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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銳上海報道
當仰融被美國上市公司“華晨汽車”解除董事局主席職務以后，去年剛剛回到國內的美籍華人汪康懋教授上周決定出來澄清一些問題，因為他曾經是華晨系在美國上市公司——華晨汽車的發起人、董事兼常務副總裁，直到1995年才離開。
盡管已經和華晨多年不聯系，但汪康懋這次出來是為仰融說話。他說如今讓人難以核實來源的中國金融教育基金會的錢是當年仰融拿來的，考慮到當時國際上認為中國只有國有企業這個大背景才把華晨定位成國企。
“當初我們把一個老舊的國有企業包裝到了美國”
汪康懋是經香港《鏡報》社長介紹和仰融認識的。
當時，仰融已經嘗試過到加拿大、香港等地上市，但都沒有成功，1992年的1月份，曾經在美林證券的美國總部供職的汪康懋作為一名外籍專家正式加入華晨，擔任常務副總裁。
“當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國內還沒有完善的法律，會計制度也不健全，會計和法律制度與國際不接軌，導致西方對中國的企業一直持懷疑態度，他們不相信中國企業能拿出良好的賬目供人查閱。”
除了這個，廠房的情況也讓汪康懋感到為難，“當時我們考察金杯汽車后發現，這是一個非常老舊的廠。有50來個部件廠，很粗放，很差，手工作坊型的，根本拿不出手。總裝廠的廠房稍微正規一點，里面4個車間，除了沖壓車間有幾臺德國進口或者國產的設備外，最值錢的一塊就是模具設備，但這些設備都是從日本租賃過來的，不算凈資產，所以直到上市，凈資產也只有1億人民幣。這家企業當時因為日元升值，從日本租賃設備的費用飚升，現金流出現很大的危機，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仰融身上，希望他能幫他們到海外上市。”
“基于這樣的情況，我和仰融達成默契，我負責美國的事情，他負責國內的事情。”
此后，汪康懋委托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所羅門兄弟等投資銀行承銷，請現任美國大使雷德先生所在的律師事務所做顧問，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和法律要求把金杯客車這塊資產的賬務情況一一做到能讓國外看得懂。同時，把投行的建議和要求傳達給仰融，由仰融去方方面面活動，達到上市要求。
“基金會的錢是仰融弄來的”
“一開始的時候，仰融曾經打算過要以個人的名義注冊上市，但投資銀行建議我們還是以國有身份在美國露面，因為當時西方只知道中國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不相信中國的私營企業家有這么多錢，可以置這么大的產業，如果這樣注冊，肯定會引來非常繁瑣的調查。”
“其他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后來出現在招股說明書上的這個中國金融教育基金會，是仰融臨時拼湊起來的。這是一個沒什么實質性內容的機構。這個基金會的錢大部分是仰融弄來的。因為在我們一開始準備上市的時候，這個基金會根本沒參與，只是聽了投資銀行的建議后，仰融才說要搞個基金會。”
但仰融的錢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根據汪康懋的判斷，有一部分是自己的，有一部分則可能是臨時從銀行借來的。仰融本人曾對汪康懋說，錢是炒金杯A股的股票賺來的。
正如仰融曾經公開表示的：原始股本上，基金會沒有給我一分錢。
“還有一點足以說明基金會不是真正出錢的大股東，因為，如果說基金會真正出了錢，為什么作為大股東它不派人進入華晨擔任董事或董事長？華晨的董事長是由仰融兼的，這說明仰融是代表大股東基金會的，而且基金會的官員任免、到民政部注冊等事宜都是仰融一手操辦的，基金會的辦公室就在仰融的辦公室里。所以仰融當時雖然是基金會的副會長，但在美國上市以后，仰就和基金會很少聯系了，基本上不能算基金會的人。在企業中，仰融做任何事情都不對基金會負責，也不必向基金會報告。開董事會基金會都不派人來。”
基金會——仰融的一大敗筆
仰融和基金會的關系的確非常疏遠，這是他借用基金會名義上市之后的一大失誤。
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的賀增強在電話中告訴記者：“在1994年底以后，雖然每次活動和會議都給仰融發通知，但他沒再參加過基金會的任何活動。1999年基金會換屆選舉的時候，仰融從副會長被選為‘名譽會長’，再往后，連名譽會長也不是了。”
既然仰融已經和基金會關系疏遠了許多，為什么1999年3月他在珠海成立的“珠海華晨”仍舊由基金會擔任“出資方”？基金會在華晨汽車和珠海華晨里到底出沒出錢？當記者問賀增強這個問題時，他先讓記者傳一份采訪提綱，等記者傳過傳真件后，他就離開電話，第二天再問，他又說，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
但是關于錢的問題，賀增強一口咬定，當時基金會的注冊資金是人行教育司出的10萬元，而仰融的錢都是捐贈，不算出資。
