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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最終只能以市場化的方式解決。”韓國副財長金容德說
特約研究員:許思濤 記者:王曉冰 李樹鋒 官青 朱曉超
5月11日，韓國新上任的副總理兼財政經濟部長田允吉吉在亞洲開發銀行上海年會上宣布，韓國將提前償還28億美元外債。這筆外債是韓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和亞洲開發銀行借入的580多億美元外債的一部分。“這標志著韓國已經徹底走出了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陰影。”韓國財政經濟部一位高級官員說。
五年前，韓國銀行業由于受金融危機的打擊，資產質量迅速惡化，不良貸款率高達25%。這個比例和今天中國官方公布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相差不大。五年后的今天，韓國經濟呈現出另一幅景象。國內消費的強勁增長成功抵消國際經濟下滑帶來的負面影響。韓國銀行業已經建立了一個更加多元化的業務模式和收入來源，而不是像以前那樣依賴對大公司的貸款。銀行不良資產率下降到4%以下。危機時被政府國有化的幾家主要商業銀行正在重新私有化，今明兩年有望取得顯著進展。銀行間為加強競爭力而正在進行新的合并。
韓國銀行業是如何擺脫困境的？為什么沒有陷入日本式困境？《財經》就此專訪韓國財政經濟部副部長金容德(Yong-Duk Kim)。
《財經》：東亞金融危機折射出韓國金融體系的哪些內在脆弱性？
金容德：當時韓國經濟的脆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金融機構的審慎性法規遠遠達不到國際標準，特別是在資產分類和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方面，這一潛在問題到1997年韓寶、真露、起亞等大企業倒閉時才顯露出來；二是對金融部門的長期保護導致金融機構競爭能力和獲利能力下降；三是20世紀90年代資本自由化過程中忽視了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1994年以后，短期外債急速增加，外匯部門的流動性危險變成現實的可能性加大，但與此相關的外匯資產負債的審慎監管卻沒有到位。
《財經》：1997年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為了拯救銀行而向私營銀行體系注入大量公共資金。如何減少因注入資金而產生的道德風險？
金容德：1997年以后，韓國政府共投入86萬億韓元公共資金重組銀行機構。政府的注資過程遵循市場原則和自己負責原則。首先按照國際標準評估銀行實現經營正常化的可能。對無法生存的五家銀行，果斷使其退出；其次，接受注資的銀行須減少原股東的資本和更換管理人員；第三，接受注資的銀行要與監管部門簽訂經營正常化協定，接受其監督檢查。
《財經》：到2001年底，韓國銀行的不良資產率由上年的8.0%下降到3.4%。銀行也扭轉了金融危機后連續四年虧損的狀況，首次盈利。主要原因何在？
金容德：韓國政府在改革銀行業時堅持了以下一些原則：
--透明、迅速地處理了資產質量和財務狀況不健全的銀行，減少了市場的不穩定因素；
--對那些治理結構不完善的金融機構，確立了股東、經營者和從業人員分擔責任的原則，防止敗德行為；
--有效處理已經發生的不謹慎行為；
--引進國際標準的銀行信貸資產分類準則。
《財經》：外界對韓國財閥企業的改革極為關注，這方面的得失如何？
金容德：金大中總統執政后確定了企業改革的“5＋3”原則，“5”指的是1998年1月政府與五大財團簽訂的企業重組原則協議，包括提高企業經營透明度、解除債務的相互擔保、改善財務結構、強化核心產業和核心競爭力以及提高管理人員的責任等。“3”指的是1999年8月政府為鞏固企業結構調整而與財團簽訂的三項原則，包括改進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治理，將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隔離；遏止交叉持股和內部的不正常交易；防止逃避遺產稅和禮品稅。這些原則構成了企業重組的基本原則和基礎。
通過企業結構調整，主要財團的負債/凈資產比例從1998年底的303%下降到2001年上半年的198.3%，企業利息補償比率從1998年的68.3%上升到2001年6月底的198.3%。
盡管如此，投資者仍然有不滿。盡管企業負債比率下降，但絕對數仍很高，此外推遲了對一些大企業的處理等。政府仍將繼續推進企業部門的重組。
《財經》：4月底，現代半導體(Hynix)董事會拒絕了債權人提出的出售部分資產給美光(Micron)的協議。他們認為美光出價太低。此舉震動很大。你如何看待這一沖突？
金容德：正如你所知，現代半導體的董事會拒絕了這項提議。現代半導體問題只有通過債權銀行和現代半導體達成協議才能解決。因此，希望他們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找到一個方法來解決問題。解決方法之一也許是將現代半導體分拆為從事半導體和顯示器的兩個公司，使它們都能夠找到新的買家。問題最終只能以市場化的方式解決。
