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若愚

　　集體失語

　　進入3月，中國傳媒業趕上少有的新聞旺季。常規的兩會報道結束后，并無懸念的戰爭在萬里之外打響，張國榮在一個娛樂的日子里逝去，關乎千萬人命的非典型肺炎則長時間游

離在傳媒的視野之外。

　　對“非典”的報道在今年2月間主要集中于廣東一地，內地流傳的多是饒有趣味的搶購板藍根、食醋的談資。在權威的官方新聞網站“人民網”上，能檢索到的最早的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報道，是2003年2月11日的《廣州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在另一權威官方新聞網站“新華網”上，最早的報道是同一天的《盤中：藥業板塊成為熱點》。到3月間，廣東一家報紙有關“非典”的報道已經被認為不合時宜(參看本報2月22日《廣東奪命肺炎恐慌傳播機制調查》)。

　　3月26日，新華社稱北京輸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這是首次有關北京“非典”的官方報道，而北京當地媒體依然保持沉默。

　　率先越位的是《北京青年報》。這張在北京日發行量超過60萬份的報紙，在3月31日刊出題為《紗布口罩連日脫銷》的報道，該報道置于報紙的第9版，伊拉克戰爭報道則占據了5—8版。

　　4月2日，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首次披露全中國的疫情。4月3日舉行的首次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打破了傳媒集體失語的狀態，專題、專版紛紛上馬。

　　轉折點

　　現時，中國的傳媒正在經歷另一種“非典型”，以往一些運作機制已被突破。新華在線總裁夏鴻，將現時直指為“媒體改革的轉折點”。

　　在傳統機制下，由于實行嚴格的把關制度，中國傳媒對于傳染病報道的典型做法是在保守的方針下，采取低調而務實的報道模式。這種機制在以往的傳染病事件中確能收到較滿意的效果，不論是甲肝、瘋牛病，還是禽流感，均未引起大規模社會恐慌，而來勢兇猛的“非典”，卻將該機制推到了尷尬的地位。

　　在中國傳媒集體失語的時間里，來自網絡和手機短信的真假難辨的消息充斥坊間。海外媒體隔岸觀火式的報道同樣令人不安，甚至引發“妖魔化中國”的爭論。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認為，現時傳播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非正式傳播渠道正大行其道。主流媒體的缺位勢必導致小道消息的橫行，從而加重社會的恐慌心理。喻國明強調，公眾對于知情權的要求日益強烈，因為惟有知情才能為理性行為提供依據。

　　喻國明覺得，在這幾個月中，確實可以看出傳媒報道的幾個分水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4月17日召開的會議為傳媒提供了助力，這次會議要求各級黨政機關“要準確掌握疫情，如實報告并定期對社會公布，不得緩報、瞞報”。而在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另一次會議上，“新聞報道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的原則再次被強調。

　　喻強調政府應建立一套面對突發性事件的應急方案，其中理應包含信息層面的應急。“重要的一點是要明確責任主體，由誰來對報與不報負責任，不能出現以往不報的不負責任、報了卻擔責任的情況。”

　　未雨綢繆

　　專事傳媒咨詢的夏鴻認為，傳媒在“非典”來襲之時顯得倉促。夏鴻認為，大小傳媒在放開后均積極投入報道，只是至今尚未掌握受眾的心態。在資訊渴求、情緒宣泄、精神支柱三個層面上，傳媒只達到了第一層。夏指出：在公眾出于普遍的心理焦慮之時，如果北京哪家報紙開設專門的公眾心理熱線，提供心理輔導，必然會使其品牌脫穎而出。但遺憾的是，在夏的視野之中，尚無哪家媒體有類似舉措。

　　就遠期運營而言，現金流成為傳媒必須關注的問題。夏鴻指出，廣告是傳媒生存的命脈，而中國的廣告市場同GDP密切相關，幾年來均呈同一曲線。“這說明中國廣告市場仍缺乏內驅力，主要依靠GDP拉動。”盡管國外機構已開始就“非典”對中國GDP的影響做出估算，但現時仍難下斷語。

　　從區域廣告份額來看，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占全國份額的一半，沿海重點城市占80%，這些城市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將影響到傳媒的廣告收益。從產業門類來看，新華在線總結的8大傳媒支柱性產業中，僅藥品業在疫情中略有利好，而家電、機動車、PC、房產行業依賴會展。疫情持續和心理恐慌勢必殃及到會展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