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衛生體系不僅僅依靠衛生系統來建立，而是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相對于社會而言，政策應該在此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個責任并不是僅僅撥點款搞搞硬件建設就能解決問題的，解決中國的公共衛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制度改革和新機制的注入，僅僅靠資金的“輸血”難以長期奏效

　　本報記者 劉樹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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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僅重視硬件，軟件同樣重要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幾乎沒有幾個人能說出公共衛生到底是什么含義。

　　王海波是北京昌平區某鎮衛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員，他說，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賓館、飯店等一些經營場所的衛生檢查，一直沒搞明白到底什么是公共衛生。

　　俞紹華是北京某三級醫院的外科醫生，說起這個問題，他靦腆的笑了笑：自己是學醫的，沒接觸過公共衛生的知識。

　　中國醫療產業研究中心總經理劉騰蛟對公共衛生的解讀是，醫院轉制在很大程度上與公共衛生是相關的，國家在醫院改制中保留國有醫院其實就是對公共衛生的保障，盡管中國的公共衛生目前存在很多問題，但在大城市基本上是不用憂慮的。他舉例說，從SARS中可以看到，雖然國家當時反應不及時，但是后來在各方面控制得不是都很好嗎？他最擔憂的是在農村，在很多鄉鎮，衛生業處于一種癱瘓狀態，鄉鎮衛生業屬于三級公共衛生體系中最低的一級，很多醫療保障沒有，工人發不出工資，但是政府已經感覺到這個問題了，今年對醫療衛生投入，一個是投入預控中心，一個就是農村，還有一塊就是在社區醫療，但畢竟牽扯的面太大了，所以，怎么管理，目前還是未知數。

　　對很多人都不明白公共衛生是怎么回事，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雷海潮一點都不吃驚，事實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公共衛生，甚至也搞不清楚公共衛生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區別，他正在指導他所帶的碩士生搞一個課題，主要內容就是關于公共衛生方面的。

　　雷海潮說，目前國家對公共衛生的投入確實比較大，從去年開始到明年，國家將在三年的時間投入114億元，這是建國以來投入力度最大的，那么，錢花出去以后，到底能不能切實提高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能力呢？至少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到這一點。

　　雷海潮對此同樣有幾個憂慮：

　　第一，雖然從SARS以后，大家開始重視公共衛生了，但是主要局限在硬件的建設，但卻忽略了人員素質的提高，能力的提高，花錢就是用來蓋大樓、買設備了，或者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國家或者省一級的疾病控制中心的建設上，而對于基層切實做疾病控制的機構和人員，無論是硬件建設還是軟件設，都沒給予足夠的應有的建設。

　　第二，我們現在是重投入輕改革，尤其是體制改革，因為通過SARS反映出來的問題并不是樓房陳舊不陳舊和設備新不新的問題，而是因為當時大量的病人管理不好，造成了傳染源的失控，另外，沒有很好的醫療組織能力、醫療保險的制度，使得民工大量外流和互相的交叉傳染，整個公共疾病控制體系和醫療體系之間相互的分離，缺乏協調和配合。另外整個的疾病控制體系之間也缺乏聯系，缺乏指揮的效率，不是相互支持，而是相互扯皮等等，這些都屬于管理體制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目前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是不需要投入資金的，假如114億元的資金投進去之后，仍然還是這樣的體系，那么公共衛生體系還是會存在障礙的。

　　第三，在今后長時期內，能否一直保持對公共衛生清醒的頭腦？能否把公共衛生放在一個非常優先發展的位置上？國家能不能保持持續性的政策和長期性的投入？目前雖然很重視，但能否形成長久的制度化的政策和機制？

　　第四，在我國，醫療是一條體系，公共衛生又是一條體系，這兩個體系幾乎是斷開的，相互之間沒有什么聯系和彼此支持，各唱各的調子。而實際上，兩者應該是相通的，但現在由于在部門設置上的問題，導致了兩者之間長期分割，所以，將來如何能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五，關于什么是公共衛生，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說清楚，都在籠統地說要加強公共衛生的建設，但實際上很多地方就是在蓋傳染病醫院，都在蓋大樓，而對什么是最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的內容，認識上都存在分歧，有的認為只有疾病控制系統才是公共衛生系統，有的把整個醫院也當成公共衛生系統，這就造成了認識上的誤區，也容易造成重點不突出，在加強這個工作的時候，卻沒有把這個工作本身的內涵說清楚。

　　第六，政府到底在公共衛生領域中如何體現自己的職責？到底怎樣籌措經費？目前所能做的無非就是對事業單位的編制管理，然后按人頭撥款，這是不行的，關鍵是建立起一套可行的、高效率的、可持續的發展機制。

　　資金投入：更新機制是關鍵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研究中心公共衛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龔向光掐著指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從全國范圍來看，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從1980年的4.58億元增長到2001年的44.76億元，人均費用從0.46元上升到了3.60元，雖然這種投入占總的衛生事業費的比例近年一直維持在14%-15%之間，但由于衛生事業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在不斷下降，可以說，國家對于公共衛生的投入占財政總之出的比例是不斷下降的，而與同年的GDP比較，2001年所占的比例尚不足1980年水平的一半。

　　而公共衛生機構目前的收入來源主要包括政府投入、業務收入和其他收入三大類，在政府投入逐年下降的情況下，業務收入正在成為公共衛生機構收入的主渠道，而他們開展業務所需的費用也必須依靠提供有償服務來彌補，由于一些公共產品類服務不能得到補償，便直接導致了一些曾經控制得比較好的或相對穩定的疾病，比如性病、結核病、血吸蟲病等又有所抬頭，可以說，有償服務的過多開展，不可避免地使公共衛生機構過分追求經濟效益，而忽略了社會效益，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改革公共衛生的籌資機制。

　　龔向光說，由于我國分級財政的實施，各地衛生投入都基本來自同級財政，這導致了公共衛生管理級次的降低，由于各地和各級財政收支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對公共衛生投入的不公平性，這種投資機制的負效應就是對富裕地區投入多，貧困地區投入少的局面。對公共衛生的投入本不應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而應由中央財政來統籌考慮，利用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確保基本公共衛生投入。也就是說，提高政府對公共衛生投入的管理層次，將公共衛生服務項目按基本到特需進行劃分。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投入，由中央財政支付，這樣可以保證無論是貧困地區還是富裕地區，每個人都能享受到。公共衛生應急反應機制及設施的投入，也由相對高級的財政部門來完成，以確保這個反應體系能切實發揮作用。其他的公共衛生投入，比如高級一些的醫療服務、醫療保障就可以根據地方財政的實際情況來進行，錢多的地方可以多投點，當地人可以享受比別的地方高一些的公共醫療服務；錢少的地方就少投點，服務水平也就低一些。這樣一方面可保證社會的公平性，發揮財政轉移支付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分發揮了分級財政的積極性，體現了因地制宜的原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