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這個關乎健康的古老行業顯然沒跟上疾病的步子——可怕的是，它們還在盲目長大

　　醫藥公司也曾牛氣沖天，全球成年消費者都知道“偉哥”劃時代的意義，其它一些治療風濕性關節炎、抑郁癥、慢性哮喘之類的藥品，也給不少人帶來福音。

黃頁微成本營銷方式 不見不散約會新主張 小戶型主陣容揭曉 多媒體互動學英語

　　輝瑞(Pfizer Inc.)、默克(Merck & Company Inc.)、安萬特(Aventis S.a.)、拜耳(Bayer AG.)等一大串熠熠生輝的名字當之無愧成為高增長和高回報的代名詞，讓投資者們相信，只要擁有了它們的股票，資產的前景就會變得很美妙——在那個醫藥業的黃金年代，任何一個大公司的新藥產品面世都會相應帶動股價上漲，甚至在這些新藥產品投放市場之前。

　　除此之外，該類公司也一度是各地政府受歡迎的對象，因為大量的崗位需要為政府減低了社會保障方面的財政開支。

　　然而這畢竟是兩年前的事情了。如今，雖然投資者依然相信該類公司的前景，但是制藥公司的環境卻變得大不如前，輿論開始批評這些公司產品對人體帶來的副作用，政府也因為稅收問題考慮重新修訂和它們的關系，甚至連投資者自己，都開始懷疑公司每年大筆的研發費用是否恰當。

　　這是投資者和醫藥公司高層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點——醫藥業的高速發展(當然也有人認為是暴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歐洲和美國的制藥公司有必要放下架子調整自己，以適應公眾更為挑剔和復雜的口味，否則，即使全球制藥業重新洗牌，也是換湯不換藥。

　　收購：毫無玄機

　　不少分析人士相信，近期一場醞釀中的歐洲最大并購案可能導致醫藥業格局的再次變動。

　　1998年在美國上市的法國最大制藥廠安萬特公司和本國競爭對手賽諾菲圣德拉堡(Sanofi-Synthelabo SA)是這場并購案的主角。前者因為經營不善，加之其產品對人體健康不利的消息屢屢傳出，不得不考慮尋找買家以求重生，后者的規模略小于安萬特，但是其產品卻在市場大受歡迎，比如治療腦血栓的Plavix，治療失眠癥的Ambien/Myslee——正是這些產品帶來的豐厚利潤，讓賽諾菲圣德拉堡有足夠的底氣出價480億歐元向安萬特發起惡意收購。

　　盡管法國政府希望這兩家本國的公司合并，甚至法國財政部長弗朗西斯·梅爾(Francis Mer),都在公共場合表示，如果兩家合并，將會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它將造就全球第三大制藥公司，排名在美國的輝瑞公司和英國的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GSK)之后，也將和兩者在全球展開競爭。但是安萬特卻不這么認為，這家傳統的歐洲公司曾表示尋求“白衣騎士”來抵御這場惡意收購，截止本文收尾時的最新消息是：安萬特公司董事會否決了此項收購，但這很可能不是最終結果，因為拒絕的原因是對方“顯然低估了安萬特的價值”。

　　事實上，無論這場收購會以何種形式收場，都不可避免地形成這樣一種結果：一直落后于美國的歐洲制藥業開始有了另一支抗衡的力量，盡管它本身也困難重重。

　　不過多少讓制藥業感到尷尬的是，左右這場收購的并不是這兩家公司，而是來自其他行業的公司——一家石油業巨頭和一家化妝品公司：道達爾(Total SA)和歐萊雅(L'Oreal SA)。觀察人士認為，對這兩家都持有塞諾菲大量股權的大型法國公司來說，收購結果可以忽略不計，兩家公司終能獲利：如果塞諾菲能以480億歐元成功收購安萬特，道達爾和歐萊雅就會更容易兌現在新制藥巨頭內的持股，投資者們多年來一直在敦促它們拋售這批股票；如果塞諾菲落敗，自己就會一夜之間成為被收購的目標，那么道達爾和歐萊雅所持的塞諾菲股票就會增值。

