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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銀行登陸天津

東北振興冀望地方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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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發行復活玄機重重

社區銀行：在縮小的世界中尋求增長

　　本刊記者 李奇 陳晨星

　　地方政府和民營企業懷揣籌建銀行的可行性報告四處游說，新一輪地方辦銀行的熱情正在迸發。

　　銀行牌照成為稀缺資源，因此渤海銀行獲準設立刺激了金融界的神經，作為8年來首個獲準設立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渤海銀行進一步強化了地方辦銀行的沖動。渤海銀行是僅有的特例，還是一撥新辦銀行的起點？各方看法不一。

　　在事權和財權難以對等的情況下，地方銀行沖動具有明顯的合理性，地方政府有理由擁有地方金融發展的話語權，它們能如愿以償嗎？

　　地方政府負責振興一方經濟，渴望獲得更多金融支持；而監管部門致力于防范風險，政策取向上偏重金融穩定。各方博弈困擾政策制定者：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7年之后，金融業如何處理穩定與發展的關系？如何尋找二者之間的平衡？

　　各方游說辦銀行

　　今年全國“兩會”之后，中國銀監會監管二部的官員需要做一項重要而棘手的工作：答復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的關于辦銀行的議案和建議。

　　監管二部的監管對象是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有專門的市場準入處負責發放銀行牌照，雖然銀監會成立以來，他們還沒有正式發放一個商業銀行牌照——已獲準設立的渤海銀行正在籌建，牌照也尚未發放。

　　需要答復的提案中，包括一份名為《關于申請籌建“東北發展銀行”的報告》。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大連大楊集團董事長李桂蓮等10位民營企業家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聯名申請出資10億元人民幣，聯手日本、美國等跨國銀行，成立一家股份制民營銀行，支持東北振興。

　　這份報告希望東北發展銀行成為東北第一家由民營資本和國際資本入股的民營股份制商業銀行，立足大連、面向東北，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建設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據悉，已經向銀監會提交申請的還有重慶、西安等地籌建銀行的報告。不過，目前來看，銀監會不會給這些申請者帶來好消息。銀監會二部一位官員透露，渤海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特例”，銀監會對新辦銀行已經表態要審慎性準入。

　　今年2月9日，在全國金融工作會期間，銀監會忽然以新聞稿的形式宣稱，監管機構對新設股份制商業銀行法人機構實施審慎的準入措施，鼓勵民間資本和外資入股現有商業銀行。也就是在這份新聞稿中，銀監會透露渤海銀行已經獲準籌建。

　　監管部門表明了態度，但這并沒有打消地方政府和民營企業辦銀行的熱情，相反，他們從渤海銀行這個特例中看到了政策松動的跡象，因此各方加緊四處游說。

　　對政策游說者來說，一年一度的“兩會”是最好的講臺。中央領導參加分團討論時，地方代表或直接呼吁應該成立“西北開發銀行”、“東北振興銀行”，或間接暗示“我省近年來存款增長速度超過了貸款”——潛臺詞是金融對該省發展的支持不夠。

　　在公開場合，東北地區的地方大(資訊 行情 論壇)員們齊聲呼吁成立“東北振興銀行”，并且希望每省都有民營銀行安家落戶；在最南端的海南省，新任省長衛留成宣稱盡快復活“海南發展銀行”；在西部的四川，工商聯牽頭成立了四川民營銀行籌備領導小組；在東部的浙江，浙江商業銀行也將更換注冊地，從一家合資銀行改組為中資商業銀行。

　　而在此前，金融專家徐滇慶曾成立長城金融研究所。在他的張羅下，數十家民營企業躍躍欲試擬就五六家民營銀行籌建草案。

　　地方銀行為何沖動

　　對于新一輪地方銀行投資熱潮，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王大用的解釋是：“這次地方銀行‘沖動’的背景是去年開始，中國各地出現了自1992、1993年以來的又一個投資熱潮。”經濟擴張必然帶來金融的擴張政策，地方政府希望當地有更多銀行來積聚金融資源。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宋立則認為，地方銀行沖動來自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采取收縮戰略后，地方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需求多，供給少，愿意投資銀行的自然就多”。