前后只有兩次，每次都是二三十萬元，并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有200萬。
正如汪康懋所說的：“仰融只不過借用了一下基金會的名義，完成上市以后，不可能和他們一直保持什么關系。歷年以來的年報、股東大會等事宜，從來沒見過大股東的身影，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從來不見這個大股東的蹤影，仰融包辦了一切。對于活動能力驚人的仰融來說，盡管他機關算盡，但這也許是他致命的疏忽。正是這個已經失去利用價值的基金會，在關鍵的時候把他從美國上市公司華晨汽車董事會主席的寶座上輕松推了下來。
這么多年來，通過他“捐贈”而獲得華晨汽車大股東地位的基金會一直蟄伏在他的控制之下，但這一次，它發威了。仰融才發現自己并沒有真正地控制得了它，并且連一直以來都認為屬于自己的東西，都沒能控制得了。
仰融在忽視基金會的同時，也得罪了遼寧省。他不僅因為要造中華轎車的設想得罪了一汽，也因為把發動機項目放在寧波而得罪了遼寧省，打算把遼寧建成汽車基地的遼寧省不會愿意看著到嘴的肥肉跑掉，認定仰融之華晨為國有資產，是最直接的辦法。而要徹底把仰融的影響消除掉，只要基金會的那部分資產被認定為國有，仰融就徹底無法左右華晨了。
如今，基金會儼然以大股東的身份在處置著華晨的各種事務，更有傳言說，由于遼寧省政府的“活動”，基金會還將把手里華晨的這部分“國有資產”轉讓給遼寧省。
仰融：到底吃虧不吃虧
對于仰融個人來說，這些年的辛苦最終沒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樣在華晨內部實現MBO，讓自己成為最大的股東，并且最后有可能被自己一手創辦起來的企業驅逐出門。
失去了權力，仰融還有什么？“錢，他現在有的是錢。”汪康懋說。“其實我們一開始準備在美國上市的時候，因為是中國第一只在美國上市的股票，所以民族情結多于個人利益的考慮。當時我們都非常年輕，除了經濟上的利益，國家領導人的支持還讓我們感到這和女排一樣是在為國爭光。但因為要和國際接軌，我們一開始就設計了管理層持股，但因為是以國有企業的概念上市的，所以個人持股的比例，我們不敢設得太高。當時這個比例是我定的，仰融、夏鈞軍、宮浩各1萬股，我8000股，沈陽金杯的趙希友3000股，還有很多中層有股票，蘇強當時不是1000股就是500股。所有的管理層持股不到總股本的3%。”
但1999年華晨汽車在香港申請兩地上市的時候，仰融就為自己和管理層多設計了一部分股權，他一個人的自然人持股就達到了總股本的2.34%。
被解除了華晨汽車董事會主席一職以后，7月2日，仰融就賣出了自己香港上市公司華晨中國的所持有的7901.18萬股，套得現金8968萬港幣，加上手里剩下的香港和美國的自然人股，仰融在中國也可以算得上是億萬富翁了。
但他失去的是對華晨的控制權。
還該不該給仰融股份？
“從原始招股書上看出，基金會根本沒有出一分錢。在華晨汽車在美國上市的主要題材中金杯客車這個項目，仰融個人的公司華博和夏鼎鈞的海南華銀分別占了25%和15%的股份，而體現在招股書前面的結構圖中，華博和華銀就不見了。最后，通過和沈陽金杯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換股，華博和華銀最后持有了金杯客車這個項目51%的股權，而這部分股權在招股書前面的股權機構圖上則是由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持有’的。所以，基金會這部分資產來歷是不清楚的。它是無償占有了前兩個公司的資產，當然應該還給人家，起碼還一部分也可以。”汪康懋對基金會也不是完全予以否定，“不管怎么說，當時仰融到人民銀行去請求幫助的時候，人民銀行把基金會這個名稱‘借’給了仰融，同意他拿這個名稱去美國做名義上的大股東，而且，人民銀行對這件事情也是有貢獻的。當時美國證監會來中國考察情況，人民銀行都接待了，一些文件都是在當時人行的一個會議室里簽的。沒有基金會，華晨上市還真不好辦。”
汪康懋顯然是對仰融和華晨還抱有希望。
“我和仰融在華晨上市成功以后，也考慮過把更多的老舊的國有企業搬到美國去上市，但當時因為政策的限制，都沒有成功，后來才靜下心來搞實業。事實證明，我們當時這個在美國上市的項目是很成功的，發行市盈率達到了30倍，而現在在海外上市的國有企業市盈率能達到10倍就已經是奇跡了。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價格被投資銀行壓下來了，投資銀行只要能把你的股票賣出去就行了，才不管你能融到多少錢呢。這一點上，國內的專家勇于談判非常關鍵，我和仰融當時配合得非常好，爭取到這樣的市盈率對國家非常好，這樣的經驗在國內也是很難找到的，連跟汪康懋合作的現中國大使Clark Randt先生也評價他們這次成功的上市是一次‘歷史性的成功’。”
盡管華晨被說成是國有的，但仰融被《福布斯》列為大陸富豪，足以說明在國際上，人們已經把仰融當作了一個民營企業家，美籍教授將當年上市內幕拋出，或許會對仰融和華晨的前途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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