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首次披露國有銀行“減員增效”的具體數字：“1998-2002年，凈減少人員約25萬人”，從168萬下降至目前的140多萬。

　　同時，有關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馬不停蹄籌備上市的傳言越來越清晰，雖然它們用四年的時間裁掉了八個匯豐銀行，但是種種跡象表明，未來兩年，裁員還會進行。

　　此時，我們只想記錄在這個已經開始的裁員行動中，身處其中的各種不同的人的不安、焦慮和給予改革的理解。

　　本報駐滬記者 王豐

　　11月16日晚，某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以下簡稱A行)，江蘇灌云縣支行將剩下的3個營業部一下子又停掉了兩個……

　　徐厚(化名)是A行江蘇灌云縣支行的科員，從簽訂了那份《承諾書》開始，徐厚說，總是心神不定。那份《承諾書》的全稱是《員工積極投身改革承諾書》，上面這樣寫道：在管理崗位職務競聘上崗和經辦崗位職務競爭上崗中，如果我被聘用，我將按《員工競聘上崗工作承諾書》所作的承諾嚴格要求自己，做好本職工作；如果落聘而階段性待崗，我將認真執行A行各項規章制度，服從組織的統一管理，準備參加下一階段競聘上崗；如果在競聘上崗中最終落聘，我將自愿選擇協商解除勞動合同，或選擇待崗，并服從A行待崗管理。

　　從10月23日開始，《承諾書》的簽訂工作在A行灌云縣支行就正式展開了，總計81名在職員工中，只有三十幾個在《承諾書》上簽了字。

　　徐厚說，這似乎是賣身契，簽了之后，再也沒有選擇的余地，天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行里規定，只有簽訂承諾書的人，才有資格報名參加競聘上崗考試，競聘上崗考試報名的截止日是11月13日。

　　簽訂《承諾書》的工作在灌云支行進展得緩慢，徐厚說，簽字的人基本上是行長們主動談過話做過工作的，而且基本上是機關人員，“我們不情愿的”。

　　雖然大多數人拒絕簽字，僅有三十幾位參加的競聘上崗考試仍然在繼續進行，考試結束之后的11月16日晚，該支行三家營業部中的兩家，貼出“因裝修暫停辦公”的告示。

　　徐厚說，那是為了穩定儲戶。

　　裁員行動來了

　　2002年GDP只有50億元左右的灌云縣，以種植棉花為主，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七八年之前，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以吸存為經營目標的日子里，全國營業網點急劇擴張，A行灌云支行的網點最多就達到15個，員工達130人。那個時候，徐厚的月工資可以達到2000元左右，但好景不長，2000年之后，網點不斷撤銷，工資也降到了目前每月900元左右的水平。

　　這期間，從1997年開始，灌云支行開始虧損，目前存額余額基本保持在..5億左右，貸款基本沒有。賬上仍有3000多萬元的呆壞賬，呆壞賬最高峰是在2000年，近1個億，這些呆壞賬基本上是1995年、1996年那兩年形成的，之后大部分剝離給了東方資產管理公司。

　　2003年9月9日，A行總行制定完成了《A行縣(市)級及以下地區機構調整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并印發全行。

　　《指導意見》規定，存款在2億元以下的縣支行不下設分支機構，存款在2億-3億元之間的縣支行最多可下設一個分支機構。

　　根據總行的測算，一個30人的縣支行本部在沒有貸款的情況下，大約需要2億元存款才能保本，而一個12人的機構需要1億元左右的存款規模才能保本。

　　而且，“上述測算還沒有考慮上級行在管理方面出現的各種風險成本”。

　　《指導意見》最后強硬地說：如此龐大規模且低效甚至無效的縣支行及以下機構占用了大量的資源，必須加大對縣支行及以下機構的整頓和撤并力度。

　　事實上，徐厚可以選擇買斷工齡。

　　按規定，像徐厚這樣與銀行有長期合同關系的員工，買斷工齡以4500元／年計算，而持有短期合同者只給一個月工資作為補償。

　　由于吸引力不大，員工們大多選擇了留下。

　　去年還可以選擇留下，現在不行了。徐厚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兩難的選擇：要么不簽承諾書，立即選擇買斷工齡政策，要么踏入競聘上崗的洪流中去，而選擇前者的代價是，價格不如意；選擇后者的代價是無法預期能否最終獲聘，如果不能，買斷工齡的價格就更低，而且必須要接受。

