缺宣告結束，出現電力工業相對過剩”的判斷。1998年，政府開始通過審批權來限制電力投資。業內人士直言：“五年沒有審批燃煤新電廠，由于計劃部門的失誤，造成我國大部分地區缺電，給國民經濟造成巨額損失。”

　　前車之鑒的陰云尚未散去，發改委新的限制競爭的措施再次出臺。2月19日，國家發改委網站上發布了《電力建設項目公告》。公告中的一句話耐人尋味：“請發電設備制造企業，各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各級電網企業，按國家規劃電站項目安排有關工作，優先保證國家規劃內項目的正常開展。”

　　“你可以看看發改委批準的電源項目，投資主體最多的就是五大發電集團，其次是地方政府資本，然后是外資，民營資本一個也沒有。”南京一個申請電廠兩年而不得的民營企業說。

　　對限制民企進入的做法，發改委能源局電力處梁波強調，集中開工帶來的必然是集中投產，會在幾年內形成新的暫時的富余狀況，大起大落損害的是所有市場主體的利益。

　　重化工需要產業集中，但是，“產業聚集不能通過行政手段進行，而要通過市場競爭形成。”李佐軍說。改革的經驗也證明，一旦政府的計劃失誤，所造成的浪費更大、損失更重。而在一個由供需關系決定的市場中，單一企業的失誤更易于糾正。

　　除了對總量的控制，政府在重化工行業中的計劃經濟思維，還突出表現在“價格控制”上。其典型莫過于行政定價造成的電煤價格死結。

　　我國煤炭市場在1993年放開后，因為計劃電煤的存在，長期存在著兩套價格體系，一套是電煤價格，一套是其他行業用煤的市場價格。在電煤方面，又存在著計劃內電煤價格和計劃外電煤價格兩種。和其他行業用煤價格相比，電煤價格最低。有業內人士甚至計算出，在1993年放開煤炭價格以來的11年間，煤炭行業遭受的經濟損失高達328億元。

　　正是這種不滿情緒的積聚，讓2003年度的電煤訂貨會不歡而散：電力2003年安排的統配煤(及國家計劃安排的購煤)合同在2.6億噸左右，而直至會議閉幕，也只簽訂了近40%，即9200萬噸。于是，“存煤告急、停機待煤”的現象在河南、湖南的電廠屢屢上演，煤電不足成為2003年各地拉閘限電的主要理由。

　　“除了政府宏觀規劃的不合理外，價格控制也是導致去年電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目前的煤、電是一個畸形的價格體系，一方面是已經市場化的煤價，隨時處在變動中；另一個終端卻是由政府嚴格監管的電價，輕易動不得。

　　“這是中國目前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大談市場經濟的今天，只有產業中、下游實現了市場化，而在與國民經濟關系最緊密的上游產業——重化工業——中，還實行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經濟學者說。

　　重化工業的計劃經濟思維，最終在事實上造成了一個不允許私人企業從事的行業表。這些行業包括電信業、鐵路、航空、航天工業及其他行業。在這些行業之外，私人企業被限制從事某些行業，包括汽車制造、電子設備等。

　　李書福在生產轎車4年后，才拿到了生產許可證的故事，已經成為民企版的“夸父追日”。

　　1996年，李書福用玻璃鋼造出了自己的“奔馳”；為了拿到生產許可證，1997年，吉利投資幾千萬，與一家國企合資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車有限公司”；2001年7月，吉利又拿出2400萬元，與江南機器廠合資成立了江南吉利汽車公司。

　　但即便是這樣，民企造汽車仍然“被人當成犯罪一樣，好像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李書福說，“1998年，第一批車下線，我搞了一個下線儀式，親自去請了一些官員，結果除了浙江省的陳副省長來了外，其他官員一個也沒有來，他們都害怕，認為我們是在犯罪。”

　　1999年，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視察吉利的時候，李書福曾要求：“請允許民營企業大膽嘗試，允許民營企業家做轎車夢，大眾在上海的投資累計46億，而我只需要26億就可以造很好的轎車，幾十億的投資我們不要國家一分錢，不向銀行貸一分錢，一切資金民營企業自負。”