　　工農中建四大行的分支機構曾經一直深入到中國的鄉鎮，但近年來，出于自身改革和管理最優化的考慮，四大行從基層撤離。宋立對《財經界》記者說：“四大行該不該撤？該撤！但四大行撤出之后，地方上沒有相應的中小銀行成長起來。中西部有些縣只剩下一個農業銀行，有些甚至連農業銀行也沒有了，只有信用社和郵政儲蓄。”

　　信用社只能滿足社員日常的簡單再生產，缺乏對開辦企業發展縣域經濟足夠的支持力度，而郵政儲蓄只存不貸，進一步加劇了地方資本的匱乏。“郵政儲蓄就像一個水泵，源源不斷地將地方資金吸進來，又存到中央銀行去了。”宋立說。

　　資料顯示，經濟欠發達地區往往成了資本凈流出地區：黑龍江省每年新增存款200億元左右，每年可新增貸款140億元，但當地企業只能貸出50億元左右；海南省2003年各項存款余額為1000億元左右，而各項貸款余額僅為800余億元。

　　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宋立分析說，原因是銀行資金的非市場性跨區域流動，四大國有銀行的分支機構不是獨立意義上的地方銀行，其貸款決策權有限，它們在當地吸收存款，資金卻是全國性流動。這種內部的資金非市場性劃撥容易造成一些地方金融資源分配失衡。

　　四大國有銀行主導金融資源分配的另一個惡果是，國有大銀行貸款傾向于“大客戶”，漠視中小企業，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多年難以解決。

　　徐滇慶在接受《財經界》采訪時說，中央三令五申，要求銀行加強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支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還為此專門設立了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辦事機構。但是，一年又一年，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依然沒有打通。目前，金融領域缺乏扎根于基層，為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

　　地方的金融權力

　　有專家指出，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銀行的作用功不可磨，像深圳發展銀行、浦發銀行(資訊 行情 論壇)等等，似乎造成一種這樣的現象：經濟發展，銀行先行。

　　地方發展經濟有巨大的金融需求，但是金融資源卻掌握在中央手里，這種不對稱造成了金融領域的扭曲狀態。

　　北京師范大學鐘偉教授對《財經界》說，中國在財政資源的分配上已經照顧到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但在金融領域，卻是中央垂直體系分配金融資源，最大問題是中央全國一盤棋，完全不考慮地方的需要。

　　在鐘偉看來，中央一方面將事權下放，地方不僅要發展經濟，而且還要承擔教育、就業、三農等多項政策任務，更要對維護地方穩定負責；另一方面將財權上收，地方可以掌控的金融資源匱乏。

　　實際上，中國的金融體系安排常常忽視地方的金融需求。宋立尖銳地指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中沒有一個地方代表的席位，中央銀行的大區分行長有時會列席會議，但是沒有投票權。這樣的貨幣政策怎么能反映地方的金融需求？而且，在中國一個城市下面一個區的金融監管人員是從北京‘派’出去的，他們考慮的是什么？是上面政策的完整性。他們能充分考慮地方的金融需求嗎？不考慮。”

　　宋立認為，地方政府當然希望辦銀行，因為這是地方的經濟權力，地方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但應該有發展金融機構的權力。

　　事權和財權不對等的結果是，地方政府要么不干事，要么搞亂收費等歪門邪道，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做出了“理性選擇”。“地方政府很聰明，只要是全國性銀行的分支機構，我盡可能地迫使你在地方多貸款，出了事反正有國家兜著。”鐘偉說。

　　地方政府希望控制金融資源，逐漸成長壯大的民營企業同樣對銀行業也虎視眈眈。徐滇慶當初搞民營銀行的研究試點，民營企業家異常踴躍。雖然到目前為止，民營企業家創辦商業銀行還僅限于民生銀行(資訊 行情 論壇)這一特例，但在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中，民營股東的身影已經有很多。