《財經》：當董事會的決定與債權銀行的意見沖突時，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金容德：在這個例子中，現代半導體的債權銀行擁有可轉換債券。如果他們將其轉換為股權，他們將控制現代半導體的董事會和管理層，并對如何解決現代半導體的問題作出決定：或者將其分拆，或者繼續執行原來與美光簽訂的協議。
《財經》：現代半導體的多數債權銀行是國有銀行，政府會不會支持債權銀行的意見，要求公司繼續履行原來的協議？
金容德：不管是國有銀行還是非國有銀行，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政府不會干預。問題只有通過債權銀行和現代半導體的董事會的專業判斷來解決。
《財經》：在處理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韓國政府將四家主要銀行進行了國有化。2000年，政府將韓一銀行的51%股權出售給美國新橋集團。韓國政府已經表示要將其它三家銀行的控制性股份以及其他一些銀行的少數股份出售。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金容德：在金融危機期間，政府為了挽救銀行業，向一些銀行注入公共資金，持有一些銀行的控制性股權。現在政府需要收回部分公共資金。今年上半年，我們將以全球存托憑證(GDR)的方式出售朝興銀行的部分股權。下半年，我們將在國內資本市場發售Woori金融控股公司的股權。這種出售今后還會繼續，我們希望在三四年內把這部分股權全部賣掉。
《財經》：通過公開發售的方式出售，單個投資者持有的股份很小,他們如何對管理層施加影響以促進管理水平的提高?
金容德：我們希望有戰略投資者能夠購買大部分股份，這樣能夠為銀行帶來管理的專業知識，并監督銀行的管理者。也希望有外資銀行能夠購買發售的股權，而不僅僅是小投資者。
《財經》：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已經從金融機構購買了超過800億美元面值的不良資產，并且已經處理了近60%，資產回收超過了其購入成本。為什么會有此效率？
金容德：韓國資產管理公司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以市場價格從金融機構購買了不良資產，而不是根據某個機構指定的價格。部分不良資產的買入價格還不到面值的10%。市場價格反映了關于不良貸款的質量信息。這使得他們能夠比較順利地將不良資產出售。
《財經》：在危機之前，韓國銀行主要將貸款投向大企業。而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銀行將更多的貸款投向個人和家庭。消費而不是出口正在推動韓國經濟增長。這是否意味著韓國經濟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金容德：銀行部門和公司部門的這種基于市場原則的變化會延續下去。現在，銀行根據對消費者的資信狀況的分析作出獨立的貸款決策。在過去幾年，消費貸款增長很快，而企業的投資需求由于世界經濟的下滑而停滯。我想，銀行將會根據市場規律作出了自己的反應。
《財經》：中國的銀行系統也有大量不良資產。中國能夠從韓國的改革中學到什么？
金容德：多數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和自己獨特的處理方式。我認為中國政府已經完全認識到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的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有自己的處理方式。我相信他們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從我們的經驗來看，銀行系統的問題應該得到大膽、果斷的處理，這是非常重要的。對于那些可以繼續存活的金融機構的救助需要大量資金。但是在注資以前，需要接受注資的銀行的所有者和高級管理人員承擔一定損失，防止不道德行為。需要引進國際標準的會計制度，加強信息披露，引進先進的資產分類和準備計提準則等。當然，中國和韓國之間不良資產不盡相同。在韓國，主要的債務人是私有企業，而在中國，不良貸款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承擔。所以，應該同時推進企業改革和銀行改革。
采訪札記
銀行重組推動企業重組
5月11日晚10點，在經過五個多小時的等待后，記者終于能有機會采訪韓國財政經濟部副部長金容德。盡管時間已經很晚，但金依然精神很好。從金對韓國經濟金融改革中的主要問題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一個在財政經濟部負責金融監管多年的高級官員對于韓國銀行重組的思索。
在采訪中，金容德不斷強調一個詞：“市場原則”。無論談到債權銀行與現代電子的重組糾紛，還是在國有銀行的重新私有化問題上，金都強調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強調政府的不干預政策。
但實際上，韓國政府的強力推動正是韓國銀行改革取得迅速進展的主要原因。只是這種干預的目的是推動韓國經濟從強調規模和增長率的模式回到以市場機制為驅動力的、強調效率的發展模式上來。只有在韓國經濟走上正軌后，不干預才真正成為韓國政府的原則。
在銀行重組過程中，韓國政府采取的策略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分別為：恢復金融系統的穩定(這是第一位的任務)、恢復銀行的生存能力、加強銀行監管、銀行經營正常化。在幾個主要方面，政府在采取措施時都加強了對道德風險的防范。
