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貽正

　　2003年，中國鋼產量以2.2234億噸破天荒的記錄在世界鋼鐵史上寫下了可圈可點的濃重的一筆。還記得在1989年，小平同志曾講過：“鋼要到一億到一億二千萬噸才夠用。”當時冶金部戚元靖部長在學習小平同志講話精神時，曾不斷推敲小平同志指的是哪一時間段？是指中國鋼的最高產量，還是到上世紀末？最后將其定位在“九五”末期。雖然，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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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鋼產量達到了1.285億噸，但當時有關部門還在大張旗鼓地對鋼鐵行業進行限產，誰都不會想到3年之后鋼產量竟然會超越2億噸的高峰。

　　在1996年我國鋼產量突破一億噸時，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一些報刊紛紛發表評論，贊頌“億噸鋼鐵壯國威”，“圓了幾代人的夢”，“年產億噸，世界第一，其功巨矣，其業偉哉”，等等。同時，也有一些文章對一億噸鋼提出了一些質疑：懷疑一億噸綱是不是搞多了；擔心會不會追求了數量，影響了質量、品種；更關心為什么產量上去了，效益下來了。這些對鋼鐵戰線的員工來說，既是鼓勵，也是鞭策。當時，我曾寫過一組文章：《一億噸鋼：歷史性的突破》、《如何看待鋼產量突破一億噸》、《一億噸鋼：經驗與啟示》、《一億噸鋼：新的起點、新的挑戰、新的思路》。文中盡管我提到：“根據市場的需求，鋼材還是會有適度增長的”，但我不贊同那些認為“我國在不遠的將來，鋼的需求量將達到2~2.6億噸”的預測。事實證明，我的判斷錯了，沒有能夠跟上形勢的發展。現在，僅僅過了7年，我國鋼產量又從1億噸登上了2億噸的高平臺，而且還在向新的平臺攀登。因此，在跨入2億噸的門檻后，我們也應該進行一番冷靜的思考，總結經驗，修正缺點，以利再戰。

　　滿腔熱誠地肯定產銷2億噸鋼的巨大成就

　　年產2億噸鋼，不僅在世界鋼鐵工業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其增長幅度也是前無古人的。2003年鋼產量較上年增長4065萬噸，超過了1983年的全年產量(4002萬噸)，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高速增長是在前兩年分別增長2253萬噸、3122萬噸的基礎上持續增長的，三年來鋼的產量平均年增長竟高達3000多萬噸，這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哪一個國家都沒有過的。世界鋼鐵發展史上，以日本1969年鋼產量的增幅最大，也只不過較上年增長近1600萬噸，而且是三年內升升降降。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國這種高速增長是在結構有所調整、質量總體上逐步提升、品種滿足率有較大提高、包括能源在內的各種資源消耗穩步下降、環境不斷得到改善、勞動生產率明顯提升的情況下取得的(當然，這不等于在這些方面沒有問題)。對這些成績，我們要滿腔熱情地予以肯定，以鼓舞士氣，要看到這不僅是鋼鐵戰線數以百萬計的廣大員工幾代人共同奮斗的巨大成果，更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偉大勝利，是各行各業相互配合、支持所取得的共同的的勝利果實。有人認為，2億多噸鋼，是不是多了？是多了，還是少了，還得由市場說話。接近100%的產銷率，以及連年進口鋼材的居高不下，雄辯地證明了市場的強勁需求。如果沒有這樣的快速增長，能夠支撐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嗎？而且中國鋼材的進口量恐怕就不是現在的3000多萬噸，而是要成倍上升了。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了當前中國鋼鐵工業的高速發展，并不是鋼鐵行業自身主觀意志的推動，而是客觀經濟發展的拉動。對這一新形勢，我們要有足夠的估計。就我個人體會，主要有這樣3點：一是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尚未完成工業化的情況下實施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同時并舉，因此必然要加快工業化的進程，這就需要大量的鋼材作支撐；二是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是一個占有960多萬平方公里陸地面積、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其中農民人口又占70%，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土地廣袤大國中，城鎮化程度的提高，同樣意味著鋼材需求量的增長；三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進行的情況下，中國由于其特殊處境，已成為世界制造業的重要基地，而制造業是大量消耗鋼鐵的。因此，盡管中國鋼鐵工業數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依然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這說明中國的發展必然有其不同于以往鋼鐵大國的規律，簡單地套用外國的經驗是不成的。

