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周刊記者 陳智峰

　　民營信用擔保公司，從出世至今僅僅走過兩個年頭。但這付幼嫩的面孔，對于民營企業來講，是一幕“美人遲暮”；對于銀行來說，是一番拾遺補缺；對于民間機構而言，卻是一次重金試水。

　　這個初生的嬰兒呱呱墜地，是國家金融系統改革的一小步，同時也是民間金融資本在規范中前行的一大步。

　　英雄莫問出處，前塵往事只能回味。充當楷模是光榮的，但成本也是高昂的。只有對表率進行真實的還原，才能把它從風口浪尖的漩渦中釋放。所以，用客觀的文本反映民營信用擔保公司的“前世”，是解讀其發展的良方。

　　制度缺位的產物

　　連日來，記者在廣東多個地區采訪中發現，由于地緣經濟格局的不同及行政背景的差異，民營信用擔保公司在不同的地方有著異樣的“接生”方式。

　　依靠“三來一補”發家的東莞，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為當地的民營企業培育了豐富的生長土壤。截止至目前，東莞已有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15萬家，最近半年新登記的注冊資金也突破32億元，其強大的生命力正在醞釀形成。

　　“融資難”自然是中小企業成長中的最大煩惱，民營信用擔保公司在這方水土催生，的確有一萬個充足的理由，但背后還有更多不言而喻的表象對它的“早產”有著合理的解釋。

　　“想貸款，找銀行，這是誰都懂的道理。但銀行偏偏把這項工作交給了信用擔保公司，我不得不為獲得貸款而承擔了雙重費用：銀行的利息和擔保的手續費。”一位東莞的私營企業主無奈地告訴記者。

　　東莞市商業銀行也有專門為企業服務的職能部門，與分工細致的評估工作，但為何把此業務及操作過程假手于人呢？

　　在厚街經營家具多年的吳先生，指著自己的大型廠房，向記者道出了苦衷：“向銀行擔保要拿出實物作抵押，不然的話別想從它那處貸到一分錢。你看，我的廠房是不是實物？但從1999年至今，廠房的產權證一直沒有批下來。我手頭上一大堆買賣合同和土地轉讓協議，惟獨沒有產權證。而實際上銀行是認證不認人，你不能出具產權證，就會被它一律視為沒有物業，不能受理貸款申請。”

　　吳先生還舉了一個例子，他前幾年都在東莞置了一些物業，這些物業有一部分是自己投資蓋起的廠房；另外一部分是由于政府征地的原因，以互換的方式獲得土地而興建的住宅。政府出于扶持工業園區發展的角度考慮，把土地以較低的價格轉讓給商人，當時簽定的是轉讓協議，也算是一個公開的合法文本。而不成文的征地代償規矩，也是政府默許市民興建住宅的支持，但房屋建成后，業主拿到的只是房屋買賣合同，而不是房產證。

　　也就是說，這些早期的物業，無論是廠房還是住宅，投資者或業主獲得的只是該物業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若按照市級商業銀行現時的貸款手續來看，這些物業雖然是申請人真實擁有的合法物業，但因其沒有明確的所有權界定，也使銀行標準的評估工作操作起來相當困難。

　　記者在東莞采訪期間了解到，不少的私營企業主曾經嘗試過結成聯盟向政府上書這方面的問題，但都是杳無音信。中央財政局也就此及與此相關的問題，委派官員到當地了解情況，很多的中小企業也把握時機，不斷地在聽證會上反映問題，但等來的始終是石沉大海的遺憾。

　　“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我們跑了很多部門，三令五申，但產權證還是遲遲沒有辦下來。現在，我們已習慣了無限期的等待。反正物業也是自己的，有證無證一個樣，都可以買賣，可以出租，就是不能作抵押物獲得銀行的貸款。沒有信用擔保公司，還有誰為我們解決融資的難題呢？”在產權問題上幾經周折的吳先生，疲倦地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吳先生的話，也令記者深有同感。半年前，記者在東莞工作期間參與了一次官商特別會議。某區政府組織了該區的10多位大腕發展商，并用“東莞話”主持了兩個小時的“閉門座談”，號召發展商們為該區的市政配套項目，如醫院、學校、文化廣場等慷慨解囊，而發展商們得到的好處是政府為房產證等一系列產權證明的快速發放“亮綠燈”。

　　事實上，在一些地級城市，產權證明一直是企業揮之不去的心結，當地的大企業也要為此付出不菲的代價，中小企業更不用說了。

　　“東莞的民營信用擔保公司，有著自己的一段心路歷程，它的模式可能不同于珠三角的省會城市和特區。廣州、深圳的民營信用擔保公司可能是‘官助民辦’；而東莞卻不同，它是‘民要官辦’。”一位不愿具名的東莞政府官員用精辟的語句，從另一個側面向記者講述了當地民營信用擔保公司是制度缺位的產物。

