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鄉村公路革命 引人注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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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4月26日 09:48 經濟參考報 | |||||||||
或許因為引領改革開放之先,浙江的一舉一動,大都引人注目。 去年下半年以來,浙江籍的在外工作人士,見面都相互傳遞一個信息:老家的鄉村公路要“革命”了。 記者在浙江農村采訪,基層干部和農民眼下談論最多、精力投入最大的也是修公路
在孔乙己的家鄉紹興,市長王永昌跟記者開玩笑,眼下抓修路,像當年抓計劃生育,從市里到基層,忙得不可開交。 王永昌說,農村公路修得很熱鬧,但不是搞“運動”,因為感覺比以往抓其他任何農村工作都順手、順心。 難見“政績”的大工程 “省廳在抓一項不容易看見政績的大工程。”浙江省交通廳廳長趙詹奇向記者坦言。 趙詹奇所說的“大工程”,是投資140億元,在本屆政府五年任期內完成50000公里通鄉、通村公路路基和路面建設改造。到2005年,全省通鄉公路全部實現等級化和路面硬化;到2007年,全省1373個鄉鎮、38342個行政村的3500萬農民基本能走上水泥路和柏油路。省交通部門將這項規模浩大的工程命名為“鄉村康莊工程”。 與這項工程密切相關,浙江同時提出將農村公路建設與農村客運發展結合起來,路、站、車同步考慮,形成連接干線客運、覆蓋全省各個行政村的農村客運網絡。 對此,浙江省各級政府官員概括為“讓農民兄弟走上好路,坐上好車”。 這項工程和趙詹奇主政省交通廳工作后提出的高速公路網絡工程、干線暢通工程、水運強省工程、綠色通道工程和廉政保障工程一起,被稱為浙江交通“六大工程”。 據透露,新一屆省交通廳領導班子在論證、敲定鄉村康莊工程時,曾經有過爭論。 浙江省公路局的統計顯示,到2002年年底,全省四級公路、等外公路分別占縣道總里程的61.3%和51%;有11個鄉鎮未通等級公路,206個鄉鎮的通鄉公路路面未硬化。全省41383個行政村中,有4939個未通公路。路基寬度小于4.5米的村級公路占全省通村公路里程的45.7%,村道路面硬化率僅為14.5%。 國家交通部一位官員曾感慨,沒想到富庶的浙江,還有這么多的農民至今仍在走泥濘路、砂石路。 如果要在五年實施完成鄉村康莊工程,相當于過去53年完成的農村公路建設工作量的5倍,而且道路等級大大提高。 “困難確實不小。”趙詹奇也承認。涉及1.4萬個村,一年要投資10至20億元,需要連續干上五年方能大見成效,這遠不如短期內集中力量干幾條高速公路、干線公路來得輕松,有不同意見似在情理中。 實施鄉村康莊工程給他提出的現實問題有二:星星點點的工程大都集中在欠發達地區,包括質量、進度在內的工程管理如何保證?高速公路和干線公路建設都“等米下鍋”,干農村公路需要投資的140億元從何而來? 趙詹奇算了一筆賬,如果按照過去的速度建設改造農村公路,浙江農民從整體上告別“行路難”,還要17年時間。省交通廳最終把農村公路建設的五年目標從最初的1.5萬公里提高到5萬公里。 浙江有媒體評論說,如果按照一度流行的“政績觀”看待省交通部門實施鄉村康莊工程的重大決策,會有人感到不可思議。 交通廳長的“三農”觀 在浙江交通系統,趙詹奇給不少干部留下“善謀略”的印象,而且“性子急”。 下決心推進鄉村康莊工程,不僅僅源于他對農村公路建設速度緩慢的焦急和不滿意。 曾擔任杭州市交通局局長的趙詹奇,任內完成了投資巨大的錢江三橋等一批重大交通工程建設,規劃并著手實施了全國最長的繞城高速公路——杭州繞城路建設工程。改任省發改委副主任后,主抓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及機場高速公路建設,并任工程指揮部常務副總指揮,使工程實際投資比概算節省9億元,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對于實施農村公路“大提速”,趙詹奇其實也是深思熟慮。 