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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偉 巴曙松 高輝清 趙曉
銀行業：國有銀行體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充當漸進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銀行體系的高度壟斷性保證了中國政府對金融資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權，而任何市場取向的改革都是對這種占有和支配權的弱化，這是中國國有銀行業改革幾乎沒有起步的根本原因。
證券業：不能否認個別證券公司遭受擠兌而立即破產，以及通過證券公司之間的兼并來延緩問題發生的可能性。
保險業：中國保險機構在今后5-10年內，處于最為艱難的求生階段。目前保險機構的基本財務狀況非常糟糕。未來5-10年是中國保險機構重新贏得公眾的信任，以及艱難克服現存危機的關鍵時段。
地下金融：中國金融已經出現地上和地下雙軌運行的現狀，這是金融改革嚴重滯后于國民經濟發展，尤其是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派生效應。中國地下金融兼具創新性和毀滅性，其存在說明中國金融脫媒已較為嚴重。
資本管制：目前中國資本管制有效性的弱化，恰恰反映出，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風險并不如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大，此類風險已基本提前釋放。
中國金融體系總體狀態：風險嚴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臨挑戰。
本風險評估報告覆蓋中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地下金融狀況、資本管制效能等方面，在給出簡要的現狀描述后，即進行主觀風險評估判定，斷定分五級：
1、★基本沒有風險；
2、★★風險適度；
3、★★★風險已值得關注；
4、★★★★風險嚴重需警惕
5、★★★★★風險損隨時可能失控
其中☆表示過渡形態，例如★★★★☆即表示風險處于嚴重和勉強尚可控制的程度，失控的可能性增加。此風險評估分類和報告屬于我們的直觀判斷，我們不對因此產生的引用負擔責任。
對中國國有銀行業的風險評估
1.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盈利模式不夠清晰
根據1999-2001年度四大銀行的損益平衡表，我們概括出，國有銀行體系的收入來源依次是：利息收入(69%)，金融機構往來收入(17%)，國債收益(10%)，手續費收入(2%)，匯兌和其他營業收入(2%)。而支出則依次是：利息支出(57%)，營業費用(22%)，各項準備計提(10%)，金融機構往來支出(6%)，固定資產折舊(3%)，其他營業支出(2%)。可見中國國有銀行體系高度依賴于存貸款的利率差，而金融機構往來的收入和支出實際上可以視做國有銀行利潤虛夸部分。鑒于國債收益不斷下降，中間業務界定不清，國有銀行體系盈利能力持續弱化。根據中國銀行行長劉明康的披露，在2000年，中國工商銀行資產利潤率僅0.13%，中國農業銀行為0.01%，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為0.14%。而同年花旗銀行和匯豐銀行分別達到1.50%和1.77%。
2.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資本金已經接近枯竭
4大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比普遍不佳，他們基本上喪失了依賴自身積累補充資本金的可能性。以工商銀行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賬準備金174.6億元，核銷歷年各種財務損失106億元，實現賬面利潤58.88億元。假定其不良資產狀況今后不再惡化，再假定新增的銀行資產不帶來新的資本金要求，那么為靜態地補充資本金，工商銀行至少需要200億美元，靠工商銀行自身的利潤積累約需要20年，因此中國國有銀行系統補充資本金只能依賴外部注資。
3.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仍然偏高
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率的估算有多種結果。從1994-2001年的多項研究來看，這個比率從24%到50%不等，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顯示，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重組成本可能高達GDP的18%，根據公開披露的信息，目前國有銀行的“四大”不僅與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銀行(不包括中國的銀行和未提供數據的銀行)3.27%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相去甚遠，而且也遠遠高于亞洲危機前東南亞各銀行的水平(東南亞各國銀行在金融危機前不超過6%)。