　　中國在短期內鋼產量如此急速地增長，在數量上攀登了世界歷史上未有的高峰。這也有力地說明了我國國民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有了極大的提高；說明了鋼鐵工業自身實力的極大增強。且不說上世紀70年代前期的“三打兩千六”的沉痛經歷，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八五”、“九五”期間，鋼產量平均年增長均為600多萬噸；而進入“十五”以來，年增長量竟比前10年提高了4倍多。過去，即使是大型鋼鐵企業要每年增長幾十萬噸鋼，也十分不易；現在，一個百萬噸級的鋼鐵企業不用兩三年就可以相當輕松地實現翻番。面對這些巨大變化，我們應該真心誠意地向為此付出巨大辛勤勞動和智慧的鋼鐵戰線全體員工致以深深的敬意，向支持鋼鐵戰線各行各業的職工致以衷心的感謝！

　　當然，作為這一行業的員工，更應正視自己的不足，不要為已有的成績而沾沾自喜，更要清醒地看到前進征程上還會有重重艱難險阻，而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我們自己的自滿、懈怠以及觀念的僵化和停滯。

　　要警惕當前過度的規模擴張所帶來的問題

　　中國到底需要多少鋼？可以研究，可以探討，這樣可以啟發思路。但從世界經驗來看，這里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對稍長時期的需求絕難取得一個共識的。甚至可以說，對長期需求的預測，從來就沒有一個為多數人認同的數據。往往是經濟形勢好時，預測的需求量就高些；形勢差時，需求量的預測就低些。像上世紀70年代末期，國際上多個權威機構預測1990年世界鋼的需求量超過10億噸，2000年將達到12億噸以上。事實證明是高估了。2000年時，英國劍橋大學彼得?諾蘭教授曾在第二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引用了兩個鋼材預測數據：一是21世紀頭10年，全球鋼的最高年產量將達到8.00~8.50億噸；另一處則說：“在1997年經濟危機之后，1998~1999年的世界鋼消費量下降到6.9億噸，預計到2005年應恢復到7.6~7.7億噸”。這又低估得太多了，事實上2003年世界鋼產量達到了破天荒的9.6億噸。從美國、日本歷年鋼鐵產量的統計，也可以看出這種預測的不可靠性。再拿我國來說，從1989年到2001年，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9.3%，但是前幾年鋼材需求不僅沒有大幅增長，而且還出現了所謂“理智性限產”的情況；當時引經據典的說法都是鋼的增幅要小于GDP的增幅，但現在GDP的增長速度變化不大，但人們普遍的觀點卻是鋼材需求增長幅度要大大高于GDP的增長。幾年前，有誰能預測到去年鋼產量就要突破2億噸呢？即使有人預測到了，又有誰能將這一預測數作為指導發展的依據呢？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大好、鋼材供需又出現賣方市場的情況下，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對鋼材的需求肯定還會有一定的發展空間，但能否持續以3000萬噸的幅度增長，需要審慎對待。千萬不可把這幾年鋼產量的急劇增長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新規律，以為可以長期地、持續地保持這樣的勢頭。這幾年，拉動鋼鐵工業發展最主要的因素還是投資的高速增長，而這種以30%以上增幅遞增的情況不可能長久保持下去，特別是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去年竟然增長80%以上，這絕非正常情況。“月有陰晴圓缺”，自然界的規律在經濟領域也早被證明其正確性。