也許與綜合部門工作的經歷有關,趙詹奇要求廳機關干部有宏觀意識。去年年初一到任,就強調全省交通系統要從“立足自身,研究自身,發展自身”轉變為“突破自身,立足全局,著眼宏觀經濟社會發展”。 浙江提出實施交通“六大工程”,從陸地、內河、海洋全面接軌大上海,融入長三角,正是基于一種戰略上的考慮。去年,浙江省省長呂祖善親臨以省政府名義召開的“實現交通新的跨越式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高調講話為交通系統鼓勁。交通“六大工程”被寫進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人代會工作報告。 省交通廳的干部說,趙詹奇的腦子里有一個大大的“農”字。 目前浙江的交通發展已達到相當的水平,滬杭甬、杭寧、乍嘉蘇、甬臺溫、杭金衢、金麗、上三等高速公路相繼通車,主要城市都通上了高速公路,實現了“四小時交通圈”,極大地改善了交通條件,帶動了全省經濟發展。而看似發達的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農村通行條件差的狀況。 趙詹奇說,浙江提前實現現代化,全面奔小康,關鍵在于三分之二的農民能否奔小康,取決于農村的發展。很多農村雖然通了公路,但大多是簡易的路,路況很差,與浙江在全國的位次很不相稱,離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浙江‘三農’面臨很多新問題。”趙詹奇向記者分析說,浙江農民人均收入連續18年名列全國第一,這幾年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絕對數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農民群體內部收入差距和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農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作為農民生活質量重要方面之一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也明顯滯后于城市。 趙詹奇稱,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村是落后社區、農民是弱勢群體的問題也還很突出;交通作為城市化、工業化的橋梁和紐帶,理應有所作為,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浙江既有條件、更有必要率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在統籌城鄉發展上走在前國前列。這無疑是浙江交通部門推進農村公路革命最直接的政策依據和動因。 由此趙詹奇在全省交通系統提出一個口號:挺進腹地。他解釋說,腹地就是農村,要把當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把農民增收的路子鋪到家門口,把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子修到家門口,把推進城鎮化的路子通到家門口。 “啃骨頭”之戰 浙江的另一個“壓力”來自國家有關部門。 實施鄉村康莊工程的目標一提出,就得到國家交通部的關注。部長張春賢表示,要把浙江作為全國農村公路建設的“試驗田”。 按照規劃,浙江將對路基寬度小于4.5米的通村公路進行改造,使公路通村率從目前的88.1%提高到98%。路面未硬化的通村公路計42147公里,預計其中約有20%采用低限標準建設,即需要進行路面硬化的約33700公里。 技術部門測算的結果是:建設一公里標準通村公路,平原地區需40萬元至60萬元,山區需70萬元至100萬元。似浙江這般讓通村公路建設在全省遍地開花,將是一筆不小的投入。 按照《公路法》,行政村公路建設由鄉鎮負責,資金主要由地方財政解決。