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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中秋節，傅東輝獨自一人呆在第一上海中心柴傅律師事務所的辦公室里，桌上堆滿了新的訴訟文件，顯得格外孤獨。但他認為，這種感覺遠遠不及他接到中國家電企業重返歐盟復審決議時的孤獨，因為當時沒有幾個律師愿意為中國家電企業代理反傾銷訴訟。在過去的一周內，傅東輝又成為家電業的知名人士，他數次召集國內7家彩電企業開會，反復說明重返歐盟后執行程序。
柴傅律師事務所進門處同時掛著顯示北京時間和布魯塞爾時間的大鐘，從1992年開始介入國內彩電在歐洲遭遇反傾銷案件以來，常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VBB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傅東輝開始在北京和布魯塞爾往返，他已經習慣了掌握兩個時間。
1992年開始，傅東輝開始介入國內彩電在歐洲遭遇反傾銷案件，1995年作為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的代理律師參與了1995年復審的全過程，經歷了包括中電的8家彩電企業的全軍覆沒，又經歷了失敗和歐盟取消“分別裁決”后無一企業應訴歐盟反傾銷的痛心，三年后，經歷了1999年廈華在“日落復審”前提出“臨時復審”的驚喜與激動……
傅東輝喜歡用“醫生”這個比喻來比喻“律師”這個職業，他說，律師不僅僅要向醫生那樣給企業解決“醫療”這樣的純技術性問題，有的時候更幫助企業克服“心理”問題。這正是10年以來，他目睹的中國彩電如何重返歐盟之路的過程。
-1988年——1992年：被動
和傅東輝一起給中國家電企業講解如何執行重返歐盟程序的，還有比利時VBB律師事務所的律師Bellis先生，而Bellis作為歐洲《反傾銷法》的起草律師，從20世紀80年代就為中國企業代理反傾銷案件，他已經習慣了自己的立場轉換。
9月20日，在Bellis登機返回比利時之前兩小時，記者采訪了這位高大魁梧的布魯塞爾VBB律師，Bellis還能夠記住他1986年來到中國的驚訝，“那個時候，我37歲，只去過日本、韓國，所以第一次來中國感到非常新奇，那個時候滿街都是自行車，大街上沒有高層建筑，每個人都穿著‘毛式夾克’。因為中國被定義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歐盟成員從來沒有興趣來對中國的市場考察，只是把中國的產品認定為傾銷。”
1988年，正是歐盟對中國42厘米的彩電，俗稱“小彩電”開始立案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的開始，1991年終裁，歐盟決定對中國國有企業統一征稅，稅率為15.3%，為期5年，其中對福日和華強三洋兩家合資企業進行分別裁決，稅率分別為13.1%和7.5%。傅東輝說，所謂單獨裁決，是歐盟不用規定的統一稅率，而是就實際情況給企業單獨的稅，1991年的裁決實際上在歐盟非常著名，因為這是當時歐盟第一次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分別裁決的案例。“當時的中國彩電出口量非常大，歐盟的這次裁決并沒有把中國的彩電完全排除在外。”
而1992年，歐盟再次對中國的42厘米彩電提出立案反傾銷時，才是對中國企業真正的打擊。“現在有一種誤解，說當時的企業不積極應訴，其實當時所有的企業都應訴非常積極。只是錯過了歐盟提供證明材料的最后期限。”作為當時應訴彩電企業之一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的代理律師，傅東輝經歷了所有的酸甜苦辣。
-1992年——1998年：失敗
1992年，傅東輝作為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的代理律師，為國產彩電企業爭取著自己的權利。“歐盟對中國彩電企業的裁決無疑有著很大的任意性”，傅東輝告訴記者，“比如歐盟當時判定國內彩電原產地的標準是使用中國彩電企業報關時的標準，而國內彩電報關時實際上原產地都標明的是中國。而并沒有按照當時出口彩電大多是裝配的實際情況。”傅回憶，當時國內出口的彩電使用的彩色顯像管都是國外進口的，這是整個案件的突破口，如果能夠讓國內彩電企業提供出非原產地的材料證明，那么當時勝訴的可能性非常大。“土耳其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當時歐盟對土耳其的彩電也進行了反傾銷的立案，而當時土耳其幾乎沒有彩管生產廠家，利用這個突破口，土耳其爭取到了出口歐洲的零稅率。”
從此在半年時間內，傅東輝說服另外一家代理5個彩電生產企業的法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開始為游說國內企業提供非原產地證明而奔走。“在半年時間內，多次走訪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對和中國進出口公司有業務聯系的出口商進行反復說明。另外，通過機電商會的渠道對其他下屬企業也進行情況說明。”傅說，一旦能夠證明占彩電成本50%以上的彩管并非中國生產，進而證明中國彩電并非中國原產，那么國內彩電很有可能爭取零稅率或低稅率。
但是，國內彩電還是沒能搭上免稅的末班車，中電畢竟是一家進出口公司，收集所有企業的證明材料畢竟是個漫長的過程，而其他企業也因為得到通知的時間過晚而失去了時機。“當所有的材料到手的時候，歐盟受理的最后時限已經過了。”傅形容，這是一次真正的全軍覆沒。
