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周刊記者 陳智峰

　　“民營信用擔保公司能走多久，有多大的生命力，目前還尚難定論。”廣州銀達擔保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思聰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向記者吐露了自己久違的心聲。在李董事長布滿編鐘字畫的雅舍里，一幅作為裝飾物而特別放大的照片吸引記者的視線，照片中這位中年民營企業家正與原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侃侃而談。

　　而鏡頭背后的事實是：2001年9月，廣東省政府以防范財政風險為由，發文要求各市以財政撥款為主的中小企業擔保中心，應逐步退出擔保領域。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在“2001中國擔保論壇上”更指出，現階段大銀行不可能為中小企業提供較充分甚至起碼的融資支持。截至2001年底，全國300多家國有擔保公司毫無例外地陷入虧損的困境，國家財政為避免落入“無底洞”，已經不敢持續介入，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領域“國退民進”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昂貴的信用“本錢”

　　民營信用公司要在信用體系不健全的市場中立足，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身兼財政系統與金融系統改革的“先行軍”，民營信用擔保公司能贏來今天的業務和信用都一度寫下悲愴的“血淚史”。用康華信用擔保公司總經理方錦華的話講：“我們實際上在經營信用生意，但這門生意需要十分謹慎。一次疏忽，便可能走上‘不歸路’。”

　　記者從各種渠道中了解到，作為全國第一家民營信用擔保公司——深圳中科智擔保股份有限公司三年前曾經經歷過一樁“用血換來的傷心事”。

　　三年前，深圳中科智給永林公司提供了900萬元的貸款擔保，但該公司到期不能還貸，最后中科智只能為其代償。面對這段前塵往事，中科智董事長張鍇雍笑言，不經過幾番折騰，民營擔保公司是很難取信于銀行的。而兩方面的例子更印證了張所講的話，一方面是2001年至今，廣州和深圳兩地組建的民營擔保公司不下10家，但多數公司幾乎沒有發生任何的擔保業務，其主要原因是這些公司都還沒有在銀行建立信用，不能夠從銀行得到擔保貸款；另一方面，浦發銀行于2002年8月與中科智簽定了貸款擔保正式合作協議，其核心內容是今后深圳的中小企業凡是通過中科智提供擔保的，浦發銀行將在一天內完成貸款。

　　中科智雖然在某單業務中傷筋動骨，但最終還能取信于銀行，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中科智目前已經與當地15家銀行中的8家建立了合作伙伴關系，還得到了浦發銀行按其業務保額2：8的比例分擔貸款風險幫助。

　　與中科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廣州第一家民營擔保企業——廣州銀達擔保服務公司，其資產規模已增至一個億，服務的企業群體已從企業擴展到個人。目前為止，已有8000人通過銀達辦理了貸款申請，廣州的10家銀行都與銀達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

　　廣州銀達董事長李思聰向記者坦承，銀達是一家“官助民辦”的金融企業，銀達發展的這兩年也是廣東民企信用環境好轉的兩年。一大批缺乏誠信、急功近利的企業經過市場的洗禮后，留下的都是根基穩固，真正辦實業的企業。銀達可謂搭上了法制建設提速的快車，在眾多的擔保業務中，還沒有出現巨額的企業貸款不還，只有極少的一部分個人擔保業務中出現壞賬。這點比起中科智的初創期，銀達顯然少走了彎路。

　　在去年10月份才開始掛牌營業的康華信用擔保公司，因其在東莞有著顯赫的背景，從而它所走過的路也與廣州和深圳的民營擔保公司不同。據了解，其背后的康華集團是東莞幾個資產實力最雄厚的民企巨頭合股組建，完全稱得上是東莞旗艦級的民企集團，在當地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而記者在東莞采訪期間，更有相關的傳聞說知名的黃河時裝城鄭老板也是康華的股東之一。

　　所以康華集團可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民企集團，它在去年初才誕生，但從它出生的那日起便揚威海外，贏得了東莞各大商會的支持和政府的眷顧。記者在康華采訪時，也觀察到該公司異常忙碌，前來咨詢的企業接踵而至。記者在康華逗留了三小時，便碰上了四個來自不同鎮區的企業，而他們來康華的目的都是一個：申請貸款擔保。

　　康華辦公室主任葉鳳媚向記者說：“公司的辦公樓還正在籌建中，我們目前的地址雖比較偏遠，但絲毫沒有阻擋企業的熱情。每天我們這里都是門庭若市，各位工作人員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公司還有進一步招人的打算。”

　　“銀行之所以與康華合作，企業之所以來找康華，是因為誰都知道康華有雄厚的資金。康華從成立至今才不過半年的時間，但卻做了3800萬元的貸款擔保業務，這在民營擔保公司的艱難的發展史上是相當不俗的成績。究其原因還是‘錢’的問題。‘錢’可以使民營擔保公司建立信用；‘錢’也可以為其賠來信用。民營擔保公司經營的是昂貴的信用生意，而信用的背后就是‘保得起，賠得起’。”東莞一位熟悉當地擔保業內情的人士向記者道出了這個行業的玄機。

　　從記者掌握中科智的資料得知，中科智與各家銀行開始建立合作的時候，幾乎都要交足100%的保證金。但后來因為中科智守信用，全部的擔保貸款都能及時歸還。因而其給銀行的抵押也越來越低。從最初的100%，到后來的80%、60%，甚至在部分銀行獲得免抵押的信譽。財政部頒發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風險管理暫行辦法》規定，“擔保機構的擔保責任余額一般不超過自身實收資本的5倍，最高也不得超過10倍。”也就是說，如果擔保公司擁有1億元的資本金，便可從銀行獲得5億到10億的擔保貸款額度。