　　10個民營企業代表在其籌建東北發展銀行的報告中，這樣解釋進入銀行業的舉動：“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完全是抱著拳拳愛國之心參與金融業變革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工作。”

　　并非所有的企業家都是出于社會責任感而辦銀行。在鐘偉看來，民營企業進軍銀行通常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資金過剩，希望投資高端產業，從單純做產業轉向產融結合；一種是資金出現了困難，希望通過銀行來獲得穩定的現金流。

　　而中國加入世貿易組織的承諾之一是：中國銀行業將在2006年全面對外資開放。地方政府和民營企業都希望銀行業也能對內開放。在這個問題上，東北發展銀行發起人之一的李桂蓮話很有代表性，也很有說服力：“我們真的不希望等到2006年外資銀行進來后再從他們手里搶市場。我們希望也給我們這些民營資本一個機會。”

　　審慎性準入的背后

　　一方面是地方強烈的銀行沖動，但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對新批商業銀行不樂觀。

　　自1986年作為金融改革試點的交通銀行獲國務院批準成立，到1996年中國民生銀行開業，9年間中國成立了11家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此后，為了抑制投資過熱，實現經濟的軟著陸，中國的商業銀行建設進入冰封期，8年來未有一家獲準建立。

　　成立剛一年的銀監會已經明確表態，由于設立新的中資銀行法人機構影響重大，而我國銀行業風險還“比較突出”，市場退出機制尚待完善，監管部門將對新設股份制商業銀行法人機構實施審慎的準入措施。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上任之初就已經明確表示重在“防范風險”，并且在其工作重點中強調“抓兩頭”，將國有銀行改革和農信社改革放在首位。

　　在金融對經濟的支持作用上，監管部門和經濟發展部門有共識。在3月份召開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劉明康承認：“很大的挑戰來自于現有經濟得不到足夠的金融支持。”

　　不過，談及中小企業融資難，劉表示，光靠銀行還是不夠的，要多條腿走路。“一定要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能夠代替銀行很多的功能與作用。”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分析說，中國銀行業在8年間一直禁閉對內開放大門，主要緣于頗高的金融風險。我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向民營資本開放過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后出現多起違規事件，農信社不良資產高達40%以上，隨后國家花費大量的財力和精力來處理那些面臨倒閉和擠兌風波的城信社、農信社。另外，四大銀行和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也居高不下，成為監管者的重中之重。“已有的金融機構當時都需要整治，新增金融機構不是忙中添亂？”

　　監管部門的職責是維護金融穩定。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由中央政府買單，農信社下放給地方政府，還有城市商業銀行怎么辦？銀監會的思路是明確的，讓民營資本和外資來為城市商業銀行和農信社的改革買單。

　　截至去年中的統計顯示，中國現有112家城市商業銀行，總資產1萬3千多億元，占全國存款類商業銀行總資產的6%，不良貸款比例達16.53%。除了上海銀行、北京市商業銀行、南京市商業銀行等城商行規模較大，資產質量狀況較好外，近一半的城商行累計虧損，有近1/5的已經處于高風險狀態。考慮到統計口徑及信息披露的準確性，實際資產狀況遠遠低于現有的統計報表。

　　顯然，這樣的爛攤子如何能吸引民資和外資呢？銀監會的辦法就是控制新增銀行牌照的數量，這樣就可以讓現有商業銀行的牌照升值，使那些試圖進入這個領域的投資者付出點代價。

　　呼聲很高的東北振興銀行如何能獲批？據悉，像渤海銀行那樣從零開始做一家新銀行已希望不大，比較可能的方式還是要去重組東北的一家城市商業銀行。

　　為何假設政府是“惡”的？

　　民間資本若要獲得銀行業的許可證就得支付一些費用，幫助化解部分金融風險。但是民間資本愿意為此買單嗎？徐滇慶分析說：“民間資本在進入基層金融機構之前必然要算筆賬：投入資金要多少年才能盈利。例如，如果投資某農信社，按照最好的估計，要13年之后才能盈利。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民間資本進入農信社，對他們來說無異于一個圈套。切莫低估民營企業家的智慧，要騙人家上當，可不那么容易。”

