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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
《大公報》之所以在創刊后的20多年里成為崛起的中國獨立報業的領頭羊，其“四不方針”的獨立辦報宗旨是成功的根本。
不黨：并非自己無政見，保中立。只是表明與一切黨派無聯帶關系，不做小群體的代
言人。
不賣：不受金錢所左右，不受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
不私：不為私利，報紙向全國開放，成為公眾喉舌。
不盲：不盲從、盲信、盲動、盲爭。
由此出發，《大公報》在“忠實記錄，言論為公”的道路上一路走來，以“消息靈通，客觀準確”和“敢言且善言”的特點吸引了無數的讀者。其“文章報國”超越了單純的文人論政層次，使中國新聞事業進入了一個更成熟的境地。著名學者季羨林說：“《大公報》的一百年可以涵蓋中國的20世紀，從第一期到現在就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
不過，在一些冷靜的觀察家看來，《大公報》的成就其實并無太多獨創的價值。它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更多地反襯出當時新聞業的幼稚和墮落，以及媒體環境的惡劣。
早在1931年5月22日胡適為《大公報》1萬號紀念刊撰文時就指出：大公報的成功，“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1991年，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納里莫博士針對當年以《大公報》為首的獨立報業的崛起評論道：這種變化實際上是中國新聞業的職業化過程，且這種職業化被證明是一種脫離社會實際的理想。因為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時期，新聞業的政治化最終壓倒了職業化。
將《大公報》同人孜孜追求的最高原則“還原”成這個職業的最低要求，這不是對《大公報》的貶抑，而是體現了社會文明的進步。而當前進愈難，其恪守最低要求的精神才愈可貴。
今天，不要說“堅持黨性原則”、“政治家辦報”的高要求，即使是“忠實記錄，言論為公”的最低要求，許多報刊離此還有相當的距離。新聞不盡不實，假話空話連篇仍與一些媒體如影相隨，驅之不去。
而類似為政要廉潔、施政要透明、經商要誠信、比賽要公正等各行業的基本職業要求，又何曾得以普及、遵守？對許多身處其中的人士來說，這些最低要求不啻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
從英斂之到張季鸞，無論他們達到了職業要求的何種層次，貫穿其中的是一個共同的靈魂：大公精神、赤子情懷，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歸。這才是他們達成《大公報》成就的出發點。
秉持真實、公正的最低要求，這是前輩的追求目標，也是有責任的媒體的職業準則。愿與讀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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