　　贏盡掌聲的候補

　　長期致力于中小企業課題研究的暨南大學金融系教授李庚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小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融資有著不同的需求。而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貨幣政策都比較保守，對中小企業的成長難免形成沖突。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上，國外有許多真正為它們服務的金融機構和基金組織，但我國在這方面卻長期缺位。

　　“我國設立地方性金融機構如廣東發展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初衷都是為當地中小企業的借貸提供幫助，但如今它們都在走四大國有銀行的老路，紛紛爭搶大客戶，把中小企業丟在了一邊。”李庚寅的話語間流露出感慨。

　　據權威的官方數字統計，廣東的民營企業占總體經濟成分的70%，但民企只能獲得貸款總額的10%，另外的90%仍源源不斷地流向能源、電力等市政工程項目及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作風成為了一切銀行的通律。

　　一位資深的銀行業人士也告訴記者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市級的商業銀行與地方政府有著莫大的聯系，銀行經營業績的好壞，也曾一度與政績掛鉤。某些地方政府實際上是市級商業銀行一個隱形的大股東，用行政手段干預著市級商業銀行的貸款資金，使其流向大型的供水、供電、橋梁建設等項目。這與市級金融機構的定位嚴重偏離，把不少的中小企業拒之于門外。外地銀行發現了這方面的問題，紛紛爭搶當地的中小企業，把它們作為自己的重點客戶。但由于地方保護色彩的濃厚，外地銀行申請在當地設分行，手續繁多，層層審批，等一兩個年頭是不奇怪的事。例如浦東發展銀行在2001年便申請在東莞開設分行，但現在兩年過去了，還是沒有得到批準。

　　大部分的中小企業既得不到本地銀行實惠的融資幫助，也等不到外地銀行伸來的援手，而民營信用擔保公司的浮出水面自然成為了“時代的偶像”。盡管民營信用擔保的工作與銀行平常的借貸工作相差無幾，從某種層面上理解，它可能還是銀行職能的一個候補，但它從誕生那日起便贏盡中小企業、銀行、政府三方面的掌聲。

　　灰色資金的陽光通道

　　注冊資金過億的民營信用擔保公司，背后還有著一個很大的問號：這些錢從哪里來？

　　而與此同時幾組驚人的數字出現在我們身邊，2000億元的私募一直忙碌地活躍于股市；浙江全省的民間資金已達8300億元，且現金的凈投放每年都在60億元以上；人民銀行東莞支行近日提供的數據更顯示，東莞個人銀行存款已達1800億元。

　　根據相關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目前的民間儲蓄超過7萬億元，若加上居民持有的現金、國債、外匯等，實際民間金融資本的存量不少于10萬億元。

　　廣州一位私募基金的經理告訴記者，2000年以前，不少閑置的民間資金都滯留在股市一級市場上。那時候的新股發行，只要有大額的資金去申購，中簽的機會便多，而當時的“原始股”上市至少會有2倍的利潤空間，經過的時間也只是兩三個星期。這種時間短，利潤高，無風險生意在新世紀前人人都愿意去做。所以，在2000年以前很多的民間閑置資金都擱置在證券公司的賬戶上。這些資金平時不做頭寸的買賣，只是頻繁地“抽新股”，在證券公司的大戶室里也占據了過半席位。進入2000年，由于國家政策的改變，規定“新股的發行按股票持有人的市值配售”，也就是說手頭上沒有股票的個人不能參與“抽新股”。而國家此舉意味著新股的發行與市場風險聯系在一起，要獲得新股的高額利潤，必須承擔一定的二級市場風險。這使很大部分“抽新股”一族的資金沉淀下來，而2001年秋夏之交的股市大崩盤，也令大部分的小規模私募基金灰飛煙滅，殘余的私募基金如今也不敢在股市上輕舉妄動，紛紛進入了休眠狀態。

　　據他介紹，還有少部分的私募基金遷移到外地，進行高息拆借的“地下錢莊”生意。起初這些“錢莊”還是為朋友或親戚提供融資幫助，而后來便逐漸演變成“洗黑錢”、“偷運外匯”的中介。而通過這些“錢莊”洗黑錢的成本也非常低，如以港幣為例，銀行的兌換牌價是1.08，而通過“錢莊”也只是1.10，“黑錢”到了境外還可以以親友饋贈的方式流回來。

　　從官方公布的數字得知，潮陽、普寧兩地從事騙取出口退稅的一百多個犯罪團伙，僅從1999年至2000年6月，就虛開增值稅發票金額323億元，涉嫌偷騙稅近42億元。“地下錢莊”幫了多少忙，可想而知。有金融界學者認為，民營信用擔保公司的試水，是順應了當前民間金融資本健康發展的潮流。各方面的事實表明，原先一部分以民間借貸形式游離于正規金融機構、各大商業銀行之外的資金有回流的趨勢。這不失為對“地下錢莊”一個較好的招安辦法。而2002年7月，民生銀行在“地下錢莊”活躍的江浙一帶開辦個人委托貸款業務，也為廣東民營信用擔保公司的經營提供了寶貴的借鑒經驗和具體的操作細則參考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