　　實際上，對道達爾和歐萊雅而言，唯一不利的局面是：塞諾菲收購成功，但它們違背投資者意愿繼續持股，同時新制藥巨人的股價大幅下跌，但是這樣的局面基本不可能出現。

　　CDC Ixis資產管理公司駐巴黎的歐洲市場及新興市場股票部門主管英伯特(Laurent Imbert)進一步分析了原因，他認為，如果塞諾菲收購安萬特進展順利，其股價就會飆升30%；如果收購失利呢？塞諾菲就會實力大減，無力抵擋其他公司的收購，而這反過來也會推高塞諾菲的股價。英伯特管理著大約300億歐元的歐洲股票資產，其持股也包括道達爾、歐萊雅、塞諾菲和安萬特。

　　道達爾和歐萊雅分別持有塞諾菲24.4%和19.5%的股權，價值約為100億歐元和70億歐元。兩家公司簽署了一份將于今年12月到期的協議，其中規定，不得到對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出售所持塞諾菲股票。但鑒于它們自己的股價表現不佳，加之塞諾菲收購安萬特會推高它們所持股份的價值，而且還更容易兌現，這樣拋售塞諾菲股票就會是一個更誘人的選擇。

　　這種局面的出現反映了現今制藥業的一個致命現實：對投資者來說，最有吸引力的股票已不再是醫藥公司本身，而是幕后操作者，事實上，從華爾街反映的情況來看，很多聰明的投資者都開始買進道達爾和歐萊雅股票——在分析人士眼中，這是醫藥行當發展減速在資本市場的佐證。投資者的目光依然停留在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不會真正考慮醫藥公司的持續發展——如果將其替換成IT之類技術型公司，或許不必大動干戈，然而對關系公眾健康的醫藥公司來說，這樣的局面出現，確實不能讓人高興起來。

　　廉價藥：歐洲之累

　　當然，事情也沒有完全惡劣到這種地步，對安萬特這樣的歐洲公司來說，雖然同類產品比美國生產的要便宜，但是它們的利潤率并不低。

　　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歐洲政府的定價原則：一般來說，處方藥都會有統一的價格，不會因為成本的變動而改變，此舉迫使歐洲企業想方設法在消減成本上下功夫，美國公司在這一點上恰恰相反，基本不考慮成本問題。統計數字說明，1992年，歐洲藥業整體的成本比美國要低30%，到了現在要低60%，光是2003年，同類產品的成本就節省了1600億美元，而從1992年開始計算，整體大概是一萬億美元左右——這也就是為什么如果兩家以生產低成本藥著稱的法國公司合并，將會對全球醫藥界帶來重要影響的原因。

　　分析人士看來，這也是美國公司嫉恨歐洲的原因，美國食物和藥品管理委員會(FDA)海外部門的負責人馬克·麥客林曼(Mark McClennan)說：“美國藥品昂貴的原因是廠商把新產品的研發費用都計算在成本內，而這當中，有些研發不一定就能出成果的，這種做法其實讓不少美國人生氣。”

　　但另一方面，在歐洲內部，節約成本的做法卻遭到反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歐洲咨詢公司的負責人本(Bain)和他的合伙人保羅·羅森博格(Paul Rosenburg)在最新的研究中說明：“如果歐洲的政府和公司持續這種策略，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失去創新能力，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到那時才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可能導致不理性的投資放到本來就落后的研發上。”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事實上，在不斷需要研究新產品對付各種疾病的醫藥行業，大量的研發投入是必不可少的，美國的醫藥巨頭們雖然為成本傷透了腦筋，但持續的研發，讓它們一直在新品領域領先歐洲。十年前，歐洲和美國公司在這方面的整體投入差不多都是100億美元，而現在美國幾乎一年就是300億美元，歐洲則不到200億美元，而且呈現下降趨勢；投入最少的德國，每年研發費用的比例甚至還有下降的趨勢。

　　反映在成果上，在1993年到1997年，歐洲新發明的化學藥品有81個種類，而美國只有48個——但是到了1998年至2002年間，情況卻倒過來了，兩者的數字是44和85。