　　對于這一點，A行湖北黃岡市分行的方案已經作了清楚的表達。

　　該方案是這樣的：對中長期合同制員工的具體補償標準為，競聘上崗開始之前申請解除勞動合同的員工，工齡每滿一年發給經濟補償金4500元；競聘上崗開始之后至內部待崗之前申請解除勞動合同的員工，工齡每滿一年發給經濟補償金4000元；內部待崗期間申請解除勞動合同的員工，工齡每滿一年，發給經濟補償金3500元；待崗期滿后解除勞動合同的員工，按勞部發［1994］481號文件規定的標準給予經濟補償(較3500元更低)。

　　徐厚只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么快，他的理由是，《指導意見》最后注明：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四個省分行的縣支行，因不符合總行最低標準的下設分支機構較多，可將撤并工作推遲至2005年6月底以前。

　　不過，這個理由仍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指導意見》中也明確表示：對縣支行及以下機構的撤并工作，提出的完成時間進度為最低標準，完成的時間只能提前，不能推后。

　　看起來，這一切已經無可挽回。

　　11月20日，徐厚說，按慣例這是發工資的日子，但沒有發，也沒有任何動靜。

　　已經停止辦公的兩個營業部的人員已經沒有了崗位，據悉，在所有的81名員工中，都沒有納入社會各項保險系統中去，只有持中長期合同者擁有了銀行內部辦理的社會保險，這樣的情況，與國有銀行本身不歸當地管理有關，也與當地財政拮據有關。

　　其它事情也相繼而至，自《承諾書》政策傳開之后，A行灌云縣支行的存款余額迅速下降，目前已減少了兩千余萬元。

　　按計劃，2003年12月1日前，新一輪競聘上崗結束。

　　緊接而來是，A行灌云縣支行的上級單位———A行連云港分行的裁員行動也將開始。

　　事實上，記者采訪調查的A行灌云縣支行只是代表了在經濟水平落后的地區，國有銀行撤并分支機構給當地從業人員帶來的人生震蕩，實際上，裁員政策在各地有著大相徑庭的區別。

　　另一個問題是，如此大的成本最終從何處支付，尚無消息，目前能夠找到的答案其實已經可能感受得到，那就是員工人數變少的同時，員工的工資也不斷地在減少。

　　A行安慶分行的一位職工說，浮動績效基本上沒有了，全用來補裁員的資金缺口。

　　誰會丟掉這個飯碗

　　A行河北分行某二級行的一位員工在一封電子郵件中這樣說：A行喊了多年的改革終于開始了，我們河北行今年力度相當大，尤其我們市級分行，今年要裁員120人，而且全部是縣支行，明年我們這樣的二級分行也要減員43%。

　　他還說，目前改革就是改革基層的，市里二級分行的改革才是核心，我們行有近300人，很多掙高工資，高獎金，不干活，你自己算算，市分行減43%省下的錢，相當于減掉幾個縣支行！

　　11月17日晚6點半，王奐(化名)從南京市A行江蘇省分行那座漂亮的高層建筑中走出來，站在大門口，掏出一包金色包裝的南京牌香煙，那種香煙在當地的售價是19元／包，王奐迅速地點燃了一支，深深吸了一口。