　　現在，人們所說的鋼鐵工業過熱現象，并不是指當前鋼產量多了，而是擔心由于這幾年鋼的需求量劇增而引發的對鋼鐵工業的投資熱，擔心鋼的產能擴張過快了。國際鋼鐵協會(IISI)前些日子就指出：中國鋼鐵投資過熱，有極大的潛在風險。雖然在目前市場需求旺盛前提下，還沒有出現嚴重的供給過剩問題，但如在建產能持續擴充，一旦市場發生較大變化，供過于求勢必出現，甚至引發骨牌效應，爆發產業性危機。中國鋼協去年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編寫的《鋼材市場需求預測及鋼鐵工業發展戰略的若干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中，也已經以大量的、有說服力的數據提出了這一問題。他們通過多種途徑，得出的結論是：到2005年，中國粗鋼的生產能力是3.3億噸，要比預測的市場需求高出6700萬噸。這已經是留有余地的結論，就我所接觸到的企業情況看，還有相當一些企業規劃中的規模要比《建議》里列舉的大，還有一批已經在具體運作中的新建民營企業根本就沒有列入《建議》的調查數據中。但是，前一陣，有的文章以當前鋼產量的供需大體平衡來否定規模擴張的事實，不恰當地強調市場需求還有很大的空間，甚至有意無意壓低目前實際已經增長的產能，對人們善意提醒要注意鋼鐵工業“盲目發展”、要防止發生“大辦鋼鐵”的趨勢的言論則很不以為善；有人甚至認為，如果中央采納了這些意見(指要防止鋼鐵工業盲目追求數量增長)，其后果將不堪設想。我們不懷疑這些同志要求快速增長的愿望是好的，但我們更要深刻理解中央強調指出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并在實際工作中切實予以貫徹；否則，如果片面追求“快速”，其結果必然是欲速不達。現在，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等六個部門《關于制止鋼鐵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要求近期內對已建、在建、擬建鋼鐵項目進行一次認真的清理，這對當前鋼鐵行業的盲目擴張的無序狀態必將起到有力的抑制作用。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是這次中央決定清理，繼續聽任其自行發展，到2005年，建成的能力一定會遠遠大于3.3億噸。一旦這些產能都釋放出來，就必然會形成嚴重的供需失衡。而且，可以肯定，由于鐵礦石資源、水資源以及其他能源和運輸條件的嚴重制約，要么一部分在建能力通過清理急速剎車，要么到時成為無米之炊，有相當一部分能力放空，大量的投入卻得不到應有的產出。對這種情況，也有同志認為，市場經濟情況下，某些產品供大于求是正常現象，有利于市場競爭。但凡事都有一定的“度”，超過了這個“度”，事情就會走向反面。

　　這些年，不少鋼鐵企業對需求數量的增長，反應相當敏感，規模擴張的步子很快。但要看到，對一個產業來講，數量的增長總是有極限的。我接觸到的很多國企老總們，對此也都心明如鏡。但往往是迫于形勢，人家在大規模擴張，自己還是守在原位，怕對競爭不利。這里還存在對規模經濟的片面理解。一般來說，規模大的企業有小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其合理的經濟規模也在變化。因此，現在不少企業、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規模都在翻番，幾十萬噸的增長到100萬噸，100萬噸的擴大到200萬噸，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重視規模經濟，絕不意味著規模越大越好；而且對一個企業來說，規模的擴大也是有盡頭的，而結構的優化和提升則是無窮期的。何況，規模擴大并不一定依靠新建或擴建，像鋼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的、達到4000多萬噸的阿賽洛這樣的巨型鋼鐵企業，其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對現有企業的整合重組。這應該也是我們的方向。還要看到，即使一些規模不大的企業，同樣可以獲得很好的經濟效益，德國巴登鋼廠的鋼產量也就是200萬噸左右，但卻是世界著名的“高效率工廠”，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許多企業前去學習。國內的石鋼、新興鑄管、邢鋼也是規模不大、但很有特色，效益也好，他們的經驗也值得借鑒

