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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劍平
沿海地區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會吸引來自內地勞動力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地擴大給農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只要中國整體工資水平不發生大幅度上漲，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展就不會引發諸如日本的“空洞化”
當前各國企業都在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不斷擴大在海外生產和經營。但是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擴大會不會出現諸如日本的國內產業“空洞化”的問題？中國企業走出國門是否也會影響國內的就業并且惡化中國的國際收支？為此認真分析日本的經驗教訓可以給中國今后的發展一些啟迪。
日本模式
以往日本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大多是伴隨著日元匯率的不斷上浮而加速的，可以說日本企業是被逼出去的。因為日元匯率的上浮影響了日本出口商品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這要求與出口部門相關的日本制造業進一步提高生產力來消化日元匯率上浮的不利影響。可以看到，日本的企業，諸如索尼、松下、日立等公司一直在創新，以保持他們的競爭力。然而，與出口無關的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力卻沒有提高。日本的非貿易部門無功受祿，他們的工資也跟著漲了起來。
與勞動生產力同步提高的工資水平是無可非議的，但與勞動生產力提高無關的工資上漲卻拖累了整個日本經濟。日本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成本難以降低，導致企業不得不把工廠遷移海外。國內制造業數目的減少加上工資上漲的剛性，日本國內產業“空洞化”現象比比皆是。日本的失業率一直處在戰后最惡化的狀態。
一般來說，一國與貿易部門相關的企業是該國最有競爭力的部門，而在日本，本來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很大，日元匯率的上浮把原有的差距更加擴大化了。
我們也可以把上述問題的原因歸結于日元匯率的上浮。但是日元匯率的上浮是迫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壓力。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國際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不斷在累積和攀升，這種“一枝獨秀”自然樹大招風，以致美國等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在“廣場協議”上強迫日元匯率大幅度地上浮。
為了對付日元急劇上浮，當時日本的對策之一就是“海外投資”，想用資本項目的逆差沖銷經常項目的順差。海外投資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投入美國的證券市場的資本隨著日元的持續上揚在不斷“縮水”(日元的升值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資產貶值)。隨后日本企業就掀起了到海外直接投資高潮。當然刺激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其他因素還有很多，例如，產品生命周期規律(在日本常常稱之為“雁行形態”)的驅使，還帶有繞過別國的貿易壁壘為目的的等等因素。
中國不會“空洞化”
中國會不會成為第二個日本？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連年順差，外匯儲備已經僅次于世界第一的日本。去年在日本國內的學術界和產業界就放出輿論來，稱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中國外貿順差太大，總有一天會同過去的日本一樣，被美國等國所逼使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等到那時中國就被動了。既然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有20多年，客觀上產業結構處于調整時期，加上中國沿海地區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越過1200美元(一般來說當一國步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200美元的階段往往是其企業海外投資的起步時期)，與其讓人民幣升值，不如讓中國企業“走出去”。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本來進行基礎建設和解決就業等問題。但是中國尚存在二元經濟結構，地區之間發展還很不平衡。引進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同時并存。改革開放初期引進的產業現在已經步入了調整時期，家電產品的國內市場已經處于飽和，剛剛崛起的民營企業家也開始把發展的目光投向海外。企業的海外投資必然會引起中國資本項目的適度逆差，這不僅可以沖銷部分經常項目的順差，減少來自美日等國的壓力，而且可以培養出新的一代跨國企業，避開將來的貿易摩擦。要知道生產力的創造比財富本身(外匯儲備的積累)更為重要。
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會不會加重國內失業問題？在國內某些產品市場處于飽和狀態后，企業本身就面臨著調整方向問題。只要企業的競爭力還存在，失業問題是可以化解的。
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貿易部門競爭力的提高并沒有拉動了非貿易部門的工資水平。中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的存在阻止了整體工資水平的提高。
中國的企業并不是為了降低成本才被迫到海外投資，而是因為產業結構調整、學習跨國經營的理念和獲得國際市場信息才走出國門的。這與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驅動力有著根本的不同。
日本產業“空洞化”的最根本原因是高企不下的勞動力成本(工資水平)。中國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同時，這種差距不大還反映在兩個部門真實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上。
要說中國的收入差距，其主要表現是在區域之間上。但同時，沿海地區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會吸引來自內地勞動力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地擴大給農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這些都是阻止收入水平攀升的要素。只要中國整體工資水平不發生大幅度上漲，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展就不會引發諸如日本的“空洞化”，從而殃及就業狀況。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際金融報》 (2002年11月28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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