　　從與他的言談中可以體會到，在銀行一步步被推向市場的過程里，員工的社會優越感出現的始料不及的落差。

　　近半個月，風傳明年A行江蘇省分行將裁員40%。

　　“下面的日子就得靠自己了”，王奐去年將專科文憑拿到了手，馬不停蹄地上了本科。

　　1995年從南京財經學校畢業后，他先是進了一家大型商業企業做學徒，1996年，A行全面推行用工制度改革，王奐成了幸運兒，只憑點鈔和電腦輸入技術硬考進了A行南京分行(現為A行江蘇省分行營業部)。

　　也就那一年，無論南京這樣的大城市還是灌云那樣的小縣城，中國國有銀行系統開始有編外員工。

　　不過，同樣是編外員工，現在命運就有很大不同，原因很簡單，在南京這樣經濟發達的城市，編外員工自然是市場之需，而在灌云，是市場不要他們了。

　　多年來，正式工與編外工在國有銀行系統中形成了分野清晰的兩個階層，體現在物質待遇方面，區別主要是前者能分到住房。

　　那么在即將到來的裁員潮面前，他們會有不同嗎？

　　對于王奐而言，這是一個最難作出判斷的問題。

　　通常一個營業部的人員中，有三分之二的職員是在前臺做柜員業務的，王奐現在在會計科，工作內容是一邊用眼睛盯住每一張會計憑證上的數字，一邊用右手將數字輸入電腦，兩個動作是同時進行的，王奐自己的定位是銀行里的勞動密集型崗位的熟練工人。

　　目前，在大型國有商業銀行，這種勞動密集型的會計科業務以及柜臺業務，大部分是編外工來做的。

　　剛進行里時，王奐算下來，一年有2萬元左右的收入，現在可以達到近3萬元了。“基本與中國GDP增長的速度同步”，王奐笑著說，很滿足。

　　王奐認為，銀行是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才招收編外人員，不過，他們這樣身份的人有一個被提到了副科級，談及此，王興奮不已。

　　“總感覺裁員輪不到自己，本來就這么忙，人走了，誰來干這些活兒？”“機關里面人多事少，真要裁員，可能針對的更多是在10層的人。”王奐隨手指了指了那座高層建筑，王奐從來沒有到過10層以上任何辦公室，因為10層以下的才在他的業務半徑內。

　　這個判斷與另一位銀行員工說的有些相似，“裁吧，和我們也沒有什么關系，我們這里是機關的人在哆嗦，一線的人很穩定。現在我們這里好多機關的人想到儲蓄所分理處，還進不來呢，世道真是變了。”

　　不過，看起來王奐是個十分謹慎的人，“我也做好了思想準備，隨時會丟掉這個飯碗，如果被迫離開，會很平靜”。

　　王奐有一個同學叫王勇，曾在另一家大型國有銀行(以下簡稱B行)南京分行工作，3年前被解除了合同，王勇說，此前并無征兆，只是突然來了一群老員工，據說是距退休不遠的，到這里來做一個過渡，然后領導就與我們談了話，說計劃解除勞動合同，與王勇同期離開的，有40多人，全部是編外職工。

　　“我們行會不會是這樣呢？”王奐說。在A行南京地區3000多名在職員工中，正式職工占七成，其中又有三成左右存在親屬關系。要知道，這種情況對于國有銀行的裁員工作是一個大難題。

　　退一步講，對于在南京的王奐們而言，境況總會比灌云縣的同類同事好得多，前者10月底剛剛與銀行簽了合同，身份由此轉變為“借用工”(也就是隨時可以解聘)，不過，為此銀行幫他們辦了“五大社會保險”，此前僅僅是有20元的“醫療包干”。

　　A行的另一位先生說：“8年前跟我一批的，進了B行的基本都回家了，反正不是正式工，能干下去就行了，熬到A行上市，收入肯定會提高的。”