而鄉鎮財力普遍薄弱,不少是“吃飯財政”,加上公路建設投資巨大,鄉鎮政府投入能力極為有限。 能否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和農民的積極性,成為鄉村康莊工程成敗的關鍵。 浙江出臺激勵政策,對于通鄉公路新建或改建路基,每公里補助25萬元,瀝青路面攤鋪每公里補助18萬元;通村公路路基改造和路面攤鋪每公里補助8萬元至12萬元。 去年,農村公路建設戰場一擺開,四面八方申請資金補助的報告一齊涌向浙江省公路局。對此,局長鄭黎明既喜又憂。喜的是長期落后的農村公路在快速延伸,憂的是“修一公里補一公里”,是省里“鐵定”的規矩,一分錢不能少、不能拖,錢從何來? 省交通部門面臨的選擇是,公路建設資金直接來源的交通規費,是投向最能顯示“政績”的高速公路,還是投向“不顯山不露水”的農村公路? 浙江作出了一個超乎尋常的決定:高速公路建設所需資金由省交通投資集團通過市場化融資解決,省交通廳和省公路局今后不再直接投資高速公路,已經投在高速公路上的錢也要通過經營權轉讓置換出來,用于干線暢通和農村公路建設,以體現公共財政的要求。 鄭黎明介紹說,為開辟農村公路建設資金來源,經過充分論證,從今年元月起,浙江省將貨車和非營運性客車的公路養路費標準,從原來的每月165元/噸調整為200元/噸,調整征收標準后增收的資金主要用于農村公路建設和改造。 鄭黎明透露,調整征費涉及95萬輛車,預計每年可增收養路費6.3億元。 省里補得扎扎實實,市、縣也積極跟進。“修好一個縣的農村公路,工作量和難度不亞于修一條高速公路。弄不好很容易搞成‘豆腐渣’,使‘民心工程’變成‘傷農工程’。” 汪銀華是浙江省公路局副局長、省政協常委,一個在浙江工程技術界頗具知名度的女專家,曾經是省公路局總工程師。此前,她曾參與建設浙江第一條高速路——杭甬高速公路建設,現在兼任省鄉村康莊工程建設辦公室主任。她介紹說,不通公路或路面條件差的村,大都地處偏僻,地形復雜,經濟落后,修建和改造公路無異于“啃硬骨頭”。 省交通廳最不放心的是公路建設質量和資金管理。省、市、縣三級分別舉辦了135期管理、技術人員培訓班,受訓的鄉村干部和農民骨干達5600多人次。市、縣都按規定建立了國債和省、部補助資金兩個專戶。 “準四級”,是浙江省公路部門在實踐中摸索出的山區通村公路建設適用標準,填補了該省農村公路技術標準中的一項空白。汪銀華說,“革命”總能創造一些新的事物。 “村路經濟學” 按照浙江省交通廳的設想,投下去的農村公路補助經費是“引信”,“引爆”的是各方面的巨大能量。 果然,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籌資修公路的積極性都很高漲。 浦江縣政府在省市補助的基礎上,實行以獎代補,路基改造每公里獎勵5萬至8萬元。縣長趙敏稱,如果抓不住這次機會,以后鄉村公路“翻身”的難度會更大。 溫州市政府表態,五年投入鄉村公路建設資金將達到1.8億元。 先期投入力度最大的東陽市宣布,市財政將撥出1億元專款作為鄉村公路建設配套資金。 去年,浙江90%以上的縣市基本落實了配套資金,全年各級政府籌措配套資金4.3億元。 浙江民間資本充裕,不少企業家對當地公路建設出手很大方,成為一種很獨特的現象。浙江正陽集團董事長趙其高出資78萬元,在家鄉建設了3公里長、8米寬的水泥路面。 顧星康是浙江南方涂料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得知老家公路建設資金不足,一次出資36萬元。 個人出資最多的是桐鄉市天女集團公司董事長姚貴松。他拿出360萬元,承擔了6個村的公路改造資金。 鄉村道路、橋梁冠名權也吸引了一些浙江民營企業。海寧市天天建設有限公司、桐鄉市一舟皮革公司捐資數百萬元建設鄉村公路,建成的路取名為“天城路”、“一舟路”。 “這并非對弱者的憐憫,也不僅僅源于行善積德的傳統。”浙江省交通廳副廳長薛振安說,不論是省交通廳、地方政府還是自愿出資的民營企業,都在考慮資源的再分配和優勢的再組合,著眼于新一輪持續高速穩定發展。 “路通民富”效應,為浙江各級政府官員和農民津津樂道。 武義縣白姆鄉八百村地處深山,資源豐富和交通閉塞是兩大突出特點。一年前,杭州筧橋蔬菜公司老板鄭云震曾打算在這里搞高山蔬菜基地,因為運輸不便打了退堂鼓。