　　另一個直接的好處是，高投入的研發費用為美國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根據本和保羅·羅森博格的研究數據表明，1999年到2001年，美國這方面新增加了42%的工作崗位，而且都是屬于高投入高產出，這些人為美國醫藥巨頭們創造了121億美元的價值，相反在歐洲，這方面新增的工作崗位少得可憐。

　　所以在不少分析人士看來，盡管歐洲的廉價藥依然有強勁的利潤，但是也面臨著失去市場的風險，歐洲的消費者開始愿意在選擇藥品時對比美國的同類產品，而只有如墨西哥等南美洲國家依然保持對廉價藥的興趣。

　　這不能不說是歐洲藥業在大整合前遇到的最大難題，盡管葛蘭素史克的總裁讓·皮埃爾(Jean-Pierre)不認為這是歐洲缺乏創新能力導致的結果，但事實卻是，歐洲依然在新處方藥投向市場時，制定堅硬的價格原則，此舉多少扼殺了公司們對新品研發的熱情。

　　當然，在分析人士看來，保守的價格策略到底如何影響研發是一個復雜的原因，本和保羅·羅森博格就認為這要根據每個公司不同的定位、以及研發的實際力量來決定，而且也不見得每個歐洲公司在這方面處處落后。比如葛蘭素史克就想到了一個即減低成本又保持一定研發水平的辦法——他們把一部分研發機構搬到了印度的班加羅爾，在那里工作人員的薪酬不高，而研發水平并不比總部的其他地方差。盡管這種全球化的做法和歐洲傳統的國家主義原則有出入，但是這對他們盡快把研發變為產品，并迅速投入零售市場有好處。

　　整體而言，歐洲公司做的努力還僅限于個別領域，過去的十年，美國已經和歐洲拉開了距離，而且從現在來看，距離越來越大。雖然在美國，藥品投放到市場也會經過FDA的檢驗和監督，但是速度卻比歐洲快了很多，對歐洲公司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現實難題。

　　研發：美國的悖論

　　凡事皆有長短，盡管美國醫藥公司在研發和市場速度上優于歐洲同行，然而它現在卻陷入了另一個窘境——五年前，這些公司還是為每一次新藥的誕生而興奮不已，而現在它們卻在公眾眼中成了任性的壞孩子，因為和其他任何行業相比，它增長的速度實在讓人覺得這是不折不扣的暴利，甚至在苛刻的批評人士看來，高投入的研發費用也是其“變壞”的表現：大量的錢花出去了，最后卻變成了如同電影《黑客帝國》中被復制的特工一樣，不少新藥和以前的產品幾乎沒有什么區別。

　　而且在零售領域，醫生和制藥公司“勾結”起來，為患者開出不必要藥品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甚至連醫院日益昂貴的費用也是因為藥品價格提高所致，而這部分的承受者依然是普通的消費者。

　　當然還有國際組織對它們的譴責，不少觀察人士指出，這些美國公司把一些并不先進的藥品銷售到第三世界不發達的國家，但是往往還制定和發達國家一流產品一樣的價格。因此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真正讓公眾不安的原因不僅是醫藥行比其他領域更容易賺錢，而且賺錢的方式也不那么光明。

　　與公眾不同，醫藥公司的股東們眼中看到的卻是這樣的情形：公司的銷售和研發人員想盡了辦法，但是利潤卻在下降。于是股東們開始抱怨，真正的原因還是藥價偏低——如果他們的抱怨成立的話，那他們又和公眾陷入了對立的局面。

　　也許讓這些醫藥公司陷入這種兩難境地的原因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對這些美國人來說，醫藥只不過是一種商品，不需要承載太多的人道主義，“他們從來不重視對公眾意見的收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也毫無同情心”，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位官員說。

　　而且在開發新藥的過程中，它們也顯得急功近利，一位曾在默克公司工作多年的老員工回憶，最初從確定要開發一種新藥，到研發、生產等諸環節要經過嚴格的考證，一般會要求五年以上的時間，而現在哪怕只是在某種藥品上有一點點小的改進就會馬上投放到市場：“并且現在很多藥的研發都會以試圖改變人類基因來冒險。”