　　買斷工齡的漏洞就在A行江蘇分行的那座大樓里的人們充滿焦灼和疑慮期間，同城的另一家新興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南京市商業銀行在當地刊出了招聘廣告，從具體內容來看，明顯是沖著A行里那些有能力、手里掌握著客戶資源的人去的，此時，原就職于B行的李泉(化名)對本報記者說，很擔心A行的一些能人一手拿著優厚的買斷工齡的錢，而行跳槽之實。李泉對國有銀行正在實行的被稱為“胡蘿卜加大棒”政策的執行表示了憂慮。

　　上述灌云縣支行徐厚正在面對的買斷工齡＋承諾書的情況，是胡蘿卜加大棒政策的準確體現，徐厚也是這項政策要瞄準的對象。

　　不過，在政策的實施中，一種政策制定者不愿看到的情況還是并不鮮見地發生著，而且有一個綽號叫“曲線買斷”。

　　李泉是南京某著名大學碩士畢業生，畢業后分配到B行安徽省宣城分行，一簽就是8年的合同，去年年底，不愿干了，按規定，李泉交了600多元的補償費，離開了那里。

　　“買斷本身是受歡迎的，但執行起來出現不公平。”李泉說。

　　事實上，無論是A行還是B行，在買斷政策中都強調，高學歷———本科以上、中高級職位的員工在買斷工齡政策允許之外。

　　安徽宣城是一個地級市，經濟水平在該省屬中等，買斷政策是這樣的：基數是5萬元，每年2500元。

　　李泉說，問題在于，執行起來就不那么合理了，比如說該分行一個業務部總經理就剛剛去一家房地產公司任總經理，而且還拿走了十多萬元的買斷工齡錢。

　　那么如何操作呢？———操作并不難，先由行里將其免職為普通員工，然后按最初學歷(在地方分支行，最初學歷是本科以下的很普遍，而最終學歷是本科或研究生的也很普遍)。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這么做，只看當事人與行領導的關系了，俗稱‘曲線買斷’。”

　　李泉說，2002年，他所在宣城分行100多人內退，40多人以買斷工齡的方式走人，有不少于10個人是曲線買斷的。

　　11月18日，宣城分行的一位人士對本報記者說，有能力的人走得差不多了，目前的400多人平均年齡達到40多歲，這并非是國有銀行下決心大裁員的初衷。

　　11月2日，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首次披露國有銀行“減員增效”的具體數字：“僅1998-2002年，四家銀行精簡機構約4.5萬個(其中縣支行約1800個)，凈減少人員約25萬人。”也就是說，從168萬下降至目前的140多萬。

　　針對上述數字，現就職于中國農業銀行某地分行的謝風華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疑問：裁員的質量又如何呢？

　　謝風華說，裁員并不減負的情況還存在，更不能排除業務骨干的流失也計入了這個裁員統計口徑，要命的是，業務骨干的流失正在抵消裁員的效果。

　　謝風華2001年曾在某大國有銀行一基層支行工作，他介紹說，該支行當年完成裁員任務6人，其中內部退養3人，業務骨干跳槽3人。內部退養人員一般離領養老金的年齡在1-10年。在此期間，退養人員不用上班，銀行卻繼續按標準發工資，這樣做雖然有些不太符合常理，但“減掉冗員，利于管理”的理由還是可以理解的。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該支行因‘人員緊張’又將1名退養人員‘請回來做事’(不占編制)。然而最要命的是，業務骨干也被裁掉了。”

　　如前所述，支行跳槽的3人全部為本科學歷，其中1人為支行信貸科長，3人分別跳至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股份制銀行。

　　最近上海某股份制銀行到長沙設立分行，當地四大國有銀行中參與行長競聘的處級干部竟達幾十人之多，最后某國有銀行的湖南省分行營業部總經理競得該位置，該營業部馬上就有1名支行行長尾隨而去。謝風華說，股份制銀行憑借優厚的薪酬，到國有銀行爭奪人才猶如探囊取物，它們在幫助四大國有銀行“裁員”的同時，可能也削弱了四大國有銀行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