在2002年第一季度，戴相龍多次指出，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比例為25.37%。在2002年7月，戴進一步指出，銀行不良資產比率又下降了2.25個百分點，總結來說，官方披露目前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比率為23%左右，但未對促降不良資產的途徑做披露。應該注意的是，23%這個數據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沒有包括已經轉移到4大資產管理公司的15688億不良資產，如果加上這一塊，估計不良貸款率就需修正為35%；二是中國國有銀行對貸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辦法，而非國際通行的“五級分類”辦法，這也使得名義上的不良資產比率較低。
值得關注的是，國有銀行體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充當漸進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銀行體系的高度壟斷性保證了中國政府對金融資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權，而任何市場取向的改革都是對這種占有和支配權的弱化，這是中國國有銀行業改革幾乎沒有起步的根本原因。銀行業的糟糕狀況不應被歸咎為其領導人的過失，相反，銀行各類干部正日益陷入到無過則為功的狀態。
總結：目前國有銀行系統一缺乏較好的盈利模式；二資本金嚴重匱乏；三深受不良資產困擾。因此銀行體系的風險相當巨大，如果以中央銀行的廣義負債指標M2/GDP來觀察的話，則中國央行名列全球首位。化解這些問題，只有以下渠道：一是撤并營業網點和裁員，這目前已在進行；二是通過政府財政來注資，鑒于中央財政隱性債務壓力巨大，財政注資幾乎不可能；三是通過銀行上市來補充資本金，中國資本市場的容量決定了國有銀行可能需要分拆而不是整體上市；四是通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來注資，這需要等待《大中型國有企業吸收外國資金并購管理條例》的出臺；五是對銀行業的準入進行放松，引入私人部門的注資；六是以直接的通貨膨脹稅強行稀釋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假定在未來10年內國內產出總值的真實增長率保持8%，通貨膨脹率也保持在8%；再假定在基年GDP為10萬億元，銀行不良貸款2.5萬億，占GDP的25%。在維持“雙八”目標的情況下，不良貸款占GDP的比例在5年后從25%下降為13%，10年后下降為6%。國有銀行的現狀決定了從長期看，中國金融業承受的是通貨膨脹的壓力，如何阻止高通貨膨脹發展為惡性通貨膨脹是未來的重要命題。
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風險程度：★★★★風險嚴重暫時可控
對中國證券業和保險業的風險評估
1.中國證券機構存在突發性破產的嚴重風險
證監會機構監管部主任李小雪稱，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證券公司凈資產額為917億元，不良資產卻高達460億元，不良資產率超過50%。僅就數據而言，中國證券業的狀況較之國有銀行尚且不如。在2001年度對87家證券公司的審計中，審計意見不干凈的占55.17%，其中帶解釋性說明的占14.94%、被出具保留意見的占12.64%，無法表示意見的有1家。造成證券公司不良資產十分嚴重的原因大體可以歸納為：一是早期債務繼承，早期的證券公司脫胎于銀行和信托公司，當時銀行和信托資金投資于房地產損失嚴重，在證券公司成立時，被直接劃轉到證券公司賬上。二是資本市場近年來出現劇烈波動，尤其是2001年，中國證券公司的投資和經營損失十分嚴重。三是以固定回報承諾的方式進行代客理財導致嚴重損失。在2001年7月之前，大多數代客理財和委托投資的承諾保底收益率均鎖定在10%左右。鑒于2000年中國國債市場的總體收益率從3.5%一路下滑，因此大部分委托投資資金都進入了股票市場，并遭受嚴重虧損。四是證券公司自身經營管理狀況不容樂觀。
中國證券公司獲得外部注資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一，目前中國各證券公司已經陸續進行了增資擴股工作，不太可能進一步募集股本。第二，外國投資銀行對中國券商合資興趣不大。雖然中國已經加入WTO并允許中外合作基金公司的設立，但迄今為止，外國投資銀行既不清楚中國券商真實的財務狀況，也不清楚合資后的企業在中國資本市場有何業務可做，因此中國券商補充資本金的渠道不多。