通村公路修成后,鄭云震再度進山,簽下200畝租地協議,由此村民一年可增加20萬元的收入。 同樣立竿見影的故事還發生在東陽市三單鄉黃閣坑村。這里山林茂密,盛產茶葉,過去由于交通不便基本與外界隔絕。去年通村公路竣工,村里每塊林地租金從1萬元一下升至7萬元,茶葉價格從每公斤240元漲至360元,村民人均純收入從1700元迅速提高到2600元。黃閣坑村村民盧火賢對記者說:“你們從大城市來,肯定無法理解‘革命’。” 薛振安說,修好農村公路,可以使沿線農民通過材料供應、勞動力投入等方式獲得直接收入,同時可以加強城鄉溝通,使農民按照市場需求調整農業內部結構,搞活農產品流通,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和農業綜合效益。此外,還可以引導鄉鎮企業合理聚集,完善小城鎮功能。這些在市場經濟發達的浙江表現尤為明顯。 這些,被浙江人稱為“村路經濟學”。薛振安說:“修農村公路更多的是‘隱績’,而難見‘顯績’。想大局、算大賬、干大事,‘隱績’也要去干。” 出門是路抬腳上車 浙江鄉村康莊工程的完整概念,是將農村公路與鄉鎮客運站和行政村停靠點一并規劃、設計、建設和驗收,路修到家門口,班車通到村頭。 省政府提出用三五年時間,使農村班車通達率達到90%,基本實現城鄉公交一體化。 嘉興市市長陳德榮告訴記者,像城里人一樣坐享公共交通的便利,是農民繼“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后的又一個夢想。 路有了,并不意味著通車水到渠成。多年來,城鄉客運分屬不同的管理部門,城市公交歸建設局管理,鄉下道路運輸歸交通局管理。城市公共交通的經營者享受種種優惠待遇,而鄉下道路運輸要承擔相對較高的規費。因為管理部門和享受政策的不同,農民乘車進城比市民乘車出行要承擔更高的路費。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些近郊鄉鎮已列入市區版圖,但由來已久的體制障礙使城市公交無法開到鄉下,營運在城市道路上的鄉下中巴車無法參與城市公交經營。 城鄉二元分割體制使城市公交與農村客運經常為進城、出城問題爭吵不休。 浙江面臨的現實問題是,如果體制瓶頸不破,農村公路修得再好,農民從某種程度上仍將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省政府對嘉興市等三個城鄉公交一體化試點寄予很大希望。嘉興改革的核心是實行公交管理體制、稅費政策、運價標準、資源配置、服務標準和公交發展規劃“六統一”,形成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中心鄉鎮-行政村三級公交網絡,同時城市公交初步納入交通部門的行業管理。這無疑具有革命性。 嘉興農村客運票價取消了原先不合理的附加部分,城鄉公交線路票價比原有農村客運班車平均每票下降1.67元。 在嘉興開往王店的一輛城鄉公交車上,農民工沈玉良告訴記者,他原來要付的5元車票現在降為2元,一個月可以省下160多元,相當月工資的1/4。 桐鄉市崇福鎮芝村農民石玉良每天乘公交車到石馬村上班,只要花上1元錢,就能輕松到達目的地。石玉良告訴記者,原來這條線上的車沒點,不論嚴寒酷暑,他每天一大早就得急匆匆騎車四五公里趕早班,現在他可以跟城里人一樣,在家門口乘坐公交車到工廠上班。現在像他這樣每天坐公交車到市區上班的村民越來越多了。 截至今年3月底,浙江嘉興、紹興、衢州3個城鄉公交一體化建設試點市已經改造223條城鄉公交線路,2990輛公交車通達306個鄉鎮,惠及6517個行政村。試點城市公交一體化模式被省內許多地方仿效。鄉村康莊工程進展較快的東陽市,農村班車通達率已達92.9%,先后投入5000多萬元獎勵資金對更新客車,全市農村公交班車中有八成更換為空調車。 如今,529.2萬浙江農民像城里人一樣出門有了公交車。城鄉公交一體化試點地區農村城市化、農民非農化進程大大加快。 浙江省交通廳副廳長薛振安稱,路通車暢,鄉村康莊工程為城鄉交流搭起便捷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