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副主任李毅中接受《財經時報》采訪：出資人的工作重點除了繼續派出監事會，還會統一聘任中介機構審計企業年度財務決算

　　本報記者楊眉

　　國資委與27家中央企業負責人本月中旬簽署“2004年度經營業績責任書”后，國資委 人士近日向《財經時報》透露：“其余100多家央企也必須在今年底前全部簽完。”

　　國資委副主任李毅中對《財經時報》說，搞好央企負責人業績考核，還有很多配套工作，包括“加強財務管理、確保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和“搞好清產核資”等。

　　李毅中介紹，據部分央企監事會報告反映，有些企業的利潤是“調賬處理”的結果。對此，作為出資人，國資委下一步工作重點，除了向企業繼續派出監事會，還會“統一聘任中介機構，對企業年度財務決算進行審計”。

　　業績考核是“網”

　　“業績考核就像一張網，只要這張網拉起來，央企的許多問題就會浮上水面。”

　　《中央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辦法》(簡稱《辦法》)起草人之一、國內知名業績考核專家巨建國對《財經時報》說：“對比國企和外企，過去我們一直搞不懂到底缺什么——說缺管理，每年花幾十億元對企業經理進行管理培訓；說缺質量保證，全面推行ISO質量認證；說缺法人治理結構，下大力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多少年來幾乎缺什么補什么。從形式上看好像什么都有了，可一比管理水平、經濟效率，還是落后，甚至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強調法人治理結構、擴大法人自主權，卻帶來了國企老總上演失蹤案、國企新窟窿等等。”

　　“從本質上講，我們缺少的是由出資人自己制定并由出資人執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營業績考核體系”；“這種業績考核體系是改變國企內部動力和責任機制的一種‘食補’的創新機理。即將企業負責人的責、權、利鉤稽嵌套，解決了他們想干、愿干的動力機制”。

　　他認為，對待國企以前總是站在企業特別是企業家的角度看問題，這一次，則是站在出資人的角度考核企業和企業家。

　　目中無人與不識好歹

　　巨建國認為，建立業績考核體系，至少能從幾個方面解決國企的“老毛病”。

　　首先是解決國企“目中無人”。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出資人長期不到位和政府的嬌生慣養。前者指沒有業績考核做監管，國企負責人只剩法律監管最后一道防線；加上政府的嬌生慣養，國企基本是依靠壟斷“帝位”得以生存。“就像食草動物，低頭啃地上一動不動的青草、抬頭咀嚼唾手可得的樹葉一樣，他們養成了許多臭毛病——盈利模式靠加價，增長方式靠貸款，發展方向靠政策”。

　　其次是解決國企“不識好歹”。這一現象集中體現在留不住人才缺少業務骨干、企業素質低下。“是否有勞模，是否有院士，是否有末位淘汰制，都不能成為企業素質高低的標志。最優和最差這兩部分員工僅占職工總數的5%，其余95%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更是保證負責人業績能否實現的主要力量”。

　　“業績考核就像一條跑道，不同的企業就像不同的汽車，經營業績就是他們的馬力和品牌。”巨建國說，“幾年下來，是寶馬還是奔馳，是奧迪還是拖拉機，就會清晰可見。而現在沒有跑道，各種車輛擁擠在一起，分不出誰好誰歹，甚至拖拉機還會因不遵守交規而跑在前面。”

　　統一“度量衡”

　　關于企業清產核資問題，李毅中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說，國資委早已作出部署，要求所有央企從2003年9月到2004年9月完成清產核資工作。“企業形成不良資產，有的是政策性原因造成的，有的是改革中沒有經驗、決策失誤、經營不善造成的，有的是違紀違法造成的。要通過清產核資分清責任；通過審核，依法依規，該核銷的核銷、該消化的消化，甩掉歷史包袱輕裝上陣。”

　　“加強財務管理和清產核資，是國資委為業績考核順利開展提供統一的考核工具和手段，即首先解決企業間的‘度量衡’統一的問題。”巨建國向《財經時報》解釋說。

　　例如，“責任書”中的考核指標包括利潤、成本、凈資產收益率等，不同的統計和成本核算方法，會讓同樣的經營狀況變出不同指標。統一會計制度是有效的業績考核的前提。“財政部早就有了統一的會計制度，只不過企業一直不愿采用，我們又無法強制他們采用。”巨建國說。

　　傳統的財務制度分為“企業單位財務制度”和“事業單位財務制度”，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新的財務制度則統稱為“公司財務制度”。國資委業績考核司在編制《辦法》時，咨詢了國內外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如畢博、德恒等，目的是在財務、法律等方面實現文本、內容和標準的統一。

　　責任書是否等同合同

　　“不少人對簽署責任書不以為意，認為是換湯不換藥，懷疑國資委是否在走過場——其實，這次國資委是既換湯又換藥。”巨建國說。

　　2004年度央企經營業績責任書共8條，包括經營業績考核、考核期、考核內容、考核與獎懲及各方權責等。按國資委業績考核司人士說法：“責任書是國資委(作為代表國務院履行出資人職責的特設機構)與央企負責人簽訂的一種法律文件，不同于行政機構的單方命令，是國資委依法考核的詮釋。”

　　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如法國，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通常采用合同制的方式，實現政府作為出資人的管理權和收益權。“從法律意義講，國資委與央企之間的責任書不同于合同。合同是建立在雙方平等的地位基礎上，而責任書存在著雙方權利義務的不對等。”行政學專家毛壽龍教授分析，“責任書的最大進步，是將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以法律責任的形式明確下來。”

　　據國資委人士介紹，責任書起草之初，曾考慮命名為“業績合同”，但征求多方意見后最終以“責任書”形式出現。因為“合同”一詞不足以體現國資委與央企負責人法律關系的特殊性。但是，“無論‘業績合同’還是‘責任書’，名稱的差異不代表他們實質上存在差異”。

　　“獎懲”是難點

　　毛壽龍認為，責任書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國資委盡管是出資人代表，但性質仍屬政府的權力機構。在獎懲的可操作性上，“最大的問題是國家沒辦法退出，單純的撤職又有動機不純的嫌疑”。

　　他分析，責任書規定，根據企業盈虧進行物質化和量化的獎懲，可企業對盈虧的原因解釋難免令評判失去標準。如行業原因、政策原因，這些“客觀原因”又無法一一體現在責任書中，所以一旦涉及撤職的懲罰，又面臨“動機說不清”的困境。

　　“國資委是出資人，但與一般的市場中的出資人不同。后者是否退出、是否更換經營者，只需以賺還是虧為標準，而不必考慮原因。因此，國資委作為甲方的責任書，應該只是個過渡工具，股份制才是最終方向。”毛壽龍說。

　　“其實股份制與業績考核并不矛盾。”巨建國說，“即使完成股份制，國家作為大股東，依然可以采取業績考核。”

　　國資委人士另外透露說：“年度責任書簽署后，2004年年中還將簽署任期責任書。企業負責人自己認可的任期之內規劃指標，也將成為國資委對他考核的基礎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