　　在清理項目時，要吸取前幾年對鋼鐵限產的教訓，真正讓好心辦成好事

　　在國家發改委等6部門發出的《關于制止鋼鐵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指出：“近幾年來，我國鋼鐵工業出現了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的現象。一些地方不顧市場及外部條件，以各種名義大規模新建煉鋼煉鐵項目，并低價出讓、未征先用土地，給企業各種不合理的優惠政策和減免稅收，還有一些地方以外商投資鼓勵類名義，違規審批煉鋼、煉鐵項目，造成鋼鐵工業出現生產能力過剩，鐵礦資源不足，布局不合理，結構性矛盾突出等問題。”《意見》要求近期內對已建、在建、擬建的鋼鐵項目進行一次認真清理。這確實是非常必要的。

　　但也許是經驗主義作怪的緣故，我對這一文件的執行前景，卻有一番擔心。想當初，鋼鐵限產的勁頭不可謂不大、力度不可謂不強，一度國家冶金局中心任務就是檢查、督促企業限產，局機關干部幾乎是傾巢出動到各地去抓限產，但是由于限產“效果”不理想，國家經貿委主要領導還對當時的國家冶金局局長進行了嚴厲批評。對當時這種單純依靠行政手段抓限產的做法，我曾著文表示擔憂，擔心這樣限產的結果將會是“限大放小，限內放外”：就是大企業的鋼產量被限制住了，而不少中小企業卻乘機而上；限制了國內鋼鐵企業的產量，卻使進口鋼材的數量猛增。實際的進程正是如此。當時，寶鋼、鞍鋼、武鋼、首鋼等大型鋼鐵企業規規矩矩地按有關部門指令進行限產，但一些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則是我行我素，你下我上。2002年初我去山西某民營鋼鐵企業時，該公司的總經理對我說，他們就是抓住國家對鋼鐵工業限產的大好時機，上了新的鋼鐵項目，2001年，1000立米級的高爐和80噸轉爐投產，正在進行第二座高爐和轉爐的建設。去年這家企業的鋼產量已經突破200萬噸，目前正在進一步擴大規模。因此，對這次清理，究竟有什么措施能保證其成功？真正把該清理的清理掉，把該上馬的有利于結構調整和提升我國鋼鐵工業水平的項目抓緊搞上去。這里關鍵在于各級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能否真正配合，上次限產的失敗同一些地方政府的配合不夠有密切的關系。往往由于“政績”的需要、利益的驅動，相當多的地方還是熱衷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去年我到某個地級市，一位市領導對我說，他對他們市里鋼鐵項目的盲目擴張十分擔憂，但這些企業所在地的縣級市領導卻是大力支持，公然違反國家規定，隨意批地，市里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意見》要求提高鋼鐵工業的市場進入門檻，特別是對能源消耗、環保治理都提出了明確的標準，還要求必須對外部礦石、焦炭、水資源和運輸條件認真落實。這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鋼鐵工業是能源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行業，事先不安排好這些條件的落實，建成后或者是成為無米之炊，或者是由于資源、能源的爭奪，引起市場的無序競爭，嚴重破壞了市場秩序。目前，由于我國鋼鐵工業規模的急劇擴張，已經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鐵礦石、廢鋼短缺，國內鐵礦石市場價格不到一年就翻了一番還多，運輸費用更是成倍猛漲。只要有礦、有焦，哪怕質量差些，也成為搶手貨。因此，一些企業的礦石、焦炭質量下降，以致高爐爐況不順、技術經濟指標下降，這也是為什么自1978年以來，我國鋼鐵行業第一次出現噸鋼可比能耗上升的重要原因。

