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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變形記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3月31日 13:24 商務周刊
  
 記者/吳金勇郭葦 你們信仰查拉斯圖拉，但是對于查拉斯圖拉又有什么關系！你們還不曾找到自己，你們先找到了我。——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 具有百年歷史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因為涉嫌在錦州港虛假陳述案中負有連帶責任，未能公正審計，在中國被告上法庭。“四大”的神話和權威，被更多中國人所質疑。 用簡單的分析方法就能得出的結論，為什么大名鼎鼎的的畢馬威反而發現不了？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100萬人民幣的審計費用，用得著年收入上百億美元、以百年聲譽著稱的畢馬威鋌而走險裝糊涂嗎？ 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畢馬威為防范風險下足了功夫，從員工素質和培訓，到風險導向審計，再到對客戶的精挑細選，“只與君子打交道”，為什么還是出現了問題？ 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一份報告指出，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給亞洲公司進行審計時，采用較低的審計標準，而同時又以其令人尊敬的會計職業名聲簽署審計報告，給人以公司財務狀況健康的假象。為什么“四大”敢于“變臉”？“我不是畢馬威，如果換成我，也許做的更糟。”最先揭露錦州港假賬問題的一位會計學教師說的一段話，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探究一個國際榜樣在中國的變形 畢馬威觸礁錦州港 早春，仍寒，卻是火熱的上市公司年報高峰期。3月中旬，來自錦州港(600190、900952)的消息，北京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對該公司2002年年度的審計工作剛剛結束，審計人員已離開錦州回京，正在撰寫審計報告。 一個月前，2月9日，上海律師宋一欣作為他朋友徐倩的代理人，走進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以錦州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兼前錦州港董事長張宏偉、廣發證券、北京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和香港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被告的民事訴狀，索賠15587.94元人民幣。 畢馬威在北京和香港的這兩家會計師行，因為涉嫌在錦州港虛假陳述案中負有連帶責任，成為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被投資者起訴的第一家。與此同時，這也是中介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在國內證券民事賠償案中首次成為被告。 錦州港(600190、900952)A股、B股分別于1999年和1998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境內審計工作委托給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境外審計由畢馬威香港會計師行完成，歷年審計報告均被畢馬威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 具有百年歷史的畢馬威是全球第三大會計師事務所，1983年在北京建立國內第一家辦事處，1992年成立國內第一家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隨之畢馬威在上海，廣州，深圳先后設立了分支機構，現有中國員工1000多人。去年12月，畢馬威首次選址中國，在上海召開它的全球董事會議，重點研究在華業務的戰略導向和行動方針。畢馬威國際主席利萬基宣布，未來10年中國業務將成為畢馬威全球最大的業務分支之一。 區區1萬多人民幣的訴訟標的，與畢馬威在華的業績增長相比不值一提。