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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夏斌說，在我國貨幣供給連年增長的情況下，企業貨幣資金相對偏緊，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記者段樹軍北京報道 “目前，企業資金偏緊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國近年來的貨幣供給卻連年增長，所以說，解決的對策不應是僅僅擴張貨幣供應量。”
在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誠信國際舉辦的宏觀形勢研討會上，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夏斌表示，分析貨幣供給的松緊態勢，不能簡單地僅瞄著貨幣供應量，而應結合分析國內信貸總量、境內外資金流動和資金價格等變化情況。
夏斌說，通過對近年來我國貨幣供給具體情況的分析可以發現，1998—2001年四年間，我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比1997年底增長了74%，遠遠高于此期間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和。但是通過觀察貨幣運用結構，則會發現，為什么近年來的貨幣供給連年增長，企業卻總是感覺資金緊張。
第一，在1998—2001年四年間，在我國貨幣供應量的運用結構中，平均每年的海外資產占到了14.7%，國內資產占85.3%，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每年提供的貨幣中有近15%并沒有用于國內的實體經濟活動，而是僅僅作為購買海外資產的外匯儲備等等在進行利息的增值。在1998—2001年四年間，中央銀行用于國外的資產一共增長了93.4%，年均增長17.9%，而用于國內的資產則僅增長了59.6%，年均增長僅12.4%。
第二，分析企業貨幣資金的真實緊缺情況，僅僅分析國外與國內信用占比的變化還遠遠不夠。考慮到連續四年的積極財政政策，考慮到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面臨的資金約束存在本質區別：無論貨幣供給是松是緊，政府部門通常總能夠通過發行國債來籌得資金。最能夠反映實體經濟中企業貨幣資金松緊的不是銀行廣義的國內信貸指標，而應該是從國內信貸中剔除對政府部門的凈債權之后的對非金融部門債權。
1998年以來，銀行體系對政府部門凈債權以年均61.6%的增長速度在增長，遠遠快于對企業債權年均10.4%的增長速度(累計僅增長48.6%)，這充分說明全社會信用總量越來越向政府傾斜，企業的信貸量占全社會信貸總量的比例已經從1997年底的84.69%持續下降到2001年底的72.35%，下降了1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盡管4年間M2增長了大約74%，但企業部門從銀行體系獲得的貸款支持卻僅僅增長了48.6%，兩者之間差異十分巨大。所以會出現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已相當快，但地方政府與企業仍頻頻埋怨資金緊缺和通貨緊縮。
第三，還要看到國內信貸總量中包含的已發生的不良貸款因素對貨幣供應量的沖擊影響。不良貸款對于銀行來說已是“空洞化”的債權。實體經濟每年在以一定的速率增長，但已經存在的占全社會信用總額一定比例的不良貸款實際上已不再是企業經濟活動的增量部分或者以非常低的周轉速度參與經濟活動，因此在考察與國內實體經濟相對應的能實際發揮功能的貨幣時，應相應扣除這方面因素。
夏斌說，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在我國貨幣供給連年增長的情況下，由于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資產在持續增長，由于國內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長，以及由于銀行貸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消等等原因，企業貨幣資金相對偏緊，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導致當前內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
夏斌認為，在目前我國的經濟與體制環境下，僅僅依靠貨幣供應量指標反饋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操作已經行不通。在金融市場得到發展但市場結構尚不穩定的轉軌時期，貨幣政策的調控要看M2，但又不能僅看M2。在判斷企業貨幣資金松緊的真實態勢時，必須把國內信貸總量、其他宏觀經濟指標、資金價格等因素考慮在內。在當前擔憂內需不足又遠離引發通貨膨脹風險程度時，中央銀行更應注意的是通貨緊縮傾向。因為促成通貨緊縮的因素可能有若干條，但一定條件下貨幣供應量特別是銀行貸款的不足，必然進一步引發或加重通貨緊縮。尤其是當積極財政政策準備逐步淡出，民間投資一時難以補上之時，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如何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
夏斌建議，在得出投入實體經濟中的貨幣偏緊這個無可辯駁的事實之后，相應的對策就不單單是擴張貨幣供應量。放松的貨幣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取決于企業、居民等經濟單位能否作出積極反應，增加投資與消費；取決于暢通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迫使商業金融機構作出積極反應，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取決于股票市場發展中的穩定結構。因此，在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難以一步到位、市場結構正在逐步完善的特殊時期，要相應滿足企業發展的正常資金需求，除了采取較為松動的貨幣政策外，必須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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