　　可是，為民企造汽車開綠燈，當時還沒有這個先例。面對重重障礙，李書福喊得最多的是“中國人自己出錢怎么就不能造汽車了呢”？

　　“這種壟斷的后果極為可怕。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已經失去了發展國有品牌轎車的最好時機。”業內人士認為，正是由于轎車行業由國企壟斷，沒有民企參與競爭，最終導致了國有轎車行業的羸弱。兩個很好的佐證是，國有品牌普遍認知度不高，中國汽車市場90%的份額被跨國公司蠶食；另一方面，李書福進入汽車業后，到現在共三年的時間，再也沒有另一家民營企業拿到轎車生產目錄。

　　和轎車一樣，房地產也是重化工時代居民消費的最終產品。在房地產行業，盡管表面競爭激烈，但在激烈競爭的表象下的，卻是事實上的不充分競爭。

　　業內人士以北京為例，盡管SOHO中國、萬通、今典等為代表的民企十分活躍，但京城地產界真正的巨無霸，卻是以北京城市建設開發總公司、北京住宅建設開發總公司等為代表的國營房地產公司。他們以自身的國有背景，幫助政府完成了很多危改項目，政府因此在土地資源上對其多有優待作為回報，最后形成了令其他發展商艷羨的土地儲備。由于便宜的土地獲得方式，國營房地產公司獲得巨大收益，并因此在北京的房地產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從某種程度上左右京城房地產業的走勢，也使其有更強大的與政府談判能力。

　　今年北京新出臺的4號令，雖然堵住了33號文留下的4個協議出讓土地的口子，全部改為通過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在土地交易市場公開進行。“但實際上，前一段時間(33號文以后)北京市通過協議出讓的面積多達1億平方米，同時出現大量腐敗。”業內人士指出，北京較好地段的土地大多名花有主。

　　為了找到土地，陽光100不得不在地產網站上大做廣告。該公司常務副總經理范小沖表示，發布廣告尋地是一個無奈之舉，因為此前公司花費兩年時間都沒找到合適的土地。“政府手中也沒有土地，我們找政府也沒什么用，”范小沖說。北京大多數土地都被有各種關系的企業私下通過協議出讓的方式拿走了，而起源于外地的陽光100雖已將總部搬到北京，但公司業務專注于開發、蓋房，“拿地不是我們的長處。”范小沖說，公司內部甚至沒有設置其他大多數房地產公司都有的專門負責拿地的人員。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土地，陽光100開發的節奏被大大延緩。

　　“相關部門對民企進入重化工的限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放棄壟斷。”一位關注中國經濟的學者認為，壟斷和行政干預造成的高額利潤，最終將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并以犧牲整個重化工業的前進活力為最終代價。

　　“我國的產業行政壟斷造成了極高的制度成本，無論從效率角度還是從公平出發，打破產業的行政壟斷是非常必要的。”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劉志彪說。

　　民企推動前進

　　其實，回顧國企與民企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進退”，也許有助于我們理解民企進入重化工的深層次意義。

　　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只擁有一種企業：國有企業(包括集體企業)。通過對企業產權的完全控制，政府左右了國家的經濟生活。

　　但國企與生俱來的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的弊病，注定不能完成中國富裕、強大的歷史使命：從1957年起，中國人均收入和消費已停滯。1978年，占總人口數28%的2億7千萬人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3.6平方米，大大低于1952年平均4.3平方米的水平。消費品嚴重短缺，從主食品、副食品到日用必需品，如布料、燃料、鞋子、肥皂、火柴、衛生紙等，都是憑票、憑證定額分配。

　　濫觴于1978年的改革，則是民企不斷沖破限制、與國企進行競爭，并最終極大豐富了民眾生活的過程：有資料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新增產值的70%左右是由民間投資創造的。目前我國的食品、造紙和印刷行業產值的70%以上，服裝、皮革、文體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屬制品行業產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業產值的90%以上，都是由民間投資創造的。我國目前出口的許多大宗商品，如服裝、玩具、工藝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及一些高新技術產品等，基本上也是由民間投資生產的。

　　“截至2000年底，我國資產性財產總量已達到38萬億元，其中私有財產達到了57%。”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介紹說。

