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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索羅斯。這個美籍匈牙利人在中國實在太有名氣了，名氣甚至超過了另一個美國人格林斯潘。按照馬哈蒂爾等人的說法，正是由于索羅斯看準了東南亞經濟的弱點，利用其龐大的量子基金狙擊東南亞貨幣，最終引發了亞洲金融風暴。每個亞洲人一想起上世紀90年代末的這場無形的風暴，都會感到椎心之疼，因為它的暴虐、威力和經濟毀壞力實在可以和一場戰爭相比擬。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人們把索羅斯叫做“金融大鱷”，從這個不無血腥的名號中不難看出，人們對索羅斯這位投機家的心理認識有多么復雜：既憎恨又敬畏，同時帶
有幾分羨慕。
再說溫州炒房團。自從某位學者對溫州炒房團提出公開的批評之后，這個新詞組立即變得炙手可熱，一度傳出消息說，溫州市政府對炒房團叫停，不過近來一段時間里，替溫州炒房團辯護的言論多了起來，意思大抵是說，溫州人炒房是一種正當的投資行為，無可厚非，政府如果出面叫停就是一種越位，還有人聲稱溫州炒房的資金對于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房價上漲過快的原因是地價的拉動。這些辯護的用意當然是好的，是出于對泛道德傾向在經濟領域再度現身的不滿，也擔心政府的過度干預壓迫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空間，不過，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這些辯護是虛弱的，也站不住腳。
三年前，索羅斯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曾經說過，金融市場沒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問題，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他只是按照規則來玩。他說的當然是實情。正是由于投機行為的合法性，所以，即使索羅斯等人對世界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威脅，各國政府也拿他沒辦法，要想對抗索羅斯，只能運用經濟手段。與此相同，溫州炒房團從法律角度看也無可指摘，對它進行道德指控更是可笑，但是問題并不在這里。
先對枯燥的數字加以分析，如果說溫州炒房團用于炒作的資金接近千億屬實的話，這是什么概念呢？它近乎一個中國大城市所有居民的年度可支配收入的總和！根據統計，去年我國十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一萬零四百四十八元，再假設某個城市的居民總數約為一千萬，那么，他們整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不過千億左右。用這樣的資金量全部投向房地產業，甚至是投向三兩個城市的房地產業，怎么能說它是九牛一毛呢？即使以100億的資金投向上海這樣的城市，也能以5000元的平均價格買下兩萬套住房，這樣龐大的“需求”絕對不可能不對房價產生拉升效應。所以，忽視和低估溫州炒房團的作用并不是理性的態度。溫州炒房團提供的虛假需求不但刺激了房地產商，為他們提供了漲價的證據，也讓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適度干預變得“于理不合”。而在“寬松”的政策環境下，投機基金與開發商的“合謀”必然損害城市居民的利益，迫使他們不得不拿出一生的積蓄來購買住房，而他們的血汗錢則加速流進了富人的腰包，這對整個社會孜孜以求的公平無疑是個諷刺。
問題這還沒完。據新聞報道，溫州人用于炒房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的積蓄，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銀行貸款，這才是真正令人恐懼的癥結。2003年度，我國房地產到位資金累計為1.31萬億元，其中國內貸款為3125億元，這還是個保守的數字。造房用的是貸款，買房用的也是貸款，炒房用的還是貸款，而且還不知道這些貸款流出銀行的程序是否合法，這樣的市場如果不能稱作泡沫的話，還有什么是泡沫呢？
有人分析亞洲金融風暴的起因時說，東南亞地區由于受文化傳統的影響，裙帶金融的問題非常嚴重，銀行管理幾乎失控，貸款不透明、不合法的現象比比皆是，正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給亞洲人民帶來了災難。今年年初，索羅斯還告誡說，“中國資產已出現泡沫，不容易找到投資工具”，他說的話也許未必對，但是對比溫州炒房團的大量資金進入變現性能很差的房地產市場，再聯想到裙帶金融的問題，難道我們不該由此產生一點警惕的念頭嗎？
政府出手叫停溫州炒房團也許沒有法律依據，但至少應該查一下他們炒房的貸款從何而來，他們有無變相成立基金的嫌疑。如果政府對這種有組織的大規模投機現象視若無睹，如果建筑市場的監管部門對待房價虛高無動于衷，甚至還為房地產業的“繁榮”而沾沾自喜，那么，名目繁多的炒房團說不定什么時候就變成了中國經濟的鱷魚。
蔡方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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