2002年畢馬威在中國又賺了個缽滿盆滿。來自彭博資訊的消息，盡管去年各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利潤增長紛紛降至10年來最低，但畢馬威卻宣布2002年的收入增幅達3.9%，尤其大中華區業務高速增長，僅從中國上市公司中(A股、B股)至少取得了9000余萬元的年度審計收入，名列“四大”之首(畢馬威2002年中國境內A股上市公司審計客戶名單見上表)。 真正讓畢馬威頭疼的是它去年沾染上的美國施樂公司14億美元虛增利潤，畢馬威堅稱自己是客戶管理層欺詐行為的犧牲品。與在國外到處喊冤不同，這家會計師行卻對它在中國的官司保持沉默。 “這是一個意外，”這是畢馬威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的陳佩慈小姐惟一的表態，她拒絕對訴訟和自己公司是否有過錯發表任何信息，只是說訴訟事項已經委托給北京畢馬威華振事務所處理。宋一欣律師說：“未接到畢馬威和解意向的表示。”香港畢馬威的陳佩慈小姐表示：“和解尚不在考慮之中。”而北京畢馬威華振也只是告訴《商務周刊》，已接到法院受理通知，為錦州港年報審計簽字的注冊會計師羅錚已經升任畢馬威華振合伙人，但包括她在內的所有被詢問的合伙人均拒絕回答問題。 一位畢馬威華振的高級經理私下與本刊記者會面時透露，由于正值上市公司出年報，畢馬威華振里聚積著從各地匯攏來的財務報表，“裝配車間”里的“審計工人”正有條不紊地在流水線上忙碌。但他承認，“錦州港”已經是辦公室里敏感的字眼，同事之間、和客戶在電話中都不會隨便談論。 錦州港董事會秘書處齊文輝告訴《商務周刊》，該公司定于4月22日出的2002年年報依然由畢馬威審計。“不用說大家也知道，今年畢馬威對我們審得比往年更仔細，他們多派了五六名高級經理來，在錦州呆了一個多月，進行實地審計。”他認為雙方配合的很好，并希望“投資者可以放心”。 領軍國際會計行業的旗艦、在中國資本市場如魚得水的畢馬威一直游弋在深海。盡管表面上平靜依然，波瀾不驚，但遭遇錦州港之后，畢馬威終于不得已浮出水面。 平地泛波 其實早在錦州港事件以前，畢馬威等“四大”身邊就圍繞著各種冷言冷語。起因于中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無可奈何的怨恨——國內注冊會計師行業已經使市場失去了信心，2001年，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財政部撤消、9名注冊會計師受到刑事處罰，國內會計師們慘遭非議——也正是在這一年，中國官方和資本市場對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推崇，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01年5月，證監會頒布規定：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審核，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獲得《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執行金融類上市公司審計業務臨時許可證》。 2001年底，證監會發布A股補充審計通知即證監發[2001]162號文：擬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擬上市后在證券市場再籌資的上市公司，需要提供經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補充財務報告。 當國人對本地會計師行業的信任度降到最低點的時候，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便靠著其上百年積累下來的誠信聲譽，坐享中國資本市場審計業務上億元的“大餐”。這一規定剛出臺就掀起爭論。內地事務所自然憤憤不平：加入WTO后，政策法規要實行“國民待遇”，對“五大”一視同仁，但也不能歧視國內的會計師事務所。2002年初，北京市注冊會計師協會對有關部門提出意見：補充審計規定是否只是暫行規定？文件出臺匆忙，線條比較粗，且沒有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就實施，有沒有可行性？法律依據在哪兒？ “證監會的做法不能說不對。”上海國家會計學院院長薛云奎解釋說，以前新募集資金的上市公司只需經過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現在變成兩家，假定要舞弊的話，自然要買通兩家，加大了企業造假的風險和成本，投資者花雙倍的價格買了“信得過”。