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華人媒體英雄訪談錄
-主持人：本報記者劉雪 梅傅軍
-嘉賓：IDG全球高級副總裁、亞洲區總裁熊曉鴿
Tom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王兟
新聞集團星空傳媒(中國)副總裁李映紅
主持人：今天能把三位請到一起來，真的很不容易。
熊曉鴿：這要感謝《21世紀人才報》的陳宗周社長，這次他請我們來重慶聊一聊媒體的發展，就這個問題，我也很愿意和大家一起來交流。
主持人：今天我們的話題就是圍繞媒體人才來展開，熊曉鴿先生本身是學新聞出身，又一直在從事媒體工作，應該對國內外的媒體人才比較熟悉和了解。
熊曉鴿：王兟和李映紅是行業中的資深人士，我也很想聽聽他們的看法。
主持人：那我們就先從國內的編輯記者們說起吧。
我們比別人差什么？
主持人：三位經常往來于海內外，對各地的媒體從業人員都比較熟悉，在你們看來，與國外或者港臺的編輯記者相比，中國內地的媒體人有些什么優勢和差距呢？
熊曉鴿：做記者，在美國，在中國，要求應該都一樣：文章寫得好看，采訪能力強；可是國外因為競爭激烈，我個人覺得，美國記者能力更強一點，更專業一點。
李映紅：在新聞集團，我們很重視“can do”，也就是能力。你在接受任務的時候，不能說“我做不了這個”，只能說“我來想辦法”，或者“我去找狗仔隊”，哪怕是說“這事需要100萬，3天才能搞定”……這也許有點勉為其難，但這要看他試過沒有，這一點對于記者來說是最重要的，不只是能力問題，是個思維方式的問題。比如說采訪東帝汶的一個記者，在很危險的時候仍然不肯撤回，堅持呆在那兒采訪，發回來的報道成為全世界了解東帝汶局勢的權威材料。
主持人：新聞集團在招聘新人的時候，是以什么標準來挑選的？
李：我可以舉一個例，我的一個老上司，現在是《澳大利亞人報》的廣告經理、悉尼公司總經理，他是第一流的報人，他最大的特點是——簡單、干脆、成績說話。我們喜歡的也是這類人。我們最近在上海招人，很有意思。招財務經理，要那種不是指揮人，而是既能作分析又會記賬的那種，跨度很大。這樣的人很難招，都是高不成，低不就。招系統部經理更有意思，系統部經理要求要支持七八十個人，包括裝機、殺毒等許多小事，壓力是很大的。許多人一聽都不來了，開再高的薪水都不來，而我們對這方面的人才需求量是很大的。
主持人：剛才熊先生說到專業化，TOM和新聞集團也應該有這樣要求吧。
王兟：香港的采編人員專業分得是很清楚的，跑經濟的跑經濟，跑娛樂的跑娛樂，他們會以專業的精神來跟蹤新聞。
主持人：國內的主流媒體也分口，但感覺他們的專業素質卻差得比較多。
李映紅：確實是這樣，在澳大利業，一名記者對他分跑的行業的評論可以做得很細，對讀者的影響力也很大，比如一名汽車記者，他建議什么收入水平的人買什么樣的車，絕對就是很權威的。
熊曉鴿：比較而言，在美國和歐洲，采編人員的專業化技能好一些。國內缺的是幾點：一個是金融知識(financial)，一般學校里也不上這方面的課；二是商業、管理方面的技能。你也許會說，這有什么關系，文字好就行！但現在大家的文字功底都非常好，但你要寫經濟現象。國外都是記者報出來的，怎么捅出來的？是看財務報表。我們記者去采訪一個公司的CEO，問得都比較淺，問不出深度來。只要看財務報表，就能提前看出它的問題來。我沒到美國當記者前，老外看到我的稿子的時候都說：“你寫得太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我寫的都是正面的，這些別人都知道。
主持人：我們的記者拿新聞稿的人太多了，不夠勤奮，也不怎么去學習和鉆研。
熊曉鴿：上次我去汕頭大學新聞系講課，我對學生說，哪怕你去商學院，聽聽會計課，都有好處。為什么很多記者與他們的被采訪者能成為很好的朋友？因為你在這方面有很好的積累，當你做好準備時，你就能與他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交流。
李映紅：內地的媒體人才有一些長處。比如年輕，文化素質也都不低。但他們的敬業精神與西方記者有很大差距，我可以講一個《世界新聞報》的例子。
主持人：你是說索菲王妃攻擊英國王室的那件事吧？
李映紅：對。《世界新聞報》是《太陽報》的姊妹報，它的一位阿拉伯裔編輯一直想采訪英國王室的內幕，苦于沒有機會和渠道。后來他知道索菲王妃辦有一個公關公司，于是他就扮成阿拉伯酋長，去跟索菲做生意，做成幾筆生意后，取得了信任，索菲就在他面前對女王、查爾斯、布萊爾攻擊了一番，他都悄悄錄了音。這在世界報業上被稱為“最可恥的狗仔隊行為，最偉大的采編行為”。這個記者這樣做不是第一次，他還化裝為阿拉伯酋長采訪過薩達姆，得過世界采編獎。