中國券商得以繼續維持下去，在于通過兩個渠道補充流動性，一是隱蔽的銀行信貸資金和來自上市公司的委托資金；二是挪用客戶保證金，據李小雪稱，到2002年5月止，仍有18家證券公司在挪用客戶保證金。114家證券公司中，有10家超過了10億元，達到其資產總額的42%。目前滬深兩市新增投資者速度已經明顯下降，上市公司仍然基本上沒有希望贏得投資者的尊重，所以券商破產的事件隨時有可能發生，例如2002年6月7日，中經開已破產，其不良資產據稱達到300億(此數字沒有得到中經開清算組的證實)。8月9日，證監會宣布撤消鞍山證券公司。南方證券等公司財務狀況也不佳，已經給地方政府帶來財政壓力。
總結：不能否認個別證券公司遭受擠兌而立即破產，以及通過證券公司之間的兼并來延緩問題發生的可能性。由于90%以上的券商均為國有，這將迫使地方政府為挽救券商，而使自身財政赤字急劇增加。
中國證券業的風險程度：★★★★★風險嚴重隨時可能失控
2.中國保險機構正試圖度過難關
總體上判斷，中國保險機構在今后5-10年內，處于最為艱難的求生階段。目前保險機構的基本財務狀況非常糟糕。這表現在3方面：
第一，中國保險機構盈利能力非常低，靠自身的積累化解資本金不足和不良資產的可能性不大。過去的3年間，中國保險企業的平均資產收益率只有1.19%，而根據Loma《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披露，國際行業平均水準則為2.1%。中國保險企業的凈資產占總資產的比率只有9.99%，而國際同行業平均水準為15%，盈利能力不足和資本不足問題已經凸現。
第二，中國保險機構的不良資產比率難以估計。據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吳小平在2001年10月份表示，中國各保險企業的不良資產總計為114億人民幣，2000年減少6億。如此看來，中國保險機構的不良資產比率僅為4%左右，而事實則可能大相徑庭。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市場的壽險產品多為固定利率的傳統型產品，缺乏抵御利率變動風險的能力。不幸的是，自從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調降利率，原有已售出的固定利率保險產品的預定回報利率曾一度高達8%復利，但自1996年以來連續7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由9.18%下調到2.25%(不計算利息稅)，低于目前保險產品2.5%的預定利率，而過去已經售出的高預定利率保單將仍需按照原有的高利率給付，導致利差倒掛嚴重，償付能力惡化。這意味著中國保險企業在2000年以前所獲得幾乎全部壽險保單，基本上出現了巨額利差損失。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中國保險機構的真實不良資產比率和披露值無關。
第三，中國保險公司也很難具有資金運用能力。由于政府對保險公司的投資渠道限制非常嚴格，導致中國保險公司的平均投資收益率水平非常低下。目前中國保險機構的資金運用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買賣金融債券，以及國務院規定的其它資金運用方式。1998年10月，國家允許保險資金參與全國同業拆借市場，但只可從事債券現券交易；1999年7月，國務院批準保險公司可以購買信用評級在AA＋以上的中央企業債券；1999年8月12日，國家將保險投資范圍放寬到可以在全國銀行間同業市場辦理債券回購業務；1999年10月底，國家允許保險公司購買證券投資基金間接進入證券市場。但2001年，中國保險機構推出的投資連接產品和萬能壽險等變相分紅產品，因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基本上陷入虧損狀態。
總結：如何判斷中國保險業的風險狀況？這取決于如下一些因素，未來5-10年是中國保險機構重新贏得公眾的信任，以及艱難克服現存危機的關鍵時段。
第一，保險展業是否順利？這決定了中國保險市場作為一個新興和快速成長的市場，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用健康的增量來化解存量的問題。估計中國保險市場未來五年發展速度將會平均在20%左右，與此業務規模相應的資本金需求累計將達500億元人民幣以上，再加上過去7年利差損失導致的500億資本需求，總資本需求將達1000億。目前保險業的資本總和只有250億元人民幣，可以測算出中國保險業未來5年的資本缺口將達到750億元人民幣左右。假定未來5-10年以保費收入2000億為基點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并且增量是健康的，那么到2010年前后，中國保險業的風險狀況可以逐步紓緩。
第二，政府管制是否有可能放松？這體現在以下方面：1.允許通過組建保險基金的形式進入股市；2.允許保險公司參與一級市場認購新股，并適當直接參與證券二級市場交易；