不過薛還指出，究竟是不是信得過，是不是值得，需要試了才知道。 2002年，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因安然事件破產，“五大”減為“四大”后，全世界都引發了一場關于會計造假與中介機構誠信的討論。“四大”的神話和權威，在國人心中開始動搖。 一片懷疑聲中，畢馬威果然不幸馬失前蹄。2002年9月7日，錦州港董事會突然通過了一項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不足半月后，9月18日，公司又公告稱，暫時擱置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此次貿然變更會計師事務所，又中途戛然而止，不禁讓人生疑，畢馬威和錦州港之間出了什么問題？抑或是畢馬威察覺到了什么風險，想提前離場？畢馬威不敢繼續審計的客戶誰又敢審？ 中國上市公司每一次更換會計師事務所，幾乎都是一個不祥的征兆。 2002年10月16日，一位從事會計教育工作署名“飛草”的網友通過和訊網發表了一篇分析錦州港固定資產異常的文章，輿論大嘩。第二天，10月17日，上海交易所對錦州港實施停牌處理。錦州港公告稱，交易所的理由因“市場重大傳聞”。這一天，錦州港的大股東東方集團(600811)的股價也隨之下跌5.7%。5天后，10月22日，錦州港又發布公告，稱第一大股東東方集團董事長張宏偉辭去錦州港董事長職務。同時公告了財政部2001年對該公司的核查結果，錦州港承認在2000年以前有虛增業績和資產的事實，從而部分證實了飛草的質疑。2001年9月至12月，財政部對錦州港2002年及以前年度執行《會計法》情況進行核查，結果發現：錦州港在2000年及以前年度多確認收入3.6717億元，少計財務費用4945萬元，2000年度少計提折舊780萬元，另外，1998—2000年多列資產1.1939億元，實際虛增資產約43803萬元。財政部勒令整改并罰款10萬元。從會計專業角度來看，錦州港做假賬的手法很簡單：一方面虛增收入,一方面又少計算費用和折舊，結果就是虛增利潤。在2000年及以前年度多確認的收入3.6717億元，比公司2000年前任何一年的主營業務收入都要多；少計提的財務費用4945萬元，也比公司披露的1998-2000年3年的財務費用總和還要多。按照披露的數字，2000年以前，公司將虛增利潤總額共計4.24億元，如果按照公司平均16%的所得稅率，公司虛增凈利潤3.56億元，與該公司2000年披露的3年的凈利潤總和大體相當。 其中，出具審計報告的畢馬威是否盡了獨立審計所要求的勤勉盡責義務，是否按獨立審計準則要求與程序對相關的銀行存款或應收款項進行了有效函證調查，都有待查實。據代理此案的上海聞達律師事務所宋一欣律師介紹，按照法律，審計者的責任是過錯推定責任原則，也就是說，被告畢馬威負有舉證責任，需要拿出證據證明沒有參與造假，或有沒有隱瞞真相。 “我就此案也請教了會計師事務所，被告知錦州港造假手段并不高明，凡有審計常識就能判斷出來。”宋一欣說。 中喜資產評估師劉敏說：“根據錦州港調整公告顯示：該公司已依據財政部處罰分別調整了會計報表中的“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固定資產原價”、“在建工程”、“累計折舊”等項目。我們可以看出其中一些問題是比較明顯的。比如1997-2000年度該公司將應計入財務費用的利息額49450000元，計入資產了。費用是影響當期損益的，而資本化后，就變成在未來年度攤銷。這是會計上的一個基本判斷，目前，國家的會計制度對于這些方面的規定是很明確的。為防止像安達信那樣銷毀審計工作底稿的行為發生，2月17日，宋一欣又向法院遞交了對錦州港1995年至2001年的畢馬威審計工作底稿實施證據保全的申請函，以進行司法鑒定。但據他透露，沈陽市中級法院至今尚未批復。 事實上，中小投資者直到今年才可以起訴會計師事務所。導致畢馬威成為被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1·9規定》，在這個規定中明確指出，包括財政部、其他行政機關以及有權做出行政處罰的機構公布的對虛假陳述行為人做出的處罰決定，以及人民法院認為虛假陳述行為人有罪做出的生效的刑事判決，均構成法院受理此類案件的前置程序。這一新的司法解釋還明確劃定了各類虛假陳述行為人——證券發起人、控股股東等實際控制人、發行人或上市公司、證券承銷商、證券上市推薦人、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這些單位負有責任的高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以及其他做出虛假陳述的機構或者自然人——都可以在此類訴訟中成為被告，人數沒有上限。 “和中國大多數投資者一樣，徐倩不知道怎么讓自己的權利得到保護。