王兟：與國外同行相比，我們的采編人員職業道德也相差甚遠。
主持人：比如我們司空見慣的紅包現象。
熊曉鴿：美國記者是絕對不準拿紅包的。即使是企業邀請你去采訪，替記者承擔往返費也是不允許的，記者會是覺得那是對他的侮辱，因為你出錢我采訪，那我只能寫你的好了。中國的記者就不同了，他們是高收入。
李映紅：在西方，記者收紅包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澳大利亞曾經有一名資深電臺記者，先后兩次收受賄賂，一次是掩蓋瘋牛病的泛濫，一次是掩蓋銀行改革時引起的騷亂。此事引起極大反響，記者們被要求全部自查。在澳大利亞，一旦發現有受賄行為，永遠開除，不允許再從事這一行業，這倒不是因為在法律上構成犯罪，而是這樣做給媒體的名聲造成了損害。
壓力與收入
主持人：作為同行，我們很想知道港臺和國外記者編輯們的收入情況。
熊曉鴿：在美國，編輯和記者不是個賺大錢的行業，收入只能算中等。
王兟：香港媒體人員也是非常辛苦的，剛剛畢業的，每個月最低的只有八九千塊錢，這八九千塊只夠在遠郊租一間50平方米的房子。媒體肯定不是收入最高的行業，但是在這個行業里資歷深的，或專欄作者，做得好的，收入還是可觀的。總的來講還是中產階級。
李映紅：在澳大利業，編輯記者的收入狀況比較好，屬于社會中的中產階級，收入水平相當于澳大利亞平均收入的1.5至2倍。
王兟：他們的工作壓力相當大，因為競爭很激烈，一方面每天要搶頭版消息，捷足先登，要寫出獨家的東西，又不能為同行所不恥，不能寫出錯誤的東西。
熊曉鴿：說到媒體從業人員的辛苦，我是深有感觸，我在美國干了八年，從做記者開始，就從沒度過一次假，實在是太忙了。所以有一種說法，做編輯記者一定身體要好，而且心態要端正，他經常面臨各種壓力，像截稿期的限制。美國的編輯也會面臨沒有稿子的問題，有時候就得自己動手寫。
主持人：美國報業有一句行話就叫“Produce One Page Every Day”，意思就是每天一頁。
熊曉鴿：是啊，國外報紙的采編每天要有一頁，記者要寫一頁，編輯要編一頁，這是任務，工作量比較大。當然不一定親自寫，約來的稿子也算。
主持人：記得好像是尼克松說過，美國記者的收入與他們的能力和付出的勞動是不成比例的，但他們精神的享受和對普利策的追求讓他們孜孜不倦。
熊曉鴿：我很贊同尼克松的這句話，美國很多優秀的記者都是因為喜歡這個行業才去做，比如報道水門事件的那位記者，他當時肯定沒有想到會拿多少錢。我選擇人的時候，就是要看他有沒有才能，有沒有激情，我覺得激情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熊先生特別重視精神層面的東西。
熊曉鴿：是的，我認為現在要倡導的是：一個人不能為錢作出選擇，要做你喜歡做的事情，然后努力學習，使自己做得比同行更好。
李映紅：做記者雖然累，但也很成就感。媒體工作者在澳大利亞就非常有社會地位，很受尊重，當然，你必須得有較扎實的文學、技術功底，并經過一系列培訓。“無冕之王”的說法是從西方起源的，在現實中也真正得到體現。比如，《澳大利亞人報》駐堪培拉的政治記者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澳大利亞總理。
熊曉鴿：不錯，記者的優勢就是可以見到讀者見不到的人，得到他們得不到的答案。
主持人：記者的經歷對一個人的成長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熊曉鴿：一個好的記者是最有出路的。因為他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獲得知識的能力，又能寫東西。你發現沒有，很多商業上成功的人，都做過記者。比如我老板是做記者出身，默多克做記者出身，比爾·蓋茨也在一家報社做過記者。我現在還覺得自己是個記者，喜歡把什么都寫下來，喜歡問問題。做任何生意也好，做領導也好，跟人溝通的能力很重要。在美國有一個說法，1%的idea(創意)，加99%的communication(交流)等于成功。而溝通恰恰是記者的長處。
專業化是媒體的發展趨勢
熊曉鴿：這次回國，我在機場看到二三十本商業雜志，個個都號稱自己要成為中國的Business weekly(《商業周刊》)，那怎么可能呢？美國也只有一本Business weekly。媒體應該越來越專業，而不是都去擠一個領域。中國的媒體還處在轉型的階段，市場細分不夠。
王兟：我的看法和你一樣，中國的媒體會越來越接近讀者群，讀者群的分化越來越細，這個過程中會大量涌現新興的媒體，有大眾的，也有針對少數群體的。這種獨特的需要、內容、知識會越來越專業化，就像歐美的News letter，滿足了小群體溝通的需要，逐漸演化為代表社團、社區或某一行業人群的權力，專門從事廣告的，專門從事電腦的，每一個市場都有相應的媒體來覆蓋，市場出現兩極分化。目前國內做大眾性媒體的較多，也較好，但分市場的媒體還處于嘗試階段，專業化還不夠。