　　徐說：“如果在算清楚賬之后還有人愿意來投資，恐怕問題更為嚴重。十有八九，來投資的人根本就沒安好心，也許是來給自己企業圈錢的，也許是‘黑吃黑’，想撈一把就跑。”

　　他因此警告說，銀行投資熱和當年的股票證券熱一樣，由于許多人對金融銀行業缺乏足夠的了解，如果不能正確引導的話，很可能“播下龍種，收獲跳蚤”。

　　對于擬議中的東北振興銀行，有人對東北的金融環境有所擔憂，東北某銀監局的一位人士說：“從東北的三個省看，商業銀行的平均不良率約在40%以上，全國不良率排名前三位的省份都在東北”。

　　渤海銀行未來的生存環境又如何？根據天津市政府統計，2002年，按五級分類，該市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比例是25.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顯然，在這種信用環境缺失的環境下，誰能保證渤海銀行和東北振興銀行不會重蹈覆轍呢？

　　徐滇慶說：“無論是那些地區性的銀行還是城市信用社、農村信用社，都是地方政府主導的金融機構。地方政府將一筆財政資金存進某家金融機構之后大量吸收存款。這些金融機構95%以上的資產來自于民間存款。當資金到手之后，在地方官員主導之下，地方性金融機構貸款給一些政府投資項目，大動土木。可是，貸款到期的時候，卻不知道應當由誰來歸還。”

　　各方擔心新一輪地方銀行最終難以擺脫政府干預，最終穿新鞋，走老路。宋立對此深感不解，他問記者：“你為什么要假定地方政府是‘惡’的呢？中央和地方實際上是在履行各自的職責，不能說中央政府主導就是善的，地方政府主導就是惡的。地方政府不但應該有金融發展權，而且應該有金融監管權，應該讓地方政府的責、權、利相統一。”

　　他說，銀行股東各自有各自的考慮，這很正常，關鍵是要設計一種制度，在這個制度里，有均衡的股權結構，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

　　地方商業銀行的定位

　　新的地方銀行牌照稀缺，地方銀行的繁榮之路寄托于現有的城商行和農信社。城商行能否成為地方政府可以寄托的銀行中間力量？

　　城商行大多由地方政府控股，在業務發展中能獲得相關的政府資源，但相關調查報告顯示：城市商業銀行的存款結構中，個人儲蓄的比例已出現顯著下降的趨勢，70%的存款來自當地的企業。這個存款結構的變化反映出的問題是，城市商業銀行的社會公信力正在下降，居民們把錢都轉存到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或者其他業務創新能力很強的股份制銀行。

　　4月17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在其組織的一個論壇上說，城市商業銀行的何去何從可能是下一步中國銀行體系健康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他的建議是城商行擺脫“地方金融”的概念，鼓勵其跨地區經營。

　　夏的想法代表相當一部分城商行的愿望。做大做強是中國地方金融業揮之不去的誘惑：深圳、南京等大城市商業銀行曾試圖建立“六行戰略合作體系”；安徽、江蘇、山東、河南等地的城市商業銀行曾倡議合并建立“淮海銀行”。

　　一位學者說，將銀行捆綁大的一個好處是將風險集中起來，實際上是綁架了政府，“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政府就不敢不救。實際上，有民營銀行籌建八字還沒一撇，就鼓噪著“5年內打造中國的花旗”，曾是金融業的一大笑談。

　　而在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看來，這是沒有找準地方銀行的準確定位。她在論壇上當場就提醒說：“我奉勸很多商業銀行，做好自己的市場定位。中國不缺全國性大銀行，不缺跨區域性設分支機構的銀行，缺踏踏實實為當地經濟服務的中小銀行。”