　　對這些公司來說，制定一個長期的新藥品計劃是迅速改變形象的最佳做法，不少業內人士建議把公司每一筆研發的計劃和費用在不泄漏商業秘密的情況下公之于眾。他們舉出歐洲同行葛蘭素史克的例子，這家公司在不久前公布了一個用水果做實驗品的新藥開發過程。如此一來，有助于公眾判斷新藥定價是否合理，而不只是在看到藥品單后抱怨價格高了。

　　不過這些好的建議現在仍在口頭階段，幾乎所有的美國公司們都受到過類似的忠告，但是實際情況卻是，它們大多數還是沿用老一套的做法，不到FDA等監管部門來干涉的話，或者普通消費者出現強烈的抗議時，它們不會做出自我調整，更極端的說法是，它們對公共衛生系統置若罔聞。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藥的昂貴就不難理解了。如果仔細考量醫藥公司的價格體系，可以看出，它們實際沒有對不同療效的藥品做出分類，更沒有對不同類型的藥品做出定價的劃分，如果用“混亂”一詞也可以形容現在美國醫藥價格市場的情況。現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美國國會身上，據稱，要求制定分類標準以便讓藥品價格清晰起來的法案正在美國國會審議，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在不久后會通過。-(黃河/文)

　　久治不愈的抑郁癥？

　　你可能是下一個——

　　想想看吧，如果突然有一天被告之，你一直服用的某種藥品實際沒有任何功效，它起的作用只是心理暗示，因為你相信它在說明書上所說的一切。而買這些藥，你又花了大筆的錢——你該怎么辦？投訴還是自認倒霉？

　　大多數的美國消費者選擇了等待，他們希望醫藥公司能在輿論的攻擊下，公布隱瞞事實的原因，但是依然有人把狀告到了美國食物與藥品監督管理委員會(FDA)，后者立刻做出了反映，在二月份它們開展一項關于這類藥品——主要是抗抑郁的藥品——是否適合在十八歲以下人群中消費的調查，因為他們擔心這些藥品會對自制力差的年輕人造成不好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盡管美國不是第一個采取這種措施的國家——英國在去年就頒布了法令，禁止這類藥品在未成年人中銷售。

　　抑郁患者仿佛看到了盼頭，但是FDA做出這種調查的同時，還在為以前的醫藥銷售原則開展激烈的討論，這有可能促使整個西方社會對奉行了二十余年的醫藥市場開放準則做出修正。

　　這可就說來話長了——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以促使醫藥公司的產品能迅速進入市場，此前，這些藥品要進入市場，必須經過醫生的嚴格求證。而法案通過后，藥品進入市場則不需要這些煩瑣的程序。在分析人士看來，這項法案二十年來催生了一大批一流的醫藥公司，然而也讓醫藥公司開始確定一切以市場為導向的策略——根據人類每一次出現的新病種而開發新產品，而不像以前考慮更多的是人類的福祉。

　　現在看來，這種“市場第一”的導向多少出現了問題，研制出那些實際沒有功效的藥品不說，而且也讓不少私人醫生——他們一直以來都是全力為患者著想的——變得無所適從，因為私人醫生實際上也沒有在藥品上市前檢驗的權力，他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據自己的判斷，向患者推薦各類藥品，然后讓患者定期回饋療效，看看這些藥是否真的管用。

　　輿論的火力集中在Lilly公司生產的Prozac、葛蘭素史克生產的Paxil和Pfizer的Zoloft上，這些都是抗抑郁的藥品，雖然依然對很多消費者有吸引力，研究結果也表明，這些藥品中含有的復安栓對平衡人體機能有作用，但更多時候，它們還是無法讓患者安靜下來。

　　Paxil更是早在1996年就被發現有安全隱患，但是直到2001年才開始在市場上招回，這段時間，葛蘭素史克一直拒絕就此發表聲明。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當《洛杉機時報》的一個記者去詢問簡·萊斯其利(Jan Leschly)——Paxil藥品核心的研究成員之一——時，后者的答復是，公司并不想誤導大眾，那只會對公司不利。但是被問到為什么不在說明書上寫明這些有安全隱患的副作用時，簡說，“有些人并不會看完說明書，現在我有個律師正要談論這個問題，我必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