但她看到了錦州港自己公布的受財政部處罰的公告，知道畢馬威為錦州港做審計，覺很離奇，因此決定追加畢馬威為共同被告。”宋一欣對記者分析說，在這個案子里，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差錯立案比錦州港造假，財政部處罰更有影響。 錦州港已被財政部處罰，會計師事務所又是可以成為被告的機構，畢馬威想不露臉都不行了。宋一欣向《商務周刊》透露，自2月9日代理徐倩狀告錦州港、畢馬威等5被告以來，截止到3月21日，已有40多名錦州港投資者書面委托他代理起訴，另外還有60多人通過電話進行了委托登記。他已申請進行共同訴訟和證據保全，但至今法院尚未批復，目前受理的還只是徐倩的起訴。 會計巨頭內地變形 據來自國家財政部的消息說，自今年1月1日起，原來歸屬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行政處罰權收歸財政部，中注協只保留會計自律職能。 在此之前，畢馬威其實已經遭到過黃牌警告。據財政部公布的2001年第七次會計信息質量抽查公告中，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石油分公司會計報表主要項目失真數據：資產不實-3117萬元，所有者權益不實3767萬元，利潤總額不實3594萬元，承辦審計業務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未單獨出具審計報告；廣西玉柴機器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報表主要項目失真數據：資產不實-1662萬元，所有者權益不實-949萬元，利潤總額不實-1624萬元，承辦審計業務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也出具了無保留意見。畢馬威為此都受到通報批評。 因數篇質疑錦州港文章而掀起軒然大波的飛草，稱自己雖然有注冊會計師資格，但水平也就相當于會計師事務所里的一名注會助理，自己的分析方法很簡單，并沒有獨到之處，簡而言之就是將公司的財務數據作縱向和橫向分析。但是，飛草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問道：“用簡單的分析方法就能得出的結論，那些可以到上市公司審計的注冊會計師為何反而發現不了問題呢？” 據畢馬威一位內部人士向《商務周刊》透露，給國內上市公司做審計，收費一般在100-200萬人民幣左右,錦州港2001年度的審計費用僅為89萬元。讓人奇怪的是，對于以百年聲譽著稱的畢馬威這么大一個會計師行來說，2003財年收入107.2億美元，相比之下，不到100萬<>!人民幣應該并不是一個值得去冒險的數目。 “什么是‘四大’？是畢馬威、普華永道、德勤、安永？還是畢馬威華振、普華永道中天、中信永道、德勤華永、安永華明、安永大華？”一位署名為“想不通”的作者在中華財會網上發表文章稱，“前者是境外獨資會計師事務所，后者其實是經中國財政部、外經貿部批準的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獨立法人——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它們說到底是一家中國公司。” “各個國家的‘四大’分支機構在財務上都是獨立的。比如華振雖然名稱前加有畢馬威字樣，但跟畢馬威國際沒有人員、財務的交叉，其實是松散的伙伴型合作關系，擁有華振所有權的是一批來自內地的合伙人。說到底這仍是一家披掛洋外衣，土生土長的中國公司。員工也已經本土化，95%以上都是本地人,”一位曾在畢馬威工作過的崔小姐說。當然她并不是認為在中國的畢馬威們不如在國外的分支機構，而是覺得，“任何跨國公司到中國，都要適應中國本土化，入鄉隨俗。” 事實上，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畢馬威華振合伙人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所說，畢馬威華振在許多方面是高于國內會計所的，他們在防范審計風險方面已經下了很大工夫。 “華振的合伙人一般都是業內的精英，即便是普通員工也與其他國內事務所相比有不同理念和素質。”他說，畢馬威更傾向于招募應屆畢業生，用“四大”的專業精神將他們培養成一流的會計師。畢馬威培訓人才的特色在于培訓機會多、專業性強、規范。“剛入行的新人一開始可能慢一點，體現不出畢馬威的優勢，他們在這個期間也不負責做判斷；逐漸熟悉業務流程之后，過五六年，和國內事務所比，優勢就顯出來了。” 然而，現實中，這種高素質有時反被一種貌似高效的體制帶來的逐利本性所消磨。