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多元化雖然不是銀行改革的充分條件，但應該是必要條件。”新任央行金融穩定局局長謝平在“中國改革論壇”上表示。謝的表態雖然只是對十六屆三中全會有關精神的詮釋，但是傳遞了一個重要的監管層信息，也似乎意味著“中國要不要搞民營銀行”的“江湖”與“廟堂”之爭就此劃上句號。當然，在實際操作中，“民營銀行”的誕生尚有諸多障礙。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杜亮 特約記者王利娜

　　貸款貸成股東

　　對于用友軟件來說，成為一家商業銀行的股東似乎可以用“水到渠成”四個字來形容。“記得1989年我們第一筆商業貸款是10萬塊錢，當時企業很小，一般銀行都不敢貸給我們。從那以后，我們每一次貸款都準時還本付息，貸款規模也從10萬到了30萬，再到50萬，再到100萬、200萬，最高時貸到了2000萬。這家銀行和我們一直合作到了現在。2002年，借這家銀行增資擴股的機會，我們成為了她的股東。”憶起當年情狀，用友軟件董事長王文京頗有感慨。

　　王文京所說的這家“一直合作到現在的銀行”是北京市商業銀行——一個在全國城市商業銀行中資產規模排名第二的銀行。用友在這家銀行的股份不大不小，位居第7大股東。這種“非控股地位”對于用友這樣的專業性較強的公司來說，可能已經足夠。但是對于很多懷有金融家野心的民營企業家來說，這樣的地位顯然不能讓他們滿足。

　　2003年9月份，在沈陽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隱身多時、以創辦沈陽和光商務而在IT圈素有名氣的吳力，向記者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由他和幾位資深民營企業家發起成立的“四通巨光高新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正在收購長江三角洲的一家城市商業銀行。當記者問起他們是否要做“第一大股東”這個看起來有些敏感的問題時，吳力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要做這家銀行的“戰略投資者”。吳力的“謹慎”絕非故弄玄虛。在想辦民營銀行的企業家中，“低調”幾乎是一種普遍做派。“沒什么意思，沒什么好談的。”在剛剛出資4000多萬元成為溫州市商業銀行第二大股東之后，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謝絕了《中國企業家》雜志希望其“談談想法”的采訪要求。

　　僅僅一年之前，城市商業銀行的“民營化”改造還是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在新設民營銀行可能性很小的情況下，這是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的一個非常現實的途徑。2002年4月，杭州市商業銀行等浙江8家城市商業銀行聯合提出了“三年內讓民資控股”的設想，一時引起了媒體的追捧和同行的效仿，也遭到了監管部門的責難。

　　貴陽商行——一個未遂的收購案例

　　“民營化”之所以敏感，各方顧慮歸結為一點，就是：“民營資本如果控制了商業銀行，會把銀行當成中飽私囊的‘提款機’。”

　　“孩子還沒有生下來，就指出他有這樣那樣的毛病，聽起來似乎有點滑稽。”從2000年就矢志于推動建立“民營銀行”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談及此事，往往悲憤多于感慨。

　　在現實中，雖然還很難找到民營資本利用大股東身份獲得“超額”貸款的案例，但是民營資本與城市商業銀行之間的“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確乎存在。貴陽市商業銀行即是其中一個。

　　貴陽商業銀行雖然地處西部，但近些年來的發展可圈可點。截止到2003年上半年，總資產達176億元，在全國112家城市商業銀行中，排在前20名之列。資產質量也不錯，不良貸款率已降至8.08%。這樣一家地方商業銀行，自然也少不了當地民營資本的垂青。

　　2001年，貴陽市商業銀行進行了一次增資擴股。“貴州神奇集團”、“西洋肥業”和“世紀中天”等三家有民營資本背景的企業都有控股貴陽商行的打算。“有的甚至通過當時的省委書記(劉方仁，與世紀中天的實際控制人有密切關系)打招呼施加壓力。但我們最終還是頂住了。”貴陽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宋代洪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雜志采訪時表示。