　　為此，她還特別舉例：1999年以前，農村信用社沒有做好市場定位的時候，老想跟著國有商業銀行走，最后是連年虧損。但是1999年在央行小額信貸貸款的市場定位之后，面向農戶，農戶是很守信用的。現在全國的農村信用社基本上做到當年不虧損，歷史問題正在逐年消化，因此市場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中國現在缺幾千幾萬個踏踏實實在社區內為社區服務的中小金融機構。”吳曉靈說。

　　目前看來，農信社改革的結果也會最終產生數百家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如果這些機構能解決治理機制的難題，或許將是地方銀行的中堅力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銀行成立的途徑還是老的思路，由若干多的農信社捆綁而成。宋立因此表示，這樣的先天不足既不能保證銀行的資質，又進一步減少了農村金融領域的競爭，強化了壟斷，為其下一步發展帶來了隱患。

　　穩定與發展的平衡

　　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僥幸逃過一難，中國銀行業尤其是監管當局對風險有異乎尋常的擔心。

　　渤海銀行成為8年來中國首家獲批商業銀行，是不是意味著中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金融收縮戰略可以自此劃上句號？中國現有的商業銀行能否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樣的問題業界尚有爭論。

　　剛從美國考察回來的宋立正在起草一份名為《金融發展應成為構建“十一.五”經濟發展機制的核心內容》的報告。他對記者說：“相對其他領域，金融發展滯后了，我們應該抓住當前的戰略機遇期，把金融發展作為‘十一.五’發展的重要內容。”

　　在他看來，中國的銀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國多的是銀行分支機構，少的是獨立的地方銀行。“中國的銀行應該翻一倍之后再來說是多了還是少了，國家的經濟活力不在于大銀行大企業，而在于有沒有小銀行小企業。”

　　宋立曾經到浙江做過調研，他的結論是：即使無緣得到一張真正的銀行牌照，與民營經濟相伴生的非正規金融體系依然會蓬勃發展，它為民營企業家提供了原始積累時期重要的“創業資本”支持，卡是卡不住的。

　　事實上，在浙江的溫州、臺州地區，將類似于“地下錢莊”的民間借貸形式發揮到了極致。這里的家家戶戶手里幾乎都有幾十萬的現金，但相當一部分溫臺人手里的錢不存銀行、不炒股票，他們的資金在叫做“會”的民間金融體系里快速流動著，幾百萬的資金可能在幾個小時內呼之即來。一項統計表明，溫州中小企業共有16.7萬家，資金來源60%靠民間借款，臺州地區的民間融資甚至占到企業資金總數的50%左右。

　　盡管在法律意義上，這些“地下錢莊”被定義為非法集資，也曾經出現挾款潛逃的事例，但在當地，它們仍然是主要的一支金融力量。

　　“雖然我們主觀上不太愿意正視和承認非正規金融體系，甚至習慣性地老盯住其可能潛在的風險而進行嚴厲打壓，但這種勢頭是遏制不住的。”宋立說。

　　他希望能在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之間尋找到一種平衡，“我們金融秩序比較好的時候，我們經濟發展就慢；金融秩序不好的時候，我們經濟發展就快。我們能不能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中值？”

　　他認為，金融風險不是越小越好，而是有個風險平衡的問題。銀行要在信貸風險和利率風險中尋找平衡，金融監管部門也應該在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之間尋找平衡。

　　宋立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有銀行的金融風險進一步凸現。受“金融約束”理論的影響，中國為化解金融風險，防范金融危機，金融穩定被提上空前甚至壓倒一切的高度，并且從金融監管部門的意志變成金融機構的自覺行為，以至金融改革的現實取向與金融服務改進的方向嚴重背離。目前，“金融約束”理論也逐漸在政策實踐中演變為事實上新的“金融抑制”思想，金融領域沒有進行大的突破性進展。

　　顯然宋立代表著一部分研究宏觀經濟發展的學者的觀點：不應該控制牌照的數量，只要合規就應該給他發牌照。只要符合條件，銀行也沒有出現過度競爭的情況下，從理論上就不應該控制牌照的數量。

　　在經濟發展派看來，不能因為金融監管還不成熟，就放棄金融發展。監管是為了發展，而金融發展也是促進金融穩定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