　　民間力量一旦激發，其迸發的活力就不容人小覷；劉氏三兄弟、魯冠球、郭廣昌、王傳福等民營企業家的形象，已成為昭示中國改革開放成果的大旗。

　　然而，進入重化工時代，能否讓民企進入牽涉到國計民生甚至是國家安全的戰略行業？一位業界人士分析，民企的競爭力和效率遠超國企，在上游工業的競爭可能會導致這些大型國企的衰落，遺留問題會相當棘手。另外一個問題是重化工業的上游已經觸及了國家資源，這些資源應該怎樣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被這些民企掌握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這兩個原因，可能是導致發改委多次出臺政策，限制民企進入重化工行業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這個困擾著中國政府的問題，也曾在幾十年前困擾過西方發達國家。

　　20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經濟的大蕭條使西方政府的地位逐步上升，并將其領域一步步延伸到曾屬于市場的領域。支撐這一做法的信念是：市場導致了無節制、隨時可能會失靈、有太多的需求和服務市場無法提供等等。在英、法、意等國家，電力、石油、通訊等企業被收歸國有(美國采用了經濟管制的方法)，其最終目的是確保政府控制國民經濟的戰略部門——重要的工業和企業。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曾經在經濟舞臺上光芒四射的國有企業漸漸暗淡。協調變成了笨拙的控制；資源配置變成了扭曲；政治干預變成了國有企業的慢性病。它們僵化，效率低下，由于在國內市場享有壟斷地位或是對某種基本資源享有專有使用權，它們不必進行創新，也不必對來自消費者的信息作出反饋。

　　1979年，撒切爾夫人宣稱：“英國經濟最大的兩個問題是壟斷的國有化企業和壟斷的工會。”撒切爾夫人的宣戰，拉開了西方國家對掌握國家資源的國有企業改革的序幕。

　　1982和1983年，英國政府出售了自己持有的北海石油和天然氣的股票，1984年又向公眾出售了超過50%的英國電訊股票，隨后進行改革的還有英國煤氣公司、英國宇航公司和英國鋼鐵公司等。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英國也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況(非常類似于今天的中國)。例如，如果把像石油這樣的“戰略”資產私有化，如何才能確保它們不落到外國人的手中呢？英國提出了“黃金股份”——“一種在私有化之后將由政府持有、并使政府能夠阻止公司的控制權落到不適當的人手中的特別股份。”

　　撒切爾的強硬也帶來了改革的陣痛。在改造國企的一段時期內，英國的失業率保持著上升的趨勢。但事實證明，失業的增加是暫時的。到了90年代末，英國的失業率比歐洲大陸低得多。

　　“政府并不比市場知道得更多。”撒切爾夫人認為：“政府的任務，首先是保持健康的財政；其次，是確立適當的法律基礎，使企業、商業、服務業和政府都能繁榮興旺；第三是國防和教育。第四是提供機會；第五是安全網。”

　　“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世界各國的教訓都以無可爭辯的事實揭示出，政府過多地干預，常常扼殺民間非凡的創造力，使得經濟沒有效率和活力。”吳敬璉的這番話，可以看作是對“國退民進”理由的最佳闡釋。尤其是，當我們已經看到民企在輕小集加領域的活力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益處后，我們還有什么理由，阻制民企進入重化工并創造更多的財富呢？

　　變革正在進行

　　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在重化工時代，民企發現了自己新的樂土。“民企進入重化工，最終將帶來投資格局的巨大變化。”業內人士分析，隨著重化工階段的深入，中國重化工行業目前的以國企主導、股份制為輔、民企邊緣化的情況，將逐漸演變為以股份制為主的大企業主導的情形。

　　有幸的是，我們正成為這種演變的見證人。

　　政府方面，1997年起，許多省市相繼宣布“今后不再搞國有獨資企業”。2000年，重慶市首先宣布：在工業領域不再新辦國有獨資企業，轉而大力發展以私營企業為主的非公有制工業企業。一周以后，北京市宣布，從當年起北京市工業系統將不再批準建立國有獨資公司。為保證國有資本有效退出，北京市指出，國有資本原則上以相對控股為主，特殊情況需絕對控股的，控股份額不得超過51%。

　　在四大直轄市帶動下，山東、吉林、遼寧等省當年也發表不再搞國有獨資和已有國資限期退出的聲明，而這些省份有不少是傳統大中型國企密集的重工業區。

　　國企方面，國資委于2003年11月底召開“并購重組國際高峰論壇”，遍邀國內外大型企業、投資銀行、中介機構以及專家學者，以主動且明確的姿態宣布了“中央企業退出”的決心：“我們歡迎外國資本和中國民營資本參與中國國有企業的改組、重組，推動中國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我們相信，參與并購重組的各方，從投資者到中介機構，一定會從中獲得相應的收益。”

