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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陜西省西安市一位名叫劉亮的年輕人幸運地抽中大獎———一輛寶馬車和12萬元現金。然而，第二天，劉亮被西安市體育彩票管理中心告知，他交來的彩票是假票，表示將暫緩為其兌獎。氣憤不已的劉亮堅持說那張假彩票并不是他原來的彩票，并懷疑彩票在體彩中心保管一夜后被人掉了包，體彩中心否認了劉亮的說法，但是卻無法拿出證據來證
明假彩票正是劉亮所持兌獎的彩票。
目前，西安市新城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正在進行案前調查，新城區法院也已經受理了劉亮要求體彩中心兌獎的起訴，并定于5月19日開庭審理此案。
一直關注彩票立法的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代表彭鎮秋在電話中告訴筆者，雖然“寶馬彩票案”的真相有待于司法機關來認定，但該案及今年2月份發生的福彩“雙色球事件”，都突出地反映了我國彩票發行缺乏有效監管，急需一部《彩票法》來規范目前混亂的彩票市場。
據有關資料顯示，自1987年我國開始發行福利彩票，1994年發行體育彩票。迄今為止，通過發行彩票累計籌集社會公益金已達到572.5億元。“與彩票業的巨大收益相比，彩票業的立法問題顯得格外突出。”彭鎮秋說。
據了解，從2001到2004年的兩會上，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有關彩票法的議案。去年呼聲很高的《彩票管理條例》也至今沒有出臺。
彩票立法為何如此“難產”？“我國部門彩票的特殊性質，使得部門利益的協調成為當前彩票立法的主要阻力。”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沈明明說。
沈明明介紹，目前，我國彩票的發行方式是由國務院批準，財政部監管，民政部和體育總局為指定的具體發行部門。所以我國的彩票其實就是一種典型的部門彩票，而不是國家彩票。2000年，彩票監管由中國人民銀行轉移到財政部，但是，由于財政部和民政部及國家體育總局在行政級別上屬于平級，因而造成“行政部門監管行政部門”的奇怪現象。行政部門卷入彩票的發行銷售，其中的利害關系和利益沖突必然復雜，因此，能否協調和理順部門與部門之間的關系，是彩票法能否順利出臺的原因之一。
“當然，并不是說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就會杜絕彩票業中的造假現象。但有法可依，就會做到責任明確。”沈明明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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