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決定動用外匯儲備對中行建行注資后，給國內外金融市場傳遞出中國加快國有銀行改革的積極信息。最近公布2003年業績的中行和建行，表示已經將2003年的絕大部分利潤用于沖銷不良資產，并宣布了上市的目標。實際上，在注資之后，還有更多的問題值得關注。

　　較之1998年的資產剝離，此次注資是實質性的資金注入，動用的資源既包括中行建行 原來的資本金，也包括2003年的盈利，還包括此次注入的外匯儲備。從時間上看，這是國有銀行在2006年開放銀行市場之前的重要改革機會，在此之前，不可能依靠商業銀行自身的能力來消化龐大的不良資產，在背負龐大不良資產包袱的前提下商業銀行也難以有效率地改進經營管理。

　　但是，目前看來，在注資之后，還應當重點關注五個方面：

　　第一，資本充足率的可持續性。注資之后，即使大規模核銷不良資產，在適當補充次級資本之后，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當年保持在8%是有可能的。但是，考慮國有銀行的資產擴張速度，每年都是在20%、30%甚至更高的速度進行，國有銀行的盈利能力預計不會顯著高于2003年這樣經濟快速增長的年份，因而在注資之后的不長的時間內，國有銀行就可能再次面臨資本金不足的問題。此時，國有銀行的可能選擇，或者是上市，或者是尋求新的股票發行的機會，或者是收縮自身的業務。如果要實行嚴格的資本充足率約束，那么，在商業銀行的業務結構不太可能明顯改進的條件下，業務的收縮就難以避免。

　　第二，銀行不良資產處理進程中的監督制約機制。1998年國有銀行剝離不良資產13000億元，為了清理這些不良資產，專門成立了4家資產管理公司，盡管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但是進展并不如預期的那么樂觀。反觀這一次的注資行動，也會相應伴隨相當大規模的不良資產清理，而目前中行和建行都宣稱在不長的時間內尋求上市，如果要在上市之前大規模地清理、核銷不良資產，可能會形成一個不良資產清理核銷的突擊性高潮，其間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

　　第三，是否對不良資產的狀況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此次動用龐大的資源用于國有銀行核銷不良資產，實質上動用的是公共資源來為歷史形成的不良資產“買單”，其理論基礎是因為國有銀行承擔了改革的成本。那么，對于這些即將由公共資源買單的不良資產，就應當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加強公眾的監督。實際上，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形成，在時間段上主要是1992-1993年、或者是1997-1998年等幾個經濟周期波動較為劇烈的時期，從地區分布上廣東、海南等地區特別突出。對于這些時段、這些地區的不良資產，是否歸結為承擔改革的成本還有待觀察。

　　第四，注資之后的國有銀行是否有合格的股東。匯金公司是不是一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符合現代公司治理要求的股東值得關注。例如，匯金公司是否有足夠的約束和激勵來監督這兩家銀行的運營、是否有足夠的決策機制來保證匯金公司行使股東挑選經營者等的權力、如何考核匯金公司的經營業績等等。目前看來，匯金公司的職能類似于新加坡動用儲備進行投資的國家投資公司，但是實際上新加坡的國家投資公司的投資效率是比較低的，并不是值得仿效和學習的樣板。

　　第五，大規模核銷和注資之后的商業銀行是否能夠保持較低不良資產記錄。在中銀香港重組上市過程中，海外投資者最為關心的，并不是動用了多少資源來沖銷和剝離不良資產，也不是聘用了多么有名的投資銀行，而是銀行內部是否建立了足夠的風險管理機制來防范新的不良資產的大規模發生，因為在已有的經營記錄中，這些銀行有的只是幾次集中形成大規模不良資產的記錄，還沒有經營業績出色的持續的記錄，因此贏得投資者的信任就必須要在風險管理政策與流程方面作出切實的顯著改進。

　　從國際銀行監管的趨勢看，銀行業涉及到十分廣泛的公眾的利益，因此，對于銀行業的監管，即使銀行業不是上市銀行，也應當像監管上市的公眾公司一樣，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特別是要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上市的銀行的要求就應當更高。在注資、不良資產核銷以及隨后的業務整合、風險管理改進方面，國有銀行也應當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增進公眾的監督，以保護國家和公眾的利益。

　　巴曙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