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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塘人
抗衡“洋檢測”與“洋認證”，浙江省質檢局開春后做成兩件事：其一，成立浙江方圓檢測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市場獨立承接檢測業務；其二，與省內的企業、高校合作組建了5家檢測中心，其中的3家，合作對象還是民營企業。目的只有一個：搶占浙江乃至華東的檢測市場。
方圓股份有6大股東，參股方是該省部分省、市、縣三級質檢部門的直屬檢測院、所。從股本的屬性看，方圓股份仍未能脫離官辦的窠臼。但考慮到以往各級質量技術檢測機構為爭奪檢測業務(爭利)而互相打架———重復檢測不斷、企業叫苦不迭的現狀，方圓股份的組建仍具有一定的市場意義。
相比較，與企業、高校聯手組建面向市場的專業檢測中心，改革的意味更濃些。至少，質檢部門在一定檢測領域內，放棄了以往憑借行政權力吃獨食的做法，允許部分“肥水”流向“外人田”。
我國現有的國家質量技術監督運作模式，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長期實行執法監督、行政處罰與檢測“一鍋燴”，具體來說，就叫我檢測、我監督、我處罰。如此政與事不分，導致國家質量技術監督、質量認證缺乏社會公信力，多收費、濫罰款等執法腐敗時有所聞。而且，某些檢測結果(結論)，常常得不到國際認可。因此，有一種呼聲，十分強烈：采用國際上通行的監督與檢測互相分離、獨立，政府質量技術監督只履行監督處罰權，檢測交由社會中介檢測機構進行。
浙江質檢部門自我削權讓利的舉措，并非源自上司的改革部署，而是承受到市場壓力后的自我革命。
這幾年，大量國外專業檢測認證機構爭搶國內檢測認證市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洋檢測”、“洋認證”更是如魚得水。光是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在浙江境內就有數十家外國公司涉足，年收益數億元人民幣。相比之下，像浙江這樣在國內最早開展ISO9000認證的省份，官辦檢測、認證機構的業務卻始終難成大氣候。痛定思痛，毛病就出自本該由市場來辦的事情卻由政府機構越俎代庖。
應當說，不僅在浙江，全國的官辦檢測認證機構都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危機。要擺脫困境，難題還是一個“錢”字。眼下，財政只保障質量技術監督的人頭經費，其余部分尤其是獎金福利全靠自我“創收”。如此一來，質檢部門當然不愿把“兒子”們推向市場。結果，全國多數官辦檢測機構設備老化、人才短缺，在封閉的環境下陷入惡性循環。
浙江質檢部門的自我改革，遠不是真正的市場改革。但畢竟向市場邁出了可喜的一小步。把“兒子”們推向市場，再扶上一程，倒也符合現有的國情。早晚，各地官辦檢測機構都得這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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