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黃嶸 上海報道

　　任職中國銀行多年、豐富的國際金融工作經驗顯然在影響著新一任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的工作思路。

　　繼11月下旬6位國際金融界知名人士就任銀監會“外腦”后，“空降兵”之風又將刮向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劉明康在日前會見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時表示：為確保中國大型國有銀行在3至5年時間內扭轉困境，銀監會將讓“國際人才”在這幾家最大的國有銀行中擔任關鍵職務，如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

　　“空降兵”只能“治標” 治本還需治理結構的改變

　　據一銀行業內人士介紹，其實四大國有銀行引進海外人才的工作已經進行多年，如今在各行的不同職位上，都有“海歸派”的身影。至于像此次銀監會那樣引進真正的外籍人士任職，還比較少見，更不用說擔任要職。

　　據一家國有銀行上海分行統計，目前該行2000名員工中，海歸派有6、7人，所居職位也不高，最高的一人也只是副處級。

　　工行研究部的一位研究員認為，引進國際人才對國有銀行確實有一定好處，能夠提高銀行的管理水平，但四大行問題的關鍵是體制，如果治理結構不改變，“這是治標不治本！”

　　上海財經大學李宏博士也認為，四大國有銀行與外資銀行的根本區別在于體制。在海外任職的四大行負責人工作業績明顯高于國內同行，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工作能力就一定強過國內銀行負責人，而是很大程度上說明體制環境造就人和業績。

　　外資意圖在掌控話語權 國企是更適合的戰略投資者

　　而這也是劉明康一整套四大行改造計劃中的重要一環。劉明康表示，銀監會在2005年下半年之前推動的兩項重要改革之一就是引進戰略投資者，“歡迎外國投資者在國內銀行中持股”；同時國有銀行還將在最高層引入制衡體系：“銀行將召開股東大會，決定誰在董事會中任職，并由董事會決定誰將擔任CEO。”

　　“通過股東大會選舉出來的銀行家同由政府任命的銀行家根本區別在于，工作業績目標不同。”上海市市政府參事陸世敏教授向記者分析道，“現代企業制度下的銀行家以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而政府任命的銀行家則是以國家經濟增長為目標，兩個目標之間有時候會產生矛盾，并且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任命的銀行家并沒有真正的決策權。這就是一些高風險的政策性貸款產生的根本原因，而這部分貸款正嚴重拖累國有銀行。”

　　而工商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所長詹向陽博士表示，國有企業應該成為參股國有商業銀行的主體。

　　詹博士認為，外資不可能成為戰略投資者主體。她分析說，其實外資收購中國國有銀行的意愿不高。這并不表示他們不看好國有銀行的發展前景，而是參股國有銀行不符合外資的戰略意圖。對于外資來說，獲得參股銀行控制權是他們的重要目標。

　　“外資對一些小的股份制銀行更感興趣，因為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他們能逐漸掌握控制權。”陸世敏教授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舉例說，“浦發銀行同花旗銀行合資建立信用卡中心時，一開始浦發銀行提出副董事長和總經理職務由浦發派出；董事長和副總經理由花旗方面擔任，但花旗不同意，一定要得到總經理職務，明顯表現出要求掌握控制權的戰略意圖。”

　　復旦大學的熊繼洲教授對此持有異議。他認為，國有企業參股四大行，出資人都是國家，不能很好地改善國有銀行治理結構。對此，詹博士則認為，國有企業的控股股東是國資委。“國資委是什么，這在十六大的報告中已經將得很清楚了。國資委是出資人，是股東，是董事，不是行政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