3.中央財政為保險公司發行20-30年的長期國債；4.鼓勵保險資金投向有長期穩定回報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5.進一步放松外資和國內私人資本進入保險業的準入限制。6.上市，保險公司上市的沖動已非常強烈，這也是補充資金最快的渠道。上述方式可以促使保險機構補充資本金和增強盈利能力。
中國保險機構的風險程度：★★★★☆目前風險極重但未來有望緩解
中國地下金融良莠不齊利弊互現
1.中國地下金融規模約為地上金融的1/3
中國地下金融規模在1997年之前相對較小，而在近5年有了較長足的發展。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已經直接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瓶頸。中國國民經濟構成迅速改變，以產業分類，農業基本上仍處于以農戶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初級狀態。在大規模撤并農村基層金融機構之后，對農業的金融支持迅速萎縮，而從農村流出的年資金規模約在2000億左右，導致中國農村高利貸活動的抬頭。工業構成中，國有、民營和三資企業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大約各為1/3，但民營企業難以從股市上直接融資極其有限(民營公司僅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6%)，從國有銀行間接融資也十分困難。以服務業而言，民營企業較之國有企業更處于絕對優勢。可以說國有金融體系服務于國有經濟，而和國民經濟構成的變遷相割裂，迫使地下金融超常發育。
迄今為止，地下金融的間接規模仍難以估計。以下是一些零星的調查結果。第一，根據《經濟參考報》2001年12月28日的披露，在泉州，民間資金規模約為600億元。整個福建的民間資金至少有2400億元。這也就是說福建約有1/4的資金處于地下拆借狀況。
第二，據農行溫州市支行調查，約有83.3%的農戶都曾經有過民間借貸活動，溫州市民間借貸的“盤子”占到整個農村資金市場總量的1/3，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占一半左右。據人民銀行溫州支行的統計數據，截至2002年3月，溫州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為650.4億，企業存款381.76億(溫州工業企業96%以上為民營性質)，外匯存款余額16.1億美元，即處于國有銀行體系的民間資金約為1000億人民幣。另據人行溫州支行在2002年1月的調查，2001年溫州中小企業的總資金來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和民間借款的比例約為6∶2.4∶1.6。按2001年末溫州中小企業貸款余額400億元計算，中小企業借入的民間信用約為170億。同時，在企業創業資本中，以業主個人名義借入的民間借款約占總資產的7.5%，即125億元。此外還有個人之間的消費性，互助性借貸等，合計民間信用規模約300至350億元。這顯示出，溫州民間資金中約1/3是通過地下金融進行拆借的。
第三，國家外匯管理局曾經發布消息說，目前中國地下錢莊每年的洗錢規模為2000億人民幣，北京安邦信息集團的分析是，其中走私收入洗錢約為700億，腐敗收入洗錢約為300億人民幣(而根據胡鞍剛的估計，官員權力腐敗的情況較這個數據遠為嚴重。)外資企業進行非法的利潤轉移1000億。我們初步的直觀判斷是：在廣東、福建和浙江這些私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通過地下金融的間接融資規模，大約相當于國有銀行系統融資規模的1/3左右。總體估計，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地下金融為地上金融規模的1/3稍弱。
中國地下金融的直接融資以私募基金為代表,目前，中國私募基金業作為龐大的灰色市場已經初具規模，保守估計其資金量在2000億元左右，樂觀估計則可能高達5000億元。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在2001年的一項研究表明是6500億，這個估計可能偏高。據說，一個靠做貿易起家轉型的私募基金有150億元的規模，其可動用頭寸高達700多億元，在全國有二十多個分支機構。另一家上海的著名私募基金的規模也已突破百億。因此，中國地下金融在直接融資中的活躍程度，較之間接融資更高。
2.中國地下金融活動兼具創新性和毀滅性