　　民企方面，2003年儼然已成為民企的“進軍重化工元年”。即使是政府限制，也不能消除民企對重化工的熱情。有資料表明，今年前兩個月的固定投資增長高達53%。而國家意圖控制的一些行業，增長速度更加迅猛，其中鋼鐵工業投資增長達到172.6%，建材行業增長137.4%。

　　如今，民企對傳統重化工的全面介入，已對國企帶來嚴峻挑戰，而這種競爭局面必將推動我國重化工真正做大做強。我們不妨大膽推測，在未來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將會出現不少中國民企參股或控股的大企業。

　　“國有經濟要從一般競爭行業退出，只保留對極少數非由國家來支配不可的領域的控制。”經濟學家吳敬璉說，這是完成新一輪改革的關鍵所在，也是難點所在。

　　有資料表明，盡管“十六大”以來，尤其是新的國資監管體系建立以來，國家加大了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但從總體上看，國有經濟布局過寬、結構不合理的情況沒有根本改變。

　　據統計，在我國608個工業小類中，國企涉足604類，占99.3%，大中型國企涉足533類，占87.7%。從重要行業內部結構來看，國有經濟壟斷經營“一統天下”的現象依然嚴重，阻礙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其中，石油、石化、電力、汽車、冶金、鐵路系統的國有化程度仍分別為92.1%、96.3%、90.6%、72%、64.4%、83.1%，軍工、金融、民航通訊均占90%以上。

　　“事實上，國有經濟點多、面廣、線長、效率低的問題依然嚴重，有限的國有資本不能集中使用，大量的社會資本投資無門，使中國企業很難做大做強，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分析人士指出，2003年中國500強企業，主要是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其資產總規模、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僅為2003年世界500強的7.11%、6.12%、32%。利潤總額比重大，很大程度上是壟斷利潤。同時，這些企業的效率極為低下。即使是在2003年世界500強中排名最靠前的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簡稱中石油)，上百萬員工，創造的年收入也僅為448億美元；而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近10萬名員工，創造的收入卻高達1824億美元。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求的，必然是政府相關部門盡快給予民企與國企、外資一樣的國民待遇，讓民企成為重化工業中的“鯰魚”。在國企與民企的充分競爭中，只有最具競爭力的企業才能存活下來。就像今天的家電業一樣，正是因為極其激烈的競爭，才讓國內企業最終打敗了外企，不僅占領了國內大部分市場份額，還把中國品牌的家電賣到了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相關部門要徹底擺脫掉重化工行業中的計劃經濟思維。否則，在缺乏充分競爭的重化工業，國企將最終不敵外企的沖擊；而開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中國重化工業，其產生的巨額利潤，也最終將成為豢養外企的中國點心。

　　要強大中國的重化工，股份制改造是必經之途。我們不難想像，股份制主導的重化工時代，國企和民企可以運用資本的力量，在較短的時間內積聚巨額的資金，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同時，通過股份制改造，國企和民企將不再“一股獨大”，作為公眾企業，它們擁有更大的活力。當然，也只有在股份制主導的重化工時代，中國才會完全實現市場經濟，并日漸強大起來。

　　以中石油為例，該集團公司現有資本4500億元，其中持有中國石油股份公司90%的國有股股權，在保持絕對控股的前提下，如將持股比例降低10%，按目前市值可兌現金約500億元。以此按50%絕對控股，在國際市場上就可以收購一個市值為1000億元的中型石油公司。如將國有股持股比例由90%降到50%，按50%絕對控股則可以收購一個市值為4000億元的大型石油公司。通過股份制改造，中石油能夠大大增強資本控制規模和范圍，并與世界跨國巨頭一爭高下。

　　同時，股份制主導的重化工時代，還將讓普通民眾享受到經濟的結構性變革帶來的利益。撒切爾夫人曾熱情洋溢地設想英國國有企業改制后的情境：“那是一個人民擁有自己的住房和股票、并與社會利害攸關的國家，是一個人民有財富傳給下一代的國家。”抱負激勵了撒切爾夫人，同樣也將激勵中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