　　《意見》對今后鋼鐵投資建設項目規定了最低的進入條件，明確要求不準建設180平方米以下的燒結機、1000立米以下高爐、100噸以下轉爐。固然，設備大型化對采用新技術、節能降耗、降低成本，有其優勢所在。但制訂產業政策，也有一個如何更好地貫徹實事求是的方針，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的問題。像軋制建筑鋼材用150方的小方坯，就沒有必要配100噸的轉爐。世界上100噸以下的轉爐還有一大批，德國巴登鋼廠的轉爐就不到100噸，不是照樣成為全球同類鋼廠的“樣板廠”嗎？當然，這一政策的制訂，可能也是想通過提高鋼鐵工業的進入門檻來限制其無序擴張，主觀愿望無疑是好的，關鍵是實際工作上的可行性。譬如1989年國務院第一次發布產業政策的時候，就把二輥熱疊軋板機列入停止或嚴格限制基本建設的產業、產品之中，以后又屢屢發文，要淘汰熱疊軋薄板、特別是熱軋硅鋼片的生產。的確，大型鋼鐵企業按照產業政策的要求，前些年都把這類軋機淘汰了，但對行業而言，這些軋機并沒有消失，只是轉移個場所而已，基本上全部轉到小鋼廠去了。現在，熱軋硅鋼片的產量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隨著機械行業電機產量的增長，市場越來越紅火。雖然誰都知道冷軋硅鋼片的性能好，電損少，但冷軋硅鋼片的供應卻長期跟不上來，而且還有一個價格差的問題。在市場的實際需求面前，這樣的產業政策往往是蒼白無力的。更何況政策不同于法律，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強加的命令都不起作用，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單憑政策能管得住嗎？這不是說不要產業政策，而是產業政策的制訂要更好地切合中國的國情，要有實際的可操作性。否則，還是政策歸政策，行動是行動，豈不更影響國家產業政策的嚴肅性。再說，與其在這些不大具備可操作性的政策上動腦筋，還不如在取締地條鋼這種危害國計民生的違法行為上來些真招，下些真功夫。

　　怎樣看待民營鋼鐵企業的發展

　　還要看到，這次鋼鐵行業新一輪的投資熱潮和規模擴張，并不是國有大型鋼鐵企業帶的頭，相反，包括寶鋼在內的一批特大型國有鋼鐵企業，還是致力于產品結構的調整升級等內涵式改造。這一輪規模擴張的特點是：民(營)促國(有)，小促大，(行業)外促(行業)內。相當一個時期，鋼鐵行業基本上是微利行業，現在卻成了高回報率的行業，而股市等金融市場仍然還不那么景氣，利益的驅動吸引了資本的流入，不少行業外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鋼鐵工業的積極性大為增強，像國內頗有名聲的一家高科技企業先后投資新建500萬噸規模的大型鋼鐵企業，兼并了300萬噸級以上的老國有企業，而且還在繼續謀求對其它鋼鐵企業新的資產重組機遇。這種情況，在過去是不可設想的。但鋼鐵工業這種高利潤，肯定不可能持久延續下去。一旦情況發生變化，新的利益的驅動會對鋼鐵工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在2003年2.2億噸鋼產量中，民營企業占了一定的比重。如果包括近期由國有轉為民營的南鋼、萍鋼、川威等企業在內，初步估算，去年民營企業的鋼產量已經超過了5500萬噸，占全國鋼產量20%以上。在這些民營企業中，頗有一些有實力、有影響的企業，譬如，江蘇的沙鋼去年鋼產量超過了500萬噸，河北的建龍、津西、山西的海鑫等鋼產量都超過了200萬噸，江蘇興澄特鋼，在獨立特鋼企業中產量位居第一，去年鋼產量達到164萬噸。而且這些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都不低，興澄、沙鋼等企業管理水平在行業里也是有目共睹的。當前，民營鋼鐵企業的發展勢頭還在增長。除了眾所周知的寧波建龍外，僅我從《中國冶金報》的報道和廣告中，就看到已經或即將形成100萬噸以上規模的民營鋼鐵企業有：河北武安的新金、河北東山冶金公司、河北的縱橫、河北邢臺的德隆；山東的濰坊、墨龍、魏橋；山西的晉宇、廣東的恒大、雙菱；福建的三安、龍巖；內蒙包頭的大安等，其中有的規模要達到500萬噸。這些企業，除了一小部分已列入中國鋼協編寫的《建議》中的第三部分“生產能力調研”表中，大部分都不在2005年3.3億噸生產能力之中。可見，2005年的實際產能肯定將大于此數。當然，也不排除其中可能存在虛張聲勢的泡沫成分。

