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對人的懲罰，追問中國銀行、乃至中國銀行業和中國金融系統中還會不會有下一張倒下的骨牌、還有沒有下一個多米諾骨牌游戲(Game)——從而轉向對事、對體制、對規則的檢討和修正將更具深遠意義

　　誰是最后一張骨牌

　　從目前進展來看，“劉金寶事件”更像一個“多米諾骨牌”游戲(Game)，而周正毅遠不是其中倒下的最后一張骨牌。

　　現在的問題在于，誰會是最后一張骨牌？

　　據媒體披露，5月底，新萬泰董事局主席錢永偉被上海警方請去調查，6月初，香港騰達董事局主席許培信也被香港方面拘捕，加上此前已證實被調查的周正毅，僅上海方面就倒下了三張“牌”，而且，都是“禍”起劉金寶。

　　上述三大富豪百億以上的問題貸款幾乎牽涉了上海的所有銀行，以及香港眾多金融機構，滬港兩地究竟還會有多少富豪、銀行家乃至政府官員因此落馬？所有人都在觀察。

　　盡管此案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從目前狀況來看，已經可以算得上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金融領域波及面最廣的一次“廉政風暴”和“作假丑聞”。

　　從這個層面來講，我們對中國銀行(BOC)及其監管部門的某些做法表示理解——既不能讓“大魚”漏網，也不宜對社會造成過多沖擊，更不能給外界留下太多想象空間——盡管我們對其某些做法并不贊成。

　　“劉金寶事件”有著與以往任何一次事件都不同的特征，絕非王雪冰事件可以簡單類比。如果教條式地堅持某些原則，把所有涉嫌富豪、銀行家乃至政府官員一網打盡，逐個清查，無異于“涸澤而漁”，而其結果必將“水至清而無魚”：滬港兩地人人自危，富豪階層人人規避惟恐不及。而裹足不前、事事不安造成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危害，甚至震蕩將無法估量。

　　必須承認，在社會轉型期，富豪階層存在一種“原罪”，而且這種原罪最大的危害是：產融勾結、官商勾結，使社會演變成一個強盜式、搶劫式的資本主義，導致社會基本秩序的失衡，就像拉美式的社會轉型一樣出現“夭折”和斷層。

　　社會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秩序和規則再造的過程”、“各種資源和利益實現有效配置和再分配的過程”、“文化和信仰的重塑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爭吵和博弈、艱難和困苦”的漫長歷史，我們怎么能期望通過一兩次改革而改變整個進程？改變其本身特征？

　　在新一屆中國政府正經受SARS的嚴峻考驗、新的監管機構尚未最后組建完成的時候，如果進行嚴酷的“整肅”，其巨大成本我們將難以承受。這或許也正是中國銀行及有關監管機構在“劉金寶事件”中始終堅持“保守”做法的出發點。誰是下一張骨牌？這樣的追問決不能停留在“劉金寶事件”本身。我們認為，搞清“劉金寶事件”的來龍去脈固然重要(見本期封面文章)，但拋開對人的懲罰，追問中國銀行、乃至中國銀行業和中國金融系統中還會不會有下一張倒下的骨牌、還有沒有下一個多米諾骨牌游戲(Game)——從而轉向對事、對體制、對規則的檢討和修正——將更具深遠意義。

　　博弈論認為，冒險是一種理性的表現，而政治家、投機家，甚至科學家們都在冒險，而且任何制度設計和任何經濟政策更是冒險。在有限度地反復博弈的最后一步，冒險的理性明顯有效，而不犯罪只是因為沒有條件。根據這樣的論斷，我們不難發現，面對今天的“金融丑聞”，對社會公眾和制度設計者來說，最重要的是怎樣重構游戲規則——當然隱含對不按規則出牌者的懲罰。

　　在今年5月號的封面文章《TCL丑聞》中，我們曾提到，TCL丑聞有可能說明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的十字路口，同時這也是一個大規模爆發丑聞的時期。從楊斌受審到“劉金寶事件”，這樣的猜想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證實。但是，我們仍然堅信，理性的商業環境、合理的規則和秩序、清晰而勇敢的監管機制，必將為我們的社會奠定良性發展的基礎。

　　適值亞洲金融危機五周年，對此，我們更應有足夠的重視和警惕，不致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詳細報道見本期《封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