安永華明的一位會計師認為，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參與上市公司造假有制度根源：“合伙制一方面是‘資合’，另一方面是‘人合’，國內事務所都是政府部門發起的，互相之間不具備志同道合的基礎。合伙制事務所由合伙人自己承擔無限責任，個人職業發展被綁定在事務所的發展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合伙制不同于公司制，運營不靠統一的章程，而是靠人與人之間的契約，歸根結底還是人治，每個合伙人，都脫不開對私利的追求。在利益的驅使下，關鍵時刻要做出是否誠信的選擇，當誘惑過大，自律也就變得形同虛設。所以合伙制決定了會計師事務所務實、趨利的特點。” “四大”當然能夠認識到，缺乏約束的人治是多么危險。因此他們希望在審計程序上下工夫。自銀廣夏之后，國內會計界一度懷疑過傳統的賬項審計和制度基礎審計，并認為國外的風險導向審計將會有效防止會計造假，提高審計質量。而畢馬威，恰是國際上風險導向審計方法的倡導者之一。 所謂風險導向審計，畢馬威的模式是，將越來越多的工作放在前期，更注重對受審企業的了解程度。“作假總是有動機的。有經驗的審計人員通過與企業管理當局的談話會發覺企業的經營者是否有造假的動機。”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畢馬威合伙人說，“經營不好可能會造假，經營的好也可能造假，因為有許多公司有對管理層的業績考核；還有就是針對公司發展的一些特定要求，如配股、增發等。”通過上述談話、實地調查，一般都能大致地知道哪些地方將可能出現風險。 這與傳統審計方法不同，傳統審計方法先看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看企業的財務報表；而“四大”一般并不從一開始就直接審報表。畢馬威一直鼓勵在審計過程中與客戶建立全年性的溝通，即使審計人員無法與上市公司管理層經常坐到一起，但起碼要做到一兩個月通幾次電話。這樣，許多問題就不會拖到中報、年報時突擊解決。 做完這步之后，按照畢馬威的程序，還要研究各主要風險區，并查找此風險區會影響企業的哪些經營活動，會對財務報表產生哪些影響，確定重點審計區。這樣做不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控制了風險。劃分完風險區域后，就要對企業的內部控制進行調查。如果內部控制較好，問題就不會很大。如果檢查認為，有風險，內控不好，那么審計人員就要對這個區域進行實質性測試。 “上市公司造假手段再高明，也會露出蛛絲馬跡。現代會計的原理及其記賬方式，使會計各個賬戶存在著很嚴密的勾稽關系，三大會計報表的金額也存在相互對應的關系。”畢馬威的一位高級經理也認為，造假只能是無中生有，或拆東墻補西墻，必有破綻可尋。對于一個專業的審計人員來說，只要取證方法得當，幾乎什么重大問題都會查出來的。 然而，如此科學的設計，在現實中卻總要打上折扣。且不說錦州港被財政部處罰的4個問題。學者飛草還指出，錦州港的在建工程、固定資產虛增了3個多億。記者在采訪錦州港時，其董事會秘書處員工也承認，錦州港的固定資產是有問題，但他沒有透露具體數額。 由于錦州港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主要構成是碼頭及輔助設施，很多固定資產不像房產、設備那么直觀，錦州港到底在碼頭投了多少錢極難驗證。“我們擔心錦州港與藍田股份一樣，采取‘虛增經營性現金流入，同時虛增投資性流出’的手法，虛增收益同時虛增固定資產。”飛草認為，這種手法的高明之處在于，港口固定資產作假比較難查，因為航道等有關設施都是“水底下”。 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說：“航道挖了3米還是5米，做審計的又不能到水下去看進展。” 但中喜資產評估師劉敏卻指出，表面看，水下的固定資產確實無法簡單的現場盤點，需要專家和其他技術手段，一般情況下，審計人員只看固定資產折舊方面是否規范就行了。但像畢馬威對錦州港已連續審計多年，因此固定資產就不會沒有形成在建工程而直接轉入固定資產的，而對于在建工程的各種支出，審計人員應該是非常了解的；另外大工程都有預算、可行性報告，并經董事會甚至股東大會通過才行。所以，對這些固定資產的底細畢馬威應該是清楚的。” 雖然目前無法得悉畢馬威給錦州港做審計的詳情，但對于訓練有素的“四大”會計事務所的審計人員來說，固定資產既然是港口業的主要資產，那么這些重點風險區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在人員素質和程序設計之外，“四大”還有控制風險的一大法寶，就是只與藍籌上市公司打交道，根據公司管理層誠信、企業管理架構及行業自身風險來選擇客戶。