在金融危機發生和蔓延的1997年10月～1998年1月間，政府從內外兩個方面穩定銀行系統，使銀行繼續承擔支付系統的功能。韓國政府于1997年12月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組織580億美元的援助，又在1998年1月和100多家外國債權人達成調整短期債務的協議，為韓元匯率的穩定提供了支持。在國內，一方面，韓國銀行繼續為銀行系統提供短期的流動性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為所有的儲戶和金融機構債權人提供擔保，以穩定普通民眾的恐慌情緒。此外，政府根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情況，關閉了30余家商人銀行(不能吸收公眾存款的銀行，與我國的信托投資公司相似)和五家小型商業銀行。
為了增加剩余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政府向金融部門注入了超過138萬億韓元(約合1000億美元)的公共資金。其中注資花費53萬億韓元，購買不良資產花費了38萬億韓元。政府向私人銀行注資前，針對可能出現的現有銀行的所有者和高級管理人員的道德風險，韓國金融監管部門采取了防范措施。韓國政府要求現有所有者的賬面資本要減值并更換管理層。這使得現有的所有者和高級管理人員都受到經營不善的懲罰。此外，吸收外資也是銀行補充資本金的重要渠道。其中政府在2000年初將韓一銀行的51%股權出售給美國的新橋集團。
在不良資產剝離和處置方面，政府成立了韓國資產管理公司來集中剝離和處置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截至2002年2月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共計從各類金融機構中購買了面值為809.4億美元的不良資產，購買價格為309.9億美元。累計處理了面值為473.3億美元的不良資產。不良資產的購買價格實際上是根據市場情況確定的，它使得原來銀行的所有者承擔了主要損失，避免了道德風險。考慮到從1997年以來每年都有新的不良資產被剝離到韓國資產管理公司，這一處理速度和回收比率還是令人滿意的。
金融危機之后，韓國政府調整了原來分散于各部門的金融監管構架。韓國銀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大大加強，主要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而對所有金融機構的監管由金融監管委員會負責；將全國的存款保險機構并入一家新的機構，即韓國存款保險公司。在加強審慎性監管方面，監管部門制定了更嚴格的貸款分類和準備金提取規則，要求銀行將逾期三個月以上的貸款列為次級貸款。金融監管當局還加強了對外匯業務的額度管理，降低了銀行對一家企業或企業集團的貸款上限。
推動財團企業的重組是重整韓國經濟的最重要環節之一。韓國政府鼓勵建立債權人銀行和債權人委員會來和財閥談判，強迫這些財閥進行公司重組和償還債務。例如，大宇集團破產后，債權人將其下屬的12家關聯企業接管，并強迫其中的大宇汽車與外國投資者談判出售大宇汽車的資產。期間，由于工會拒絕部分裁員，債權人曾經在2000年11月宣布大宇破產，來迫使工會接受部分裁員。最終，經過近兩年的談判，大宇汽車的債權人終于在2002年4月與美國通用汽車達成成立合資汽車公司的協議。此外，債務人向現代集團施加壓力，迫使現代集團下屬的幾家主要關聯公司包括現代汽車、現代重工等脫離現代集團獨立。在最近的現代半導體的重組中，當現代半導體董事會拒絕批準已經債權人同意的將其記憶芯片出售給美國美光公司(Micron)的協議后，債權人表示將會把現代半導體分拆為三部分，并仍要將部分資產出售。
多數韓國人在危機后都認為盲目擴張的財閥是導致韓國陷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強烈要求新上任的金大中總統對財閥進行改革。政府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也要求改革財閥。這種全社會的一致呼聲對財閥形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韓國政府將改革財閥放在優先位置，于1998年1月與五大財閥達成五項原則，要求加強財閥企業的透明度和公司治理，并且要求財閥根據自己的情況建立核心業務和核心競爭力。后又于1999年與主要財團達成三項原則。上述“5＋3”原則構成了韓國大公司重組的基礎。此后，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漢城證券交易所又對財閥關聯企業的信息披露、相互擔保、交叉持股、加強公司治理等作出限制，以改革韓國大財團，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
雖然韓國銀行業已經進入恢復正常化階段，銀行不再盲目對大企業發放政策性貸款，消費貸款等個人金融產品成為銀行爭奪的新焦點。但是，大多數銀行已被國有化，最終使銀行缺乏獨立信貸的基礎。如果政府真有銀行私有化的誠意，韓國在多大程度容忍外國企業收購本國資產，將是最重要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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