　　民營企業的大規模興起，這是一件大好事，說明了我國的“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確實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非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們一定要遵照十六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近幾年，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也使人們看到了它們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我曾走訪過一批民營企業，對它們靈活的機制，精干的機構，高速的效率，以及一些經營者的執著精神，也深為欽佩。我接觸的很多國有企業老總們，也都曾到民營企業學習取經，并且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借鑒了民營企業的長處，為我所用，促己發展。

　　但是在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也還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一些同國有企業不平等的“待遇”，使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嚴重的不利地位。譬如：

　　·在稅收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一些地方政府隨意減免國家規定的稅率和稅費；在國有企業綜合稅率居高不下時，民營企業卻享受著另一種意義上的“非國民待遇”。有的年銷售額達到100多億元的民營企業，其總稅率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而作為中國鋼鐵工業歷史最悠久、貢獻最大的，因此也是歷史包袱最沉重的鞍鋼，至今其綜合稅率還高達10%以上。

　　·在建設征地方面，同樣存在不平等待遇。有的民營企業可以極低的費用、甚至以幾乎“零地價”購得成片土地，然后以土地證向銀行抵押貸款。在國有企業需要通過層層審批時，他們可以通過當地政府的大力“協助”，輕易地把項目搞上去。然后再以“空手套白狼”的手腕，用承建單位的資金做到建設“正負零”，用制造單位的資金先把設備做起來。

　　·在執行《勞動法》的問題上，有的民營企業可以公然無視國家這一部大法。他們在挖國有企業人才時，是舍得花大錢，相當大方的；但是很多民營企業對眾多工人，基本上是三班三運轉，沒有節假日，只有等到設備檢修時，才能休息幾天。有的企業甚至是兩班兩運轉，每天12個小時。至于像醫療保險等“三金”這種社會保障制度，除了對招聘來的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外，一般工人根本是無緣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民營企業在成本競爭方面有其極大優勢了。

　　·在爭奪人才方面，矛盾更為突出。民營企業這樣的快速發展，人才短缺就成為其突出的矛盾。于是這些企業都采取高價聘請以及各種優厚待遇來挖掘國企人才，國企成了民企的人才庫。人才流動，促使企業領導更加重視和發揮人才的作用，也使得各類人才得以更好地體現其自身的價值。但人才的無序競爭也給一些國有企業帶來了破壞性的損害。資本主義國家經過多少年的磨合，在挖掘人才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規范的守則，他們的獵頭公司都會按規則辦事，同業間的“競業禁止”，已成為必須共同遵守的法則，所以才會出現為了要挖一個人才，竟然把這家企業買了下來的情況。但目前一些民企的做法，是憑借不正當競爭，來削弱國企人才資源。這需要加緊制訂一些相應的法規，使人才市場的競爭規范化。

　　更要引起注意的是，在這些“不平等”待遇的背后，往往還存在一些導致腐敗的因素。因此，我們要警惕那種以扶植民營經濟為由而行以權謀私之實的違法行為的滋長，并采取有效措施進行堅決的抵制和制裁。同時，各級政府都必須全面地貫徹兩個“必須毫不動搖”的方針，在“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要忘了“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使各種經濟成分都能在平等的環境下進行合法的競爭，以求得共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