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的成本不可信 出示的數據有偏向 不可控成本比重過大

　　本報北京7月14日電 (記者 蔣韡薇)來自全國7個省區的消費者代表，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對本次民航聽證會提供的材料提出很多質疑。最集中的質疑是針對民航的基準價、浮動范圍和消費者權益。

　　民航運價改革小組提供的材料表明，民航運輸成本非常高，因此還是采取1997年通過國務院批準的每人每公里0.75元的標準為宜。

　　湖北消費者代表、湖北震邦律師事務所朱榮茂說，按照法定程序，民航的成本應該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組織有關代表調查形成，而此次價格成本為民航總局提供，所以他認為提供的成本不可信。

　　普通消費者代表、成都守民律師事務所律師趙梅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作為律師，趙梅接過很多經濟案件，但是“這次民航提供的材料，在財務上存在很多含混不清的地方。財務報表應該是很嚴謹的，可是我們看到的材料卻不是這樣———作為資料出現的財務數據，有的地方拿1997年和1999年做對比，有的地方拿1999年和2000年做對比。專家評審意見里，又說‘近3年’，卻沒有準確的年份。由于年份不統一，很多數字缺乏可比性。我個人認為，民航方在每個問題上，都只是拿出對自己有利的數據，而對它不利的數據，我們代表無從得知。”

　　“我雖然在價格協會工作多年，對價格和財務問題有一定了解，但是看起民航聽證會材料，還是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這個材料寫得太專業了。”作為消費者團體代表出席會議的中國價格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侯嘉這樣說。

　　侯嘉認為，今后再召開類似的價格聽證會時，一定要更多地選擇具有財務和專業知識的普通消費者代表。

　　北京市工商局首都機場分局局長任穗英，被其他代表認為“普通消費者代表中最能看懂這材料的”。他也發現，民航提供材料中存在一些不合理成分。比如說，民航在測算浮動價時，需要使用“客坐率”這一指標。但是，最高客坐率是按航班計算的，最高達到100%；最低客坐率卻按航線計算，只有42.9%。任穗英指出，既然是同一指標，為什么要使用“航班”和“航線”這兩個不同的參數。“顯然，這里面是有水分的。”

　　細心的任穗英還發現，民航方面提供的材料存在多處錯誤，甚至在關鍵數據上，也出現差錯。他翻開改革方案，在第76頁一項“全行業總成本費用及水平”表中，標明2001年民航“客公里成本費用水平”為0.68元／客公里，而在第92頁的同一項表格中，這個數字卻成了0.70元／客公里。

　　“別小看這兩分錢的誤差，如果按全行業計算，這可是個天文數字。”任穗英指出，在提交給會議代表的材料里，類似的差錯還有很多。記者注意到，任穗英的會議材料上，有不少用鉛筆做的批注，都是他覺得不正確的地方。任穗英準備在聽證會上提出這些問題。

　　除了數字的差錯外，民航成本中指出的“不可控成本”也遭到了代表們的強烈質疑。按照民航提供的材料，航空運輸企業自己認為合理的成本應該由合理的可控成本與合理的不可控成本構成。但現行成本構成中大多數是不可控成本，例如機場、空管等，且這些成本費用比較高。2001年全行業不可控成本比例居然高達66%。而且，報告中還寫道：航空運輸企業自身可控的成本項目比較少，金額較低，雖可以做些許改進，但余地不大。

　　朱榮茂說，民航把不可控成本比重加大，可能是想讓政府更多地承擔高票價的責任。曾經親歷過機票退票難的朱榮茂，指出民航在服務方面存在不公。他認為經營企業在出現違約的時候，應該增加相應的法律保障。比如飛機延誤起飛時間，晚點等，經營者往往用一句“天氣原因”或者“空中管制”來搪塞。有時消費者損失很大卻得不到補償。

　　在這方面，趙梅也有難忘的親歷。有一次，她去西安談判，原本是早上9時的飛機，結果第二天晚上9時才起飛，足足耽誤36個小時。等到了西安，對方早就走了。她認為，民航和消費者的權利完全不對等。

　　有一位乘客曾經向代表反映，他購買了2003年7月1日從北京前往廣州的機票，到了機場辦手續時才知道這個航班已經被取消。他認為，購買了客票就是雙方簽定了合同。民航單方面更改，卻不通知乘客，應屬違約。后來在機場，值班人員也只是告訴他可以簽轉其他航班，對于取消航班的原因卻只字不提。

　　身為律師的朱榮茂主張，因為民航單方面原因給消費者造成損失的，經營者必須予以補償并承擔舉證責任。例如能起飛而不起飛，就由承運人舉證，確屬法定客觀原因的可以免責，否則承擔違約責任。

　　朱榮茂還就機場物價問題做了調查，他認為，機場商品的成本確實比市區稍高，但是絕不可能高出市區好幾倍甚至幾十倍。他提議價格主管部門進行管理和規范。

　　“價格聽證會不是對具體票價的聽證，而是對價格決定機制的聽證。”消費者代表、律師趙梅告訴記者，“只有合理的機制才能制訂出合理的票價”。

　　正因為如此，趙梅并不認為本次價格聽證會會就某條具體的航線價格進行討論。

　　“我本人并不贊成機票有特別低的折扣。作為消費者，我當然希望票價越便宜越好，但是如果機票定到1元錢，航空公司肯定會破產，國家利益、消費者利益也都得不到保障。國家利益、消費者利益、行業利益，三者要在一個水平上，才是和諧發展。因此，在票價問題上，不是說讓消費者利益得到最大化的體現，而是應該得到最好的體現。”任穗英代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