那么，地下金融活動的頻繁是否意味著中國金融體系“脫媒”的風險日益增長？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觀察。一方面，部分地下金融活動帶有明顯的“高利貸”性質，并且和社會黑惡勢力結合密切。根據《人民日報》2002年1月18日的披露，沿海發達地區民間資金相當充裕，其流動量也相當驚人，各種形式的地下錢莊、“標會”等不僅屢禁不止，且日益活躍。例如洗錢活動。廣東潮陽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錢莊，將騙來的稅款通過地下錢莊匯到新疆伊犁，再到烏魯木齊市場換成外匯，用飛機運抵廣州，輾轉深圳、汕頭、香港等地，形成一條完整的洗黑錢鏈條。僅去年一年，從潮陽匯到新疆的錢就超過上百億元人民幣。“標會”形式的高利貸在浙江省溫州、臺州地區從來沒有停止，就在臺州市境內，20世紀80年代主要活躍在玉環、黃巖一帶，90年代則活躍在椒江區、溫嶺市。福建的標會也十分活躍。目前僅福建沙縣民間標會“體外”循環的資金就達5.2億元～5.8億元。部分“標會”帶有詐騙性質，福建省長樂市曾經出現專門以婦女為詐騙對象的標會，聚斂近億元資金后宣布“倒會”。這些地下金融，和融資已幾乎沒有關系，也不是目前中國地下金融的主體。其給中國帶來的并非金融沖擊，而是對社會穩定的沖擊。
另一方面，以突破金融管制、滿足私營企業融資為特征的地下金融則相對健康。在浙江，私營企業主通過地下金融拆借資金已相對規范，自然人往往被作為借款擔保人(此一做法已經為國有銀行所借鑒)。在證券市場，私募基金大體形成了基金持有人與管理人的激勵兼容機制；基金持有人和管理人的風險分攤機制；私募基金管理層整體素質也較高。值得關注的是，與全球金融市場上私募基金向公募基金演變的基金市場一般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基金業卻由政府推動的公募基金向市場自發推動的私募基金演進，私募基金平穩發展并且令人驚訝地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
因此，中國地下金融也呈現出典型的“二元性”，那些用于突發性消費(疾病、災難和教育)、賭博等地下金融活動，其表現形態越來越粗糙和原始，活動區域越貧困化，受地方黑惡勢力影響日深，已經危害社會穩定。另一些用于生產性投資和逃避政府管制的地下金融活動，其表現形態越來越接近自發狀態下的金融創新，其存在已成為地方私營經濟發展的重要金融支持，這塊游離于國有金融之外的地下金融，雖然存在種種問題，但并未爆發過大規模的擠兌或者破產事件。
總結：中國金融已經出現地上和地下雙軌運行的現狀，這是金融改革嚴重滯后于國民經濟發展，尤其是非國有經濟發展的派生效應。中國地下金融兼具創新性和毀滅性，其存在說明中國金融脫媒已較為嚴重。鑒于國有銀行現狀不容樂觀，因此外資銀行和地下金融的涌現，反而說明中國金融已出現外資、國有和地下3大塊支撐點。國有金融體系一旦發生振蕩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較之不考慮外資和地下金融時可能產生的振蕩反而要小。
中國地下金融體系的風險程度：★★★☆風險值得關注少數則應予警惕
中國資本管制虛置反證“準入風險”基本釋放
1.迄今中國是資金凈輸入還是輸出國尚存在爭議
迄今尚不清楚中國到底是處于資本凈輸入，還是凈輸出的地位，這顯示資本管制其實基本失效。關于資本逃避方面較為典型的研究結果有以下一些：第一，國家外匯管理局也就資本外逃做了一項專題，他們估計1997-1999年累計資本外逃530億美元，平均每年177億美元，平均每年占GDP比重2%。1998年逃騙匯100多億美元，占當年GDP的1%。第二，財政部辦公廳“積極財政政策”課題組的專題研究資料表明，1997和1998年資本外逃分別為365億和388億美元。1999年之后資本外逃有所遏制，但仍然達到了238億美元。第三，我們曾經進行過較為仔細的測算，使用了國際收支表的余額法、世界銀行法、卡廷頓法、摩根公司法等多種測算方式，如果取不同測算口徑的中位數，則在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資本外逃每年在200-300億美元之間。因此，資本管制對于未來中國而言，僅僅是影響資本逃避或內流的成本高昂或者便捷問題，而非能與不能的問題。
2.中國目前對外資企業的利潤轉移幾乎難以監管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利潤轉移是比較明顯且難以控制的資本外逃渠道。從國際收支表看，目前理由外國資本的企業存在每年170億美元左右的收益轉移，此部分大體為FDI的投資收益匯出。但是從利用外國資本的企業的投資效益看似乎不應有如此巨額的利潤匯出。以1998年為例，處于虧損狀態的“三資企業”達52250家，虧損面為61.11%，企業虧損總額達到1055億人民幣，“三資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僅為1.35%，總資產報酬率僅為2.08%,資本收益率僅為0.64%，“三資企業”上繳國家財政1171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2%。可見從財務報表上看，“三資企業”的虧損狀況竟比國有企業更為嚴重！可見外資企業收益轉移和總體虧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如果“三資企業”作為總體既然處于虧損狀態，那就不應該有規模達170億美元/年左右的投資收益匯出，這和中國國際收支統計相矛盾。
