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劉世昕

　　最近幾年，中國企業遭到海外一連串的知識產權“圍殲”。先是法國、美國、加拿大公司要求國內電視企業繳納專利費，并以顯像管、集成電路等配件上的專利權被侵犯為由，要求本國海關扣押從中國進口的電視機。隨后，又有公司要求華為、大唐電信、東方電視、南京鋼鐵等企業支付高額的知識產權許可費。最近，又有外國公司向國內企業發出律師函， 要求中國企業停止生產數碼相機、優盤等產品。“中國企業還要在知識產權上繳多少學費”、“中國要不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戰略”———9月14日，在一個內容為“標準與專利”的論壇上，專家、官員及企業人士所探討的，正是以上兩個問題。

　　商務部的一項調查顯示，2002年我國有71%的出口企業遭遇到國外技術型貿易壁壘的限制，有39%的出口產品因此受到影響，最終的經濟損失達170億美元。這個損失額比2000年增大了50%，相當于2002年全國出口總額的5.2%。這些技術壁壘中，很多僅僅與技術標準有關聯，但是，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技術壁壘也在大量增加。“三流企業賣力氣，二流企業賣產品，一流企業賣技術，超一流企業賣規則———標準、認證。”這句話在論壇上被多次引用。

　　中國質量認證中心主任李懷林提出，標準經濟時代已經到來。在他看來，標準經濟時代有3個特征：一是標準的運用，能為國家、地區尤其是組織的經濟發展帶來現實的、直接的經濟利益；二是社會經濟中圍繞標準形成了獨立的產業，如認證機構、試驗機構、咨詢培訓機構；三是標準運用成為調節經濟發展、規范市場行為的重要杠桿。

　　與此印證的是，在國內，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的數量大幅增長。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羅東川說，從1990年至今，我國各級法院已審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3萬多件，近幾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面對標準經濟時代，國內的企業缺乏準備。”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張平說，頻繁的訴訟反映出，發達國家大公司通過專利技術標準化的方式追求知識產權保護的最大利益，而國內企業還不太了解其中的游戲規則。

　　他說，國內多數企業注重短期效益，忽視研發投入，基本沒有專門負責知識產權的管理機構和人員，企業研發、營銷、服務、決策等各層次的人員普遍缺乏知識產權意識。即便有一些企業有專門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也處于被動管理、后置管理的狀態。

　　專家介紹，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紛紛制定國家戰略，將知識產權的保護強化到極點。

　　2002年，美國專利商標局發布了《21世紀專利戰略發展綱要》，以知識產權為手段建立對全球經濟的快速反應機制。2003年2月，日本首相小泉親自掛帥成立“日本知識產權戰略會議”，內閣專門設立“知識產權戰略保護部”，矛頭直指那些“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及生產技術的提高，已經對日本的產業競爭力構成威脅”的“亞洲周邊國家”。

　　張平說，在日本，保護知識產權正在變成全社會的行動。日本不僅全方位構建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而且開始在海外監督和取締侵犯日本企業知識產權的行動。政府還積極培訓律師，配合企業在海外進行知識產權訴訟。

　　我國企業和政府機構也開始采取行動，以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大唐電信、方正等企業正通過知識產權戰略進軍國際通信標準；國家知識產權局也在嘗試建設數據采集和分析平臺，建立有效的專利預警機制。

　　但這些似乎還不夠。專家建議，我國應該盡快建立起包括國際、國家和企業等層面的知識產權戰略。

　　國際層面指企業和政府要了解國際規則，掌握知識產權戰略，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考慮中國國情，清理目前部分超高水平的保護條款。

　　在國家層面，要構建全方位的知識產權發展戰略，包括國家、行業等戰略。國家應從戰略高度考慮制定相關的宏觀指導政策，行政主管部門應該提供高質量高效率的行政服務，在知識產權以外的政策制定中，如稅收、廣告等，引導企業從追求短期效益轉向增加研發投入、增加創新能力的長期效益上來。

　　國家還應該制定行業知識產權政策，優先考慮那些對經濟發展影響較大的產業，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汽車領域、家電領域、傳統醫藥等，應當在這些重要領域中強化行業協會或企業聯盟的作用，建立和完善行業協會知識產權管理機制，強化企業聯合的知識產權保護對策，避免國內企業的自相消耗。同時，政府應該加大教育培訓力度，讓企業知道知識產權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和作用，了解國際貿易規則中的知識產權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