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起行政訴訟案中涉及到的法律法規，都是由商務部的前身外經貿部制定的，“沒有比我們更熟悉這部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什么了”。但商務部卻敗訴了，這讓他們很想不通

　　本報記者 錢坤

　　正式掛牌不到一年的商務部，在2003年年底北京的一場行政訴訟案的一審判決中敗訴 ，大大出乎商務部的預料。

　　據一位熟悉案件審理過程的人士向《財經時報》透露，此案審理過程中，商務部一直對自己能最終勝訴保持樂觀態度。因為這起行政訴訟案中涉及到的法律《外商投資法》及其管理辦法，都是由該部的前身外經貿部制定的，“沒有比我們更熟悉這部法律制定的目的是什么了”。但商務部卻敗訴了，這讓他們很想不通。

　　圍繞一個“大坑”

　　此案的關鍵是位于北京市CBD地區一塊黃金地段開發項目的所有權問題。

　　北京市朝陽區新源南路1-3號，毗鄰昆侖飯店、燕莎友誼商城，處于著名的涉外商務圈中心。在這片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上，一座被稱為北京嘉利來世貿中心的工程項目目前限于停頓狀態，只有堅硬的鋼筋，記錄著這個未完工大廈曾經的豪氣與膽識，也見證了一段合作各方因注冊資金引發的是是非非。

　　事情的緣起要追溯到8年前。1994年9月，北京市食品工貿集團總公司�熀蟾�名為現在的北京二商集團有限公司��、北京恒業房地產綜合開發經營公司與香港嘉利來�焽�際�牸瘓F有限公司簽訂合同，成立北京嘉利來房地產有限公司，公司為中外合作企業性質，共同開發建設北京嘉利來世貿中心項目。

　　金錢是壘起大廈的第一要素。合作合同中約定，合作公司的投資總額為3000萬美元，注冊資金1200萬美元。

　　合同中對合作各方的職責進行了如下約定：由北京食品工貿集團負責辦理開發項目場地條件及拆遷，由恒業公司負責辦理公司登記注冊、辦公條件、土地征用和開工手續等，全部注冊資金及投資總額與注冊資金之間的差額則由香港嘉利來公司負責繳納及籌措。三方分別擁有合作項目32%、8%和60%的權益。

　　公司成立后，世貿中心各開工項目如期進行，嘉利來公司開始了注資過程。從1994年5月11日至1995年9月7日，嘉利來從廣東佛山匯通公司及佛山華強發展有限公司分14批共向合作公司匯入人民幣7270萬元。為此，北京華威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一份驗資報告，證明其中的6500萬元人民幣為注冊資金，余下的為投資金。接著，嘉利來公司又以支付合作項目設計費、工程策劃費等形式出資共203萬美元。此后，嘉利來又以現金250萬美元投入合作公司。從1994年至1995年，嘉利來分多次共出資1225萬美元。

　　1996年9月，經嘉利來聯系，合作公司與韓國大宇公司簽訂了總額為2.35億美元的貸款合同。當年11月，大宇公司的首期3500萬美元貸款匯入合作公司。

　　其間，為證明這些資金的到位情況，有關會計師事務所分別出具了驗資報告。1995年4月，北京華威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第一份《驗資報告》，同年11月，由北京培正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第二份《驗資報告》。

　　百事待舉的工程如同吞金無底洞，這些巨額資金很快用完。雪上加霜的是，恰在此時，即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韓國大宇公司出現嚴重財政困難，無法繼續履行承諾的貸款義務。合作公司陷入資金困境，致使工程無法繼續施工，1997年11月全面停工。

　　讓嘉利來公司沒有想到的是，一場更大的危機在等待著它。

　　4億元投入化為烏有？

　　此后，雖然合作三方就工程資金到位及復工問題進行多次磋商，但令人遺憾的是始終未形成解決方案。1995年至2000年合作公司連續五次通過了北京市聯合年檢。一切似乎在平靜中度過。

　　轉眼到了2001年，8月23日，嘉利來公司突然接到北京市工商局發出的一紙《限期出資通知書》，其中稱，鑒于嘉利來應認繳的注冊資本出資不符合有關出資規定，要求其限期提交人民幣利潤再投資證明文件。如不能提供，須在30日內履行1200萬美元的出資義務。

　　香港嘉利來公司的麻煩隨后接踵而至，形勢急轉直下——

　　2001年8月27日至29日，短短三天內，原先的三份《驗資報告》連續被相關單位撤銷；2001年9月19日，北京市工商局又向嘉利來公司發函，說明《限期出資通知書》將于9月24日屆滿，若屆時不能提供人民幣利潤再投資證明或1200萬美元出資證明，將視同嘉利來公司不履行應認繳注冊資本出資義務。

　　2001年9月25日，北京市工商局企監處向北京外經委發出一紙手寫便函，聲稱未收到出資證明的相關材料；9月26日，北京二商集團向北京市外經委提出更換外方股東的請示；9月27日，北京市外經委做出��2001��627號《批復》，將合作各方變更為北京二商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北京安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香港美邦集團有限公司，合作公司也更名為北京美邦亞聯房地產有限公司�熛潞喎Q美邦公司��。這份批復意味著香港嘉利來被合作公司排斥出局；9月28日，北京市外經委即向“新合作公司”頒發批準證書；9月30日，北京市工商局向“新合作公司”頒發了營業執照。

　　嘉利來有關人士說，就這樣，從2001年8月23日至9月27日，短短一個多月時間，一紙批復讓嘉利來6年來辛苦投入的近4億元人民幣的資本金化為烏有。

　　各說各話

　　其后，香港嘉利來為維護自己的股東地位，向北京市外經委的上級主管部門——當時的外經貿部提出行政復議。外經貿部在2002年7月議定，撤銷北京市外經委準許北京二商集團更換合作股東的批復。