前文提到的那位原畢馬威合伙人介紹，畢馬威等“四大”過去主要擔綱B股或H股公司的審計職責，而這些公司由于從上市伊始就要面對國際投資者及境外監管機構的評判，因此公司相對比較規范，畢馬威在審計中也一直堅持嚴格的國際會計準則，一般比較謹慎。 “畢馬威的客戶范圍已經足夠大，所以更注重企業發展的戰略性，著重判斷是否能成為長期客戶。”這位曾經的合伙人說，在接觸一個新客戶時，畢馬威首先要對企業進行評估。如果企業的發展潛力小，或審計風險很大，“我們寧肯不做這個客戶。即使眼前利益很高，我們也不做”。 這種想法不錯，以錦州港為例，它既是出身于國企的紅根苗，又是上證180指數股，相對值得信賴。但“四大”們在這里碰到的又一個問題是：中國目前的上市公司中，沒有問題的又有多少？ 錦州港董事會秘書處齊文輝對該公司財務數據造假的一個解釋是，“當年是審批制上市，額度都給了，不上市就可惜了。畢馬威只能按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審計，上市前3年的報表也是根據需要調整的。” “那個年代都是這樣做的，所以上市前的財務數據就有一些虛假。”齊文輝說。“上市以后，錦州港再按年度分期攤銷以前多計的部分。在建工程投入也虛增了，轉為固定資產后，數目就大了，再有就是前幾年分利潤也分冒了。” “中國的大多數上市公司有強烈的粉飾報表的初衷和愿望。”飛草說。“很多會計師的說法是，如果都較起真來，就沒活可干了。” “財務報表是企業經營狀況的一面鏡子，如果是一面哈哈鏡就不行了。”這位原畢馬威合伙人說，出于上市后再籌資的需要，上市公司都希望既將財務報表做得漂亮，會計師能出具無保留意見。“而審計人員獨立性、職業道德和強大的造假動力相抗衡，顯得很脆弱。審計工作是為了發現問題，發現問題之后如何決策？會計師事務所經常要面臨選擇：揭露還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職業道德與既得利益孰輕孰重？這時有的事務所就要賭一把了。” 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的是中國特殊的執業環境。香港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一位資深會計師曾為中國證監會做過顧問，他目睹了內地資本市場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這都增加了審計的難度，產生了相應的審計風險。”他說，曝光出來的案件一方面是由于會計師事務所沒有足夠勤勉盡責；另一方面也是社會環境、法律環境對審計造成的影響。 “會計師只能憑借原始憑證、函件來進行合法性審計。但某些時候，甚至根據資產評估機構提供的驗資報告、銀行提供的對賬單、政府的工程立項批文，都很難判斷其背后的真實性。”他認為，在中國，“這是審計人員無法承擔的社會責任”。 我們也同樣不能指望境外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維護社會公平的責任。在整個社會缺乏誠信的環境中，“四大”很難獨善其身。然而，注冊會計師行業扮演的也不僅僅是替罪羊的角色。 “‘四大’在美國、西歐等發達社會具有較好聲譽，是巨大執業風險錘煉出來的。”中山大學會計學教授劉峰強調，具體到中國，會計師事務所面臨的是一個寬松環境，民事賠償責任幾乎為零，資本市場公眾投資者不能起訴或不愿起訴。使得我國會計市場上的違規成本機會為零。 “當他們預期某種行為不會受到法律或其他相關法規的約束時，即使這些行為會顯著不同于其在美國或其他制度環境下的行為，只要該項行為經濟上有效，他們也一定會實施該項行為”。劉峰曾多次提出，包括“四大”在內的國際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的執業未必完全值得信賴。 會計業內人都知道，聯合國貿發會議曾有一份報告指出，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在給亞洲公司進行審計時，采用較低的審計標準，而同時又以其令人尊敬的會計職業名聲簽署審計報告，給人以公司財務狀況健康的假象。 一個國家的市場環境，監管制度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導致了“‘四大’敢于‘變臉’”。 然而，正如德勤會計師行中國副總裁關德銓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所指出的，會計師就是被要求為投資者提供真實可靠的經營者財務報表，它賣的就是誠信，最值錢的就是那個簽名，“沒有一個客戶比誠信更重要”。 依然備受政府寵愛 畢馬威在中國所遭遇到信譽危機，一度引起了人們的猜想，這個會計巨頭近來在國際業務上也有些磕磕絆絆，畢馬威會不會轟然跌倒？