　　那一次增資擴股的結果是，貴陽市政府持股比例為20%，依然處在第一大股東位置。而其它三家股東股份都沒有超過10%。

　　“西洋肥業入了1900萬，占4%多一點。但是它在貴州商行的貸款已經超過了它的投資。”宋代洪談起個別民企參股商業銀行的目的，毫不客氣地指出其“圈錢”動機。“從我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企業家的素質普遍不高，追求資產規模，盲目擴張的傾向比較明顯。這種素質作為商業銀行的大股東，尤其是第一大股東是不合適的。”

　　2003年10月份，貴州商業銀行將啟動第二次增資擴股。宋代洪稱：“市里已經確定了三條基本原則：第一是政府的控股地位不能改變；第二是商業銀行的牌子不能變；第三是商業銀行的核心領導層不能變。”

　　“城信社”陰影

　　像貴陽商業銀行這樣的“極端”案例，在民營資本參股城市商業銀行的過程中并不多見，但當年城信社的“歷史教訓”似乎足以為質疑者提供慎行的理由。

　　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撤并原來的“城市信用社”基礎上設立的。當時出發點是“化解金融風險”。有學者回憶90年代初的情況是“高峰期全國有1萬多家城市信用社，大部分是個人控股，后來絕大部分都倒閉了。”

　　“過去辦信用社，有幾十萬人民幣，就可以注冊一個城市信用社。老百姓不知道這個信用社的老板是誰，還以為是人民銀行的信用社。信用社從社會公眾吸收存款，絕大多數貸款又都貸給了信用社的老板——老板一般都有實業。前面的店是信用社，后面的店是工廠。最后給信用社還不了款——有些人根本就不打算還款，把信用社整垮了。”銀川市商業銀行董事長何仲森2003年8月初對《中國企業家》雜志記者表示。

　　銀川市商業銀行1998年成立時，共重組了9家城市信用社，“其中有7家處在倒閉狀態。”開業之初，這家銀行的不良資產占比高達47%。

　　與銀川市商業銀行一樣，絕大多數城市商行在成立之初，都背負著歷史形成的巨大不良資產“包袱”。杭州市商業銀行去年在籌劃增資擴股之前，就面臨著18億元的不良資產“大山”。對于這些不良資產，杭州市商業銀行行長助理江波有一個揶揄的說法：“這18億都是‘符號’”，意即它們幾乎是不可能收回。

　　股權結構的“安全底線”

　　以史為鑒。當年，面對“千瘡百孔”的城市信用社，監管部門在整頓改造過程中，明確了城市商業銀行“地方政府必須控股”的原則。中國人民銀行1997年下發的《城市合作銀行管理規定》對于股權比例這樣規定：“地方財政為最大股東，其入股比例不得超過城市合作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前身)股本總額的30%。”

　　銀川市商業銀行當年重組后，總股本是1.28億元，其中寧夏自治區和銀川市兩級財政共入股5100萬元，股權比例合計近40%，是“絕對”的政府控股。何仲森就是在那時，從寧夏財政廳綜合處處長之位被指派為銀川市商業銀行董事長。

　　盡管銀川市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與人民銀行的規定有悖，但因為寧夏作為欠發達地區，有能力參股銀行的企業有限，這種安排最終仍得到監管部門的“認可”。

　　2002年9月，這家城市商業銀行開始第一次增資擴股。改變政府“一股獨大”局面成為焦點問題，該行也提出了擴大私營、民營企業入股比例思路。一時銀川市商業銀行“民營化”成為各“兄弟行”學習的榜樣。

　　而實際上，在擴股的過程中，銀川市商業銀行并未像外界想像的“放任”民營資本控股。“有的民營企業提出，你不是計劃增資1.8億元嗎？我出1億，讓我控股。對于這樣的要求，我們干脆跟他免談。”何仲森表示。“為防一些企業惡意收購，我們本著政府不能丟掉控制權這樣的一個基本原則選擇新的股東。”

　　“股權既不能過于集中，也不能過于分散。”何表示，“我們現在的股權結構非常合理，持10%以上股份(財政)只有一家，剩下的股份都沒有超過10%的。”10%也恰恰是監管部門規定的政策“底線”。而作為去年央行“欽定”的唯一一家城市商業銀行改革試點，溫州市商業銀行擴募之后，市財政持4050萬股份，僅比持4000萬股份的紅蜻蜓集團、新湖控股、浙江恒際實業三家民營企業多出50萬股。據記者的跟蹤調查，在近期完成增資擴股的城市商業銀行中，地方政府的股份盡管被“稀釋”，但幾無例外地仍處于相對控股的地位。