　　但北京二商集團認為，外經貿部的行政復議書有“認定事實不清，使用法律不當”的問題，遂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法院判決外經貿部撤銷行政復議。

　　北京二商集團提出申請更換嘉利來股東地位的理由是，香港嘉利來向合作公司的投資有2／3都是以人民幣或港幣注資，而不是原合同規定的以美元形式支付，按照國家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屬于“套匯”行為，也就是違法投資，因此構成了“根本違約”。

　　此外，按照當時簽署的合作合同，香港嘉利來公司負責提供注冊資本1200萬美元及投資總額與注冊資本之間的差額。但嘉利來公司并未履行該義務，致使合作公司無法維持運行而長期處于癱瘓狀態。

　　對于北京二商集團的指控，香港嘉利來公司堅決反對。該公司律師稱：“我們出了我們應該出的資金，現在卻說我們一分錢都沒出，剝奪我們的股東地位是十分冤枉的。”

　　據該律師介紹，當時雙方都想盡快把大廈建起來，因此，嘉利來以人民幣或港幣形式支付投資，都是在中方知情甚至授意下進行的。

　　原外經貿部的代理律師也指出，香港嘉利來公司匯入合資公司賬戶中的款項雖然含有相當數量的人民幣和港幣，但外經貿部認為，由于香港嘉利來投資總額與合同要求(1200萬美元)相等，并且沒有對合同的順利履行造成任何障礙，因此屬于“履約瑕疵”，而不是“根本違約”，以此就取消嘉利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東地位缺乏法律依據。

　　北京二商集團與嘉利來的爭執還在于雙方對投資總額的不同認識上。

　　北京二商集團指出，香港嘉利來公司的應投資總額為1.8億美元，即使以人民幣或港幣形式投資屬“履約瑕疵”，但其實際投資額只有4億多元人民幣，與合同規定投資總額相去甚遠，也屬未完全履約。

　　但嘉利來公司認為北京二商集團提出的投資額是不對的，實際規定的投資總額僅為3000萬美元，而這是嘉利來已經支付了的，不存在未履約問題。

　　雙方為支持各自的觀點，各出示了一份當年的合同文本。本來，雙方出示的合同文本應當是一樣的，但奇怪的是，二商集團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的合同名稱是《北京嘉利來置業有限公司合同書》，而香港嘉利來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手中的則是《北京嘉利來房地產公司合同書》。

　　兩者的差別不僅僅在“置業”和“房地產”這兩個名詞的不同，更在于香港嘉利來公司在合同中的責任有著天壤之別——按照北京二商集團提交的合同，香港嘉利來的投資總額為1.8億美元，而按后者，香港嘉利來則只需投資3000萬美元。

　　至于這個合同為何會出現兩種版本，嘉利來公司認為是對方篡改了當時的合同文本。而二商集團卻對此未予解釋。而在外經貿部的行政復議決定書中，對此問題也未觸及，只是提出“該項目的一期投資總額為3000萬美元”。

　　海內外高度關注案件進展

　　海外媒體一直對此案給予高度重視，稱該案為“觀察中國法制精神會否因加入世貿組織后而有所進步”的一項坐標。此案也驚動了國務院和北京市的領導。2002年9月10日，此案第一次公開開庭的聽眾，是參加“省部級領導干部依法行政培訓班”的200余名省部級領導干部，凸現此案非同尋常。

　　經過一年多的審理，2003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中院)對北京二商集團有限公司訴訟中國商務部的行政訴訟案做出初審裁決。根據二中院的行政判決書((2002)二中行初字第151號)，二中院裁定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現商務部)于2002年7月2日做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無效。這一裁決意味著商務部在一審判決中敗訴。

　　二中院在判決書中指出，經法院核查，嘉利來所主張的向合作公司投入的人民幣計250萬美元的注冊資本金系內地企業匯通公司的資金，而匯通公司與嘉利來并沒有隸屬關系。嘉利來公司這種利用國內企業資金進行注冊資金驗資的行為，違背了中國有關法規的規定，因此，經貿部的《復議決定》中認為嘉利來公司的投資行為是“出資幣種不符合規定”、屬“履約瑕疵”屬于對事實性質認定有誤。

　　此外二中院還認定原外經貿部在適用法律問題上存在失誤，同時原外經貿部的批復也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的相關規定。

　　作為此案第三方當事人的香港嘉利來公司的代理人康達律師事務所的張佳春律師告訴《財經時報》，二中院的裁定明顯偏袒北京二商集團，商務部和嘉利來公司將會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不過，是否上訴，商務部方面并沒有明確的態度。

　　相反，倒是此案的現時贏家——二商集團的代理人姚允升對《財經時報》表示，根據法律規定，商務部可以在判決書送達30日內向北京市高院提起上訴。如果商務部提出上訴，二商集團也將會把官司“進行到底”。

　　一些法律專家認為，二中院的裁決從一個側面觸及到中國法制的一個空白地，也就是行政法規的制定者是否擁有對該法規的最終解釋權。

　　在商務部與二商集團的幾次庭審中，商務部外資司的人士一再強調，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外商投資企業投資者股權變更的若干規定》和《中外投資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規定》都是由商務部(原外經貿部)外資司負責具體制定的，因此外資司完全有權利認定，北京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在2001年的行政批復違背了這兩個法規的“立法本意”。而外資司作為該法規的制定者對于法規的解釋理應受到法院的尊重并予以保護。但法院卻判商務部敗訴，令人不可思議。從這個角度看，此案的更廣泛意義，目前已從被視為中國保護外資利益的試金石，轉移到更高層次——法律的制定者是否對法律有最終解釋權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