　　但是，如何將這個比例從1：1放大到1：5，甚至1：10，則是該門昂貴的信用生意聚沙成塔的積累過程。

　　重金試水之旅

　　中科智的第一筆業務是民營擔保公司重金試水的一個典型。2000年，深圳達特電子科技公司準備上馬“一指禪PDA”項目，需要流動資金500萬元。達特負責人郭迎新拿價值1000萬的房產作抵押，先后向幾家銀行提出貸款申請。但郭苦等了一個月，仍沒有一家銀行答應放貸。對郭而言，新產品要占領市場，時間便是金錢。最后他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找到了中科智，反而被受理了。

　　原中科智的當事人回憶這筆生意時，也覺得有些冒險，因為當時中科智還沒有得到銀行的認可。這筆500萬元的貸款，是以中科智在民生銀行交納了500萬元保證金為代價，達特公司才能把貸款順利拿到手。

　　與中科智命運相似的銀達，其試水的資金更龐大。

　　較早前，廣東省臺山市一家外資鋁型材公司，由于需要從國外進口原材料，所以急需開具2000萬元人民幣的信用證，于是他們向交通銀行廣州分行提出申請。按照規定，開具2000萬元的信用證必須要把同等數額的保證金存入銀行。

　　但是，這家新辦企業現有的物業已經作為抵押物向銀行申請了抵押貸款。沒有物業作抵押，而交通銀行廣州分行又想做成這單生意，于是雙方找來了銀達做紅娘。

　　經過嚴格審查，銀達與這家企業簽定了擔保協議，銀達為臺山企業向該銀行打入600萬元的保證金，該企業獲得2000萬元的信用額度，同時這個額度可以在一年內周轉使用。也就是說，企業可以在一年內周轉6次，用600萬元的本錢做成1億多元的生意。

　　對此案例，銀達董事長李思聰的評價為，這宗擔保實現了融資、放貸和擔保三贏的局面。銀達在這筆擔保業務中收取了3%的年擔保費。按“行規”，銀達將10%的保證金存入交通銀行廣州分行。而交行順利放貸，不但獲得了一個新客戶，還增加了國際結算的業務量。(因為臺山企業開具的是“原材料進出口信用證”)

　　模范背后的真實

　　“民營擔保是一個高風險，低回報的行業。且擔保公司背靠的資源十分有限，它不像銀行，銀行可以依靠存款來支撐資金周轉和壞賬計提。而民營擔保公司的資金沒有‘開源’的渠道，只能依靠自己的資金能力量入為出。很多的時候，都有不少優質的企業等待著被我們擔保。但我們的資金有限，不能持續往銀行存入保證金。所以也難免出現有業務但做不了的尷尬，而那些急于貸款的優質企業也只好暫時拒之于門外。”銀達董事長李思聰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苦衷。

　　措辭謹慎的康華總經理方錦華表示，從東莞的統計年鑒中反映，當地幾大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結構中，民營企業的壞賬是十分少的。方說：“我們愿意幫助民營企業，因為它們都是真金白銀去做實業，貸款的錢也用到點子上，沒有任何奢侈揮霍的意圖。這點是我們對客戶長期跟蹤得來的反饋信息。”

　　但康華仍然小心評估申請企業的還款能力，如果壞賬的比例控制不好，可能會給公司開門以來賺的錢都賠進去。方錦華對記者算了一筆賬，一單保額為1000萬的擔保，康華收取2.5%的手續費，即25萬的進賬。如果在這單業務中，被擔保的企業不能還款，康華則要代其向銀行足額賠償1000萬。也就是說，這單業務做砸了，康華要再做多40單才能賺回來。而40單業務對于初生的民營擔保來講，可能需要花費一年的時間。

　　因此，民營擔保公司由于資金的限制往往會優先考慮急于融資的大企業。擔保公司的理由很簡單，大企業能提供有大量的設備、材料可作為反擔保的金額。例如上述的銀達為臺山企業擔保的案例，銀達為其提供了貸款擔保，而臺山企業作為反擔保的企業設備則高達1000萬美金。

　　如此苛刻的條件，無疑會令眾多的中小企業留下“想說愛你不容易”的惋惜，背離了民營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初衷。而翻開銀達的業務記錄，公司從開業至今，只為廣州的10多家中小企業提供了30筆擔保，總額為2億元。與此相呼應的事實是，銀達的另外3億貸款保額投向了風險較少的個人擔保，拆分為6000多筆的擔保業務。在銀達的部分被擔保企業的名單中，還有不少是政府重點扶持的科技成果推廣計劃和國家級火炬計劃，真正普普通通的中小企業看來很難進入銀達的視線。

　　東莞康華的客戶也與銀達有著極其的相似，目前的客戶基本上都是東莞各鎮區或各行業中數一數二的企業，部分被康華擔保的企業，其負責人還是當地商會的會長和行業協會秘書長，他們很了解康華，也只有它們才能被康華“接受”。

　　民營擔保公司從開始設立的那天起，便使廣大的中小企業充滿遐想，但其本末倒置的服務模式，又一次將平凡的中小企業打入“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