2003年3月，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在兩起國際上有關畢馬威前審計客戶的訴訟中，同意支付2億美元，與投資人達成和解。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稱其在這兩起和解中均為無過失，同意支付和解費用只是出于商業運作的考慮。 國人訴畢馬威是開先河之舉，各方都在靜觀其變，錦州港也未解聘畢馬威。但對于訴訟多如牛毛的畢馬威，卻實在是無關痛癢。 但是原告律師宋一欣認為，在未來幾年里，證券民事訴訟將會更多，這將對會計師事務所帶來更大壓力，促使其責任保險的成本增加。 “這個案子中，起訴的意義本身超過了能否實際獲得賠償。”宋一欣說：第一次將國際中介機構推到聚光燈下，接受中國法律的監督，這本身就是中國司法的進步。 3月初，會計界的權威人士、財政部部長助理馮淑萍當選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對于畢馬威錦州港一案，她談到：“注冊會計師的執業活動具有固有的審計風險，這種風險來源于多方面：如審計客戶惡意的欺詐隱瞞、審計專業判斷的失誤、審計抽樣的局限性等等。因此無論國內外，審計失敗都不可避免。” “不能因為一兩家國際會計公司出現審計失敗，國內事務所就以此作為原諒自己的借口。”馮淑萍警告各會計師事務所，要引以為戒，始終保持應有的謹慎態度。 “注冊會計師行業正在不斷加強管理，治理會計信息失真的工作依然十分艱巨，這仍是財政部門今后一段時期的工作重點之一。”她還指出，會計信息失真是許多社會問題在會計上的綜合反映，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多方面采取措施，綜合治理。 坊間多有傳言，認為有關部門有回護畢馬威之意，而畢馬威也一直在暗地攻關，希望盡早平息此事。據介紹，畢馬威早期就是與財政部合作開展業務的，與財政部、中注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四大”中的許多合伙人，都曾有政府工作經歷，而且這種人才流動是雙向的，合伙人里也有從政的。 但更多的人相信，有關方面確實很看重畢馬威等“四大”，因為中國一些會計審計方面的規則辦法都是與“四大”一起商討制訂的。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2002年工作要點》里提到，將通過招標方式，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起草《風險導向審計程序》。中注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認為：自上世紀80年代初“四大”先后進入中國開始，這些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就與中國的會計師行業一起成長，而且，“中國當前依然非常需要借助‘四大’的力量，在其國際會計經驗的幫助下，構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畢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蕭偉強自1995年起，就擔任中國會計審計準則外國專家顧問。在會計行業迫切需要發展完善的時刻，從政府主管部門到行業協會都非常依賴這種伙伴關系。 一個小官司確實算不了什么，眾所周知，會計審計是高風險的行業，要求審計100%的準確也不現實。然而，準確和客觀中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技術問題，后者是道德問題。安徒生童話里的那個孩子，說皇帝沒有穿衣服其實不需要太深奧的知識，在沒有利益沖突前提下，說出眾所周知的事實，所需要的僅是一點點勇氣而已。 “我不是畢馬威，如果換成我，也許做的更糟。”飛草開的這個玩笑透出幾分苦澀。這是事實，但不足以開脫一切。 在香港畢馬威會計師行和北京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都在企業文化中提到這樣的信念：“誠信為本，守正不移，坦誠專業，言之有物。”(We act with integrity. We communicate honestly，constructively and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其實，這本不應僅是一句口號，尤其，口號的提出者是一個被寄予厚望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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