如果考慮到中國每年FDI的流入規模，如此大規模的投資收益轉移也相當于中國在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時至少支付了年利率30%左右的用資成本，這尚且不包括對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和對中國市場的分食等其他影響。對上述矛盾現象的可能解釋有3種：第一種解釋是稅務、財政和外匯管理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不夠完善，導致了外資企業在整體帳面虧損的同時，卻又存在大量投資收益轉移的現象；第二種解釋是目前國際收支表中投資收益存在較大程度的失真，使收益轉移逆差過于高估；第三種解釋是中國統計體系對服務業的規模存在系統性低估，結果導致在夫婦貿易項下的收益轉移被相對高估。但無論哪種解釋，都僅僅能影響對外資企業利潤轉移相對規模而非絕對規模的估算。
3.中國資本流動的其他渠道也沒有明顯障礙
中國還存在其他一系列資本流動的渠道。
一是中國居民持有現匯款和電子貨幣監管真空問題。中國居民很早就允許持有外幣現鈔和儲蓄，加之對電子貨幣(例如信用卡)不監管，因此攜帶現鈔出入境；或者攜帶外國信用卡入境，在利用國際信用卡上匯入現匯出境基本沒有障礙，這也是中國留學人員最常用的攜匯出境手段。
二是地下匯兌渠道比較隱蔽多樣，例如近年來兩岸經濟往來急速升溫，臺灣與內地間資金流動也迅疾放大。根據臺灣《投資中國》雜志的估計，截止到去年年底，臺商投資內地超過4萬家，投資金額越600億美元。兩地私人匯兌每年達數十億美元。三是中國邊貿中，人民幣的輸出和外幣的流入也幾乎不受管制，例如定位模糊的“中英街”，每年流出的外匯大約在40億港幣左右。
四是禁止中國境內企業在境外收付匯的管制基本已虛置，大量企業集團直接進行境外收付匯。
五是香港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目前外匯管理辦法允許居民攜帶6000元出入境，因此理論上人民幣被允許向境外輸出。這些人民幣可以通過香港的250多家匯兌店和20多家銀行進行匯兌，還可以通過無本金人民幣遠期交易、貨幣互換等方式兌換為其他硬通貨。據統計，在1996-2001年之間，香港公接待了中國內地1890萬游客，如果這些游客僅僅將6000元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則目前香港市場上就應當至少有570億元人民幣。瑞銀華寶公司的測算表明，假定2002年內地游客增長50%，隨后假定每年增長15%，如果內地游客將6000元中的3000元花在香港，香港市場上在2005年的人民幣規模會達到1570億元。加之周邊經濟體的人民幣也向香港聚流，因此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事實已難以扭轉。
六是混入經常項目的資本賬逐漸增多且難以控制，其中包括企業以合資為名借入外幣，以合資為名將外匯轉移入境并投資于證券市場等。
七是中國房地產等行業事實上已通過所謂“外銷房”方式向境外投資者開放。因此，中國資本管制的效能整體上已非常弱化，人民幣也已經通過港幣和邊貿等渠道成為事實上的準硬通貨。中國資本賬戶事實上已經相當開放。
總結：目前中國資本管制有效性的弱化，恰恰反映出，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風險并不如人們想象中的那么大，此類風險已基本提前釋放。第一，目前既存的資本流動途徑難以通過強化資本管制而予以堵塞；第二，目前名義上嚴格的資本管制在今后只會逐步撤除，而不會加強；第三，人民幣資本賬戶自由化和國際化進程事實上已經合二為一。第四，作為中國“阿克琉斯之踵”的國內金融體系所積累的巨大風險相比，外來金融風險明顯處于次要地位。或者說，中國金融體系如果爆發整體性或局部性危機，那么誘因一定在內部，而非外部。
中國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風險程度：★★★風險值得關注。
除了銀行、證券、保險、地下金融和資本管制之外，其他可能引發中國金融動蕩的因素還包括：和地方政府關系密切的金融機構倒閉、外債逐步積累、證券市場以政策變動為背景的突發事件等等。中國金融業的總體風險狀況已經成為抑制中國經濟增長的最直接因素。中國金融業需要進行“可負擔成本的改革”，即金融改革應該使改革方案所帶來的風險和財政壓力在可以控制的程度之內。金融業改革的滯后已經嚴重背離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一旦發生動蕩，那么內部風險因素作為導火索的可能性遠遠大于外部風險因素。
中國金融體系總體風險狀態：★★★★☆風險嚴重尚未失控，但可控程度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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