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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只會往安全、可靠的地方流動。如果中國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目前在制造業上的優勢就會維持下去，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將逐漸減弱
●薛涌
如果10年后中國的工資水平還是像現在這樣低、這樣“有競爭力”，說明大部分中國
人沒有從經濟發展中獲益，社會就會變得不穩定。如果中國能夠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工成本的優勢就會被削弱。因此，中國必須發展出其他的優勢來吸引外資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國際投資紛紛涌向中國。人們驚呼：中國正在成為新的“世界工廠”。更有人將這一發展比作100多年前“世界工廠”從英國轉移到美國所引起的世界經濟的重組，認為這是中國在未來趕上美國的轉折點。
中國發展引起美國震撼
這一變化，在美國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引起了強烈的心理震憾。最近，在美國商業界有廣泛影響的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杰弗里·加滕在《商業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國正在變為制造業的超級大國。中國在世界制造業中的位置，很快就會相當于沙特阿拉伯在國際石油市場中的地位。世界經濟對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一旦中國經濟受到戰爭、恐怖襲擊、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的打擊，美國經濟的“生命線”就可能被掐斷。
美國的這種“警惕中國的崛起”的呼聲，一方面會刺激中國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也會在中國人中導致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覺得自己很快就會取美國而代之了。僅僅是在不久以前，許多人還相信中國的GDP將在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然而，如果冷靜地審視這兩個彼此相距100多年的世界工廠的大轉移，我們就會發現，中國根本不可能像當年美國取代大英帝國那樣取美國而代之。相反，如果中國不進行深入的改革，目前在制造業上的優勢就會維持不住，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將漸漸減弱。
美經濟崛起靠制度建設
美國經濟的崛起過程，實際上也是財經制度的建設過程。19世紀末，美國的西部開發帶動了以鐵路為標志的新經濟(或者可以說是鐵路帶動了西部開發)，與最近的IT經濟頗有些類似之處。
也正是在這一時刻，美國出現了一代制度建設者。其中有兩個人在最近常常被人們提起。一個是大銀行家約翰·摩根，一個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當時的“牛仔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政府沒有能力和授權來控制新經濟的混亂的發展，而摩根通過固定資產的抵押和他所謂的“道德責任”來保證投資者的利益。當他所支持的公司破產后，他馬上把公司接過來，重整財政，清還債務，了結官司，解雇經理，雇用新人，監督公司的財務運轉，有時不惜卷入其中幾十年，直到公司重新開始贏利、投資者得到回報。
1901年上臺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是另一位制度建設者。他身為共和黨總統，卻敢于對支持本黨的大企業開刀，前后以反壟斷的名義興訟45次，懲罰不法的大企業。他的名言是：“我們要求大企業給人民公平的交易(squaredeal)，同時，我們堅持所有那些誠實的大企業也應該得到公平的交易。”他因此得名“壟斷的破壞者”(trustbuster)，嚴厲禁止大企業操縱市場，對富人收財產稅，甚至最早采取措施保護環境，馴服了野性十足的“牛仔資本主義”。
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建設，我們很難想象美國僅僅靠自己的資源就可以把大英帝國的“世界工廠”搬到自己的家里來，因為資本只會往安全、可靠的地方流動。大量投資者需要“公平的交易”。目前中國面臨的局面，與19世紀末的美國頗為類似。中國自身沒有足夠的資本來支持目前這樣迅猛的經濟擴張，外資因而成為增長的關鍵因素。但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是否有摩根那樣的信譽？中小投資者是否能夠在中國獲得“公平的交易”？這是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工廠”的先決條件。
中國必須深化改革
1990年代，中國平均每年吸引400億美元的外資，加入WTO后，吸引外資的水平還會進一步提高。中國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得益于勞工成本低；另一因素則是近年社會相對穩定。然而，從長遠看，這兩個因素是相克而非相生的。如果10年后中國的工資水平還是這樣低、這樣“有競爭力”，說明大部分中國人沒有從經濟發展中獲益，社會就會變得不穩定。如果中國能夠穩步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勞工成本的優勢就會被削弱。因此，中國必須發展出其他的優勢來吸引外資。
另外，中國的外資，大多是隨著跨國公司而來。這些大公司有力量和中國政府討價還價，捍衛自己的利益。但一般中小投資者則遠沒有這樣的信心。1900年，美國制造業的資本總額有100億美元，但投放到美國經濟中的歐洲資本竟達33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還遠遠沒有像19世紀末的美國那樣，成為國際資本的聚會之地。
而從長遠的經濟戰略安全的角度上看，中國要防止外國大企業在本國政府的政治壓力下撤資的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目前很小)，就必須具備繞開這些跨國公司、讓自己的企業在海外具有直接吸引中小投資者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企業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具有極為深遠的戰略意義。反省19世紀以來的工業化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工廠”的轉移，既決定于國際資本的流向，又決定于這一“世界工廠”所在國的本土企業的成長。當年美國靠的是歐洲的資本，但建立的是自己的企業。中國的外資，則是外國的資本、外國的企業。中國的國內企業，還遠不具備從國際中小投資者那里直接吸取資金的能力。而這一點不僅將決定中國的企業能否與國際企業競爭，更決定了“世界工廠”是否能夠在中國建立起來。
為了把中國企業的股票推向國際市場，中國必須進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特別是要認真研究美國近來的金融丑聞和其應對之策。杰弗里·加騰在年初預言，華爾街金融丑聞使投資者強烈要求制度改革，要求企業界有更多的透明性和公信度。這種要求，早晚要跨出國界。
這一前景，對中國經濟不能說不是一個新的挑戰。目前，中國企業的運營還遠遠不夠透明，企業對媒體的監督甚有敵意，乃至頻頻出現企業把媒體送上法庭的事件。企業告倒媒體，雖然短期內得分，但從長遠來看，將影響中國企業的國際公信度和透明性，妨礙其在海外上市。因此，中國政府與企業界應該具有長遠眼光，進行一系列深度改革，給媒體以更多的自由，給投資者更多的信息。只有如此，中國經濟才能夠充分吸收國際資本，維持持續的增長。
(作者單位：美國耶魯大學)
《國際金融報》(2002年08月20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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