主持人：這也就是定位問題，我們談得很多，但真要做好不容易。
王兟：英國報紙的定位是很準確的，有人開玩笑似地做過這樣的分類：《泰晤士報》是辦給管理這個國家的人看的，《衛報》是極左的，宣揚的是國家掌握在統治者手中；《每日電訊報》則極右，光從報紙上看，似乎這個國家已經被政治對手奪去了；《金融時報》是給這個國家的被管理者看的；《每日郵報》是給管理者的太太們看的；而《太陽報》，只要三版上的女郎胸大就行了。而我們的很多報紙，你就很難知道它是針對誰辦的。
李映紅：《太陽報》用最通俗的語言和平民化的觀點，針對中產階級以下的階層，這對中國一些媒體應該有一些啟發，1999年，它大膽地用《太陽報》式的語言報道歷史，增進了老百姓對歷史的了解，比如報道滑鐵盧戰役，寫“拿破侖接受《太陽報》采訪時說……”膽子大，影響也相當大。再比如你們《21世紀人才報》的一個報道……
主持人：哪篇報道？
李映紅：前幾期你們刊登了一篇文章——《富人該有多少錢》，這個選題不錯。但此類的文章在西方報紙上是不會有的，因為它易導致老百姓心理失衡；他們就是緊緊地抓住中產階級，也就是就是年收入在3到4萬澳元的這群人，有新的稅收政策出來以后，報紙會以這群人為報道主體，關注他們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作坊式培養媒體管理人才
王兟：一個好的媒體，要有強烈的價值觀念，但更主要的是要有先后順序，成熟的媒體，它是一種執著，它有責任把真實的事實、有用的知識傳達給讀者。TOM對編輯很尊重，編審獨立，不受制于TOM其他的目標，比如財務目標；但尊重中也有妥協。在重大的原則前提下，它還要以市場為導向，因為它是商業媒體，有商業目標，它要賺錢。因此，媒體要捕捉市場信息，要有創造力，使其在內容上脫穎而出，因為媒體最怕的就是重復。
李映紅：媒體重要是有創新能力。一家報社，像《太陽報》，它已經形成一種文化，而不僅僅是一份報紙，它習慣性地，不斷地創新。但總的來說，我認為評價媒體是否優秀的標準就是它能否賺錢，能賺多少錢。
主持人：看來你跟熊先生不一樣，他很重視過程中的激情，你只看結果。
李映紅：我們一直是這樣，包括我們在考核員工的時候，看重的也是結果。新聞集團有個關于“result(結果)”的標準，就是說哪怕你工作非常努力，只要你的result比別人低，集團對你的評價還是沒有別人高。
主持人：不管標準如何，一份優秀的媒體，始終離不開優秀的媒體人。我覺得國內缺乏的就是出色的媒體人才。
熊曉鴿：不僅是國內，其實全世界都缺乏。特別是優秀的媒體經營人才，他是不能由商學院培養出來的。因為與其他行業不同，媒體管理者每天面對的情況都不一樣，更多的是要靠經驗，需要自己去琢磨。可能只有媒體管理人才這樣特殊，他在全世界都是作坊式的培養方式，靠口傳心授。
李映紅：我覺得曉鴿這一點說得很有意思。保持媒體創新能力、決定報紙風格和報紙發展的，最終責任在總編。在這種發展的體系和流程中，的確一般都是以“傳幫帶”的方式延續下去。新聞集團旗下的報紙受默多克本人思想的影響就很大。
主持人：管理人才很難得，但王兟在管理這一塊應該很有經驗吧。你曾經談到過TOM集團的跨媒體運作，你們整合的都是一些優勢媒體，他們的領導人都極有個性，你們是如何管理他們的？
王兟：TOM旗下的領袖都很有個性，很自信，比較難管。我很推崇臺灣的“城邦模式”，管理者把每個分公司的領導尊為城邦的長官，遵循共同的規則和價值觀念，是一個相互服務、相互妥協的過程。我們合作的過程中，都要去找堅韌不拔、能力很強、靈活多變的人。人都是有兩面的，我們在他堅持的方面，讓他充分地獨立自主，在他可以妥協的范圍內，與他合作。
主持人：李先生，你跟隨默多克多年，能不能談一談他在這方面的經驗？
李映紅：新聞集團在這方面還是有特點的，比如他重用老臣，而且它的核心管理層肯定是報業人才。
主持人：據說默多克說過：我管理新聞集團這么多年，不曾與任何高層管理者過分親近。
李映紅：是的，他與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有利于對他們的管理。默多克對經理人的要求是比較高的，他秉承的宗旨是：“我們可以容忍一個錯誤的決定，但不能容忍沒有行動。”而且作為經理人，他要求不應該過多拘泥于煩瑣的事務，而要著眼于大的決策。
熱力推薦摩托羅拉 三星 三菱 松下手機圖片專區，最炫、最酷、最流行！
新浪手機圖片每天增加上百幅，下載最新圖片送大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