而1995年，歐盟正式取消“分別裁決”的做法。屋漏偏逢連陰雨。1995年也正是歐盟擴大的時間，此時，瑞典、芬蘭、奧地利三個國家正式加入了歐盟，這意味著，這三個國家也加入到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中。傅說，此時，歐盟對應該1996年到期的小彩電提出復審，要求繼續征收反傾銷稅，而大彩電的裁決也正好到期，這時歐盟決定對中國的“大小彩電”作為一個產品合并復審，對中國的彩電征稅25.6%。
復審公布后，國內彩電業陷入了沉默之中。由于這次失敗，使國內彩電對歐盟市場失去信心。之后歐盟對中國企業一再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中國企業漸漸開始消極、沉默。由于悲觀情緒導致的不應訴，導致歐委會最終在1998年對中國彩電征收44.6%的高額反傾銷稅。中國彩電自此被趕出歐盟市場。
-1999年——2002年：爭取
人們把到期復審(也叫日落復審)之前，企業提出的復審稱為“臨時復審”。在歐盟市場損失慘重的廈華在1999年通過比利時大使館找到了傅東輝，決定在歐盟的日落復審之前提出臨時復審，而傅東輝決定再次為國內企業做一次艱難的爭取。傅告訴記者，如果真的等到了日落復審時再應訴，那么國內企業將比現在被動得多，因為法律上只規定了兩種可能的結果，要不完全取消高額的反傾銷稅，要不繼續維持原來的高額反傾銷稅。沒有第三種可能。
“所以說廈華提出的臨時復審是及時的，這為彩電業爭取了一次機會。”傅東輝告訴記者，按照1995年的模式再來思考這個案件是不客觀的，中國企業這個時候沒有在歐盟的出口，證明原產地問題已經沒有意義。歐盟只要證明中國彩電有傾銷的可能，就能夠持續判定高額反傾銷稅的存在。而當時中國的年生產能力達到了4000萬臺，國內價格戰連續不斷，證明國內彩電有傾銷傾向是很容易的。
而與歐盟達成承諾條款也是一種裁決形式，傅東輝說，為了爭取承諾條款的達成，外經貿部、中國機電商會、VBB律師事務所開始了長達兩年半的努力。“把主訴方飛利浦拉到談判桌上是一個艱難的過程，”Bellis告訴記者，他無數次通過越洋電話與傅東輝交流看法，又無數次通過越洋電話與荷蘭游說，但是改變主訴方的看法很難。傅東輝說，這次談判的成功跟中國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中國外經貿部甚至與這個強硬的主訴方面對面的幾次談判都是無疾而終。這種情況一直僵持了很久。
真正扭轉主訴方態度的因素是什么？傅東輝對著記者笑了，“是媒體，在意料之外，卻是媒體的力量使歐盟以及主訴方的態度發生了改變。”Bellis說，主訴方有大量的商品銷往中國，并且也在實行降價措施，而卻把中國的產品拒之門外，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而一篇發表在《中華工商時報》的客觀報道，使主訴方和被訴方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歐盟工業同意用承諾的有限開放的方式解決爭端。
2002年8月29日，承諾公布，歐盟同意在中國嚴格執行承諾的條件下向歐盟銷售數十萬臺彩電，不加收任何高額傾銷稅。歐盟的大門被中國打開了一道門縫。
-2002年9月： 執行與前進
故事并沒有終止。傅東輝告訴記者，“路漫漫而修遠。”承諾的執行并非易事。
而下一步緊鑼密鼓地就進入了執行程序，傅東輝說，光承諾條款多達十幾頁紙。長虹北京分公司經理強軍本周內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條款看起來非常復雜，需要熟悉。而一家彩電海外銷售部經理遺憾地說，歐盟規定的限價還是過高，而且規定了第二年還要增長，價格的壁壘并沒有破除。沒意思……而這個月又傳來了7家中的一家彩電收購德國一家公司的消息，傅東輝十分緊張，“用別的方式進入歐洲，稍不注意就會違規。”而一旦違規，7家連坐。
Bellis走了，傅東輝卻依然緊張地觀察著企業的動向，他說，“醫療問題”解決了，還要時刻關注企業的“心理狀況”。因為，這畢竟關注著中國企業在歐盟的未來。傅東輝說，這個時候鼓勵所有的企業坐在一條板凳上，不要為爭奪配額爭吵，因為前進的道路上依然充滿荊棘。
-兩位律師簡介
傅東輝：畢業于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學院(LLM)，布魯塞爾自由大學(LLM),曾在上海高等院校任講師，并先后在美國、歐洲和中國的律師事務所任職。主要業務范圍：國際貿易法，尤其擅長處理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以及與WTO有關的事務，兼并和收購，國際投資，國際仲裁，海關爭議案件等
Mr.J.F. BELLIS：歐盟反傾銷法領域最著名的律師和教授之一。其所撰寫的是所有作反傾銷人員的必備參考書，目前已三次再版，被譽為“反傾銷的圣經”。曾在歐洲最高法院擔任大法官助理，現為比利時VBB律師事務所主要合伙人,該所被歐盟官方網站公布為反傾銷領域排名第一的律師事務所。BELLIS于1999年被指定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裁判庭(WTO PANEL)成員，處理美澳關于出口補貼案。他負責代理了中國在歐盟20%的反傾銷案，如箱包案、手袋案、鎢礦砂案等。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受中國政府的委托，參與了中國反傾銷法的起草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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