　　許多城市商業銀行的負責人也承認，即使不是從防止民資控股“惡意透支信用”的角度出發，在目前城市商業銀行整體還很弱小的情況下，“政府相對控股”的股權結構安排將有利于其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些大的項目，地方政府可能更傾向于讓地方商業銀行來做。”而在處理令人頭痛的不良資產上，地方政府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溫州市商業銀行在本次增資擴股過程中，政府股本通過轉讓減持6000萬元。這6000萬全部用沖抵歷史形成的不良資產。

　　與對“民資”的高度警覺相比，城市商業銀行的行長們對于吸收“外資”入股普遍持積極歡迎的態度：“外資進入不光是給你增加了資本，更重要的是它能帶來國外銀行成熟的管理理念和技術，其股東行為也更規范。這一點，國內的民營資本還做不到。”很多行長這樣認為——盡管對于大多數規模偏小的城市商行來說，吸引外資只是一廂情愿。

　　過渡性安排？

　　不過，無論是支持“民營資本控股”還是傾向“政府相對控股”者，大家都認同現有的城市商業銀行迫切需要實現“股權多元化”，建立起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在這一點上，雖然現有的城市商業銀行管理層接受“政府相對控股”的現實，但是對于政府的行政干預，特別是人事權的控制頗有怨言。西安市商業銀行行長尹建宏曾對記者表示：“我甚至連一個中層干部的去留都決定不了。”

　　現有的城市商業銀行，董事長幾乎都是政府指派，即使通過董事會選舉，也徒留形式。很多銀行董事會的人員構成幾乎都是銀行內部人士。貴陽市商業銀行雖屬資質不錯的銀行，但現有董事會6名組成人員中，竟然沒有外部股東的代表。

　　民營資本的適度進入恰恰能夠起到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作用。“對于中國的金融改革來說，這一點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至關重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魏加寧表示。

　　溫州市商業銀行在擴股之前，11位董事中，外部董事只有兩位，“一個是財政局的，一位是煙草公司的，其他幾位都是銀行在職在崗的員工。”董事長夏瑞洲介紹說。“現在我們的董事席位增加到13個，行里只有4個席位了，除了原來的兩個外部董事外，有7個給了新入股的民營企業。”

　　夏認為，“民營企業家進入到董事會，他們會更加關心商業銀行的發展，監督的力度會更大。民營企業還會把他們掌握的市場信息、他們先進的機制和管理引入到我們的商業銀行里面來，這對于我們的是有好處的。”

　　從政府本身的職責看，參股甚至控股銀行使得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天生就是有缺陷的。現階段城市商業銀行由“政府相對控股”似乎只能算一種“過渡性安排”。

　　“我們市長常務會上也做過一些研究，就是溫州商業銀行要完全辦成按照市場化運作的銀行，在若干年以后，政府剩下來的4000萬多資金也可以撤出。現在沒有時間表，可能在下一步的增資擴股中要提出來。”夏瑞洲表示。“就是說，隨著商業銀行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政府可能不再扶一馬了，你就自己可以自立自主了。”

　　也許只有在民營企業家學會如何當董事之后，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金融家。

　　民營銀行，現在只是一個開始？

　　背景：城市商業銀行概況

　　城市商業銀行在中國的商業銀行體系中排在國有獨資銀行、股份制銀行之后，號稱中國商業銀行的“第三梯隊”。其資產總額目前僅占全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6%。1995年7月，國務院決定在撤并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在35個大中城市分期分批組建由城市企業、居民和地方財政入股的具有“股份制”性質的城市合作銀行。此后，重組范圍擴大到其它地級市。1995年6月，第一家城市合作銀行——深圳城市合作銀行掛牌。1998年3月，鑒于已有的“城市合作銀行”并不具備“合作”性質，中國人民銀行發文要求其改名為“**市商業銀行”。2003年2月，第112家城市商業銀行——張家口市商業銀行成立。這112家城市商行共合并了2290多家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機構。截至2003年6月30日，全國城市商業銀行資產總額13029億元，不良貸款余額1078億元，不良貸款比例1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