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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廣州3月2日電(記者楊健 趙肖峰)
1998年12月16日，正當亞洲金融危機迎頭沖擊香港時，廣東省政府駐香港“窗口公司”--粵海對公眾宣布債務重組，并暫停向債權人支付債務本金。這一消息震驚了香港金融界和企業界，也轟動了中國內地和世界的資本市場。
“粵海重組”是迄今為止我國國營企業的最大型重組，實際上包括四個企業集團的重組，它們是廣東省政府全資擁有、在香港注冊的粵海企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其持有多數股的兩間香港上市公司，還有一間是廣東省政府全資擁有、在澳門注冊的南粵(集團)有限公司。參與重組的債務近60億美元，涉及500多家企業，遍布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美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重組涉及債權銀行200多家，債券持有者300多家，貿易債權人超過1000家，為全球資本市場所關注。
粵海告急
當1997年5月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對香港經濟形成巨大沖擊時，在香港的中資企業也未能幸免。1997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方面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進入1998年以后，金融形勢依然非常嚴峻，多年來積累的嚴重資產風險已經轉化為巨額支付風險，并呈系統性和區域性態勢。粵海的支付危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1998年8月3日，澳門南粵公司向廣東省政府緊急報告：“由于我們多年來對代理進口的風險認識不足，管理和監控不到位，加之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客戶經濟狀況轉壞，且部分有長期掩蓋、套現挪用我公司資金的情況，拖欠貸款嚴重，使我公司資金運作十分緊張。……我公司已處于到期債務不能償還和資不抵債的境地。”
26天后，香港粵海公司也向廣東省政府告急：粵海將面臨交叉違約的風險。
其時，粵海在1995年發行的7200萬美元的商業票據即將到期，粵海還想“以債養債”，但沒有哪一家銀行肯再借給它。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粵海向香港中銀集團求助。香港中銀集團自然不是慈善機構，但礙于情面，它要求粵海出具廣東省政府的擔保函。當時中國的擔保法已經出臺一年多了。按規定，地方政府無權為企業舉債擔保。粵海一旦失去了政府擔保這塊擋箭牌，債權人就將兵臨城下了。如果在9月4日前不能歸還7200萬美元的商業票據本息，只要債權人提出，粵海就必須立即償還幾十億美元的銀行債務。
為了保護“窗口公司”的商業信譽，避免出現交叉違約，廣東省政府只得動用歷年財政節余為粵海還債。粵海暫時渡過了這一難關。但問題是過了一關還有下一關，當時的粵海已經到了還債高峰期，到期債務一個接著一個，據粵海自己分析認為：至1997年底，在粵海357億港元總資產中，呆滯、呆賬資產約為128億港元，占35.9%，賬面凈資產75億港元，實際資不抵債45億港元。
廣東省政府得出結論：如果不盡快實施救助，兩家公司破產只是遲一天或早一天的事了。為了摸清情況，廣東省政府聘請了國際知名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對粵海和南粵的資產、負債狀況進行審計。
面對畢馬威對粵海的重點審計報告，廣東省政府的領導們大吃一驚：粵海資不抵債91.2億港元，竟是這家公司自己報的45億港元的兩倍！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下，廣東省經過通盤慎重考慮，決定對粵海、南粵等幾家公司的債務盡快實施重組。
畢馬威立即著手對參與重組的粵海、南粵及兩間香港上市公司進行了全面審計，截至1998年底，參與重組的四家公司總資產287.56億港元，總負債489.86億港元，資不抵債202.3億港元。畢馬威審計報告將粵海危機形成的原因歸結為：“投資不善、貸款無方”，“主次不明、重復投資”，“缺乏制約、監控無力”，“弄假作假、賬實不符”，“參與投機、損失慘重”，“融資方便、債臺高筑”。
粵海等幾家公司再也蒙混不下去了，廣東省政府也絕不允許它們如此經營下去了。作為廣東化解金融風險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粵海債務重組開始了。
告別“窗口”
海外傳媒不斷跟蹤報道粵海事態的發展，從金融界巨頭到金融市場上的股民、債民們也對事件評頭論足，甚至一些國家首腦也在關注粵海將如何進行重組。
“粵海重組”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正是因為粵海的全資股東——廣東省政府要向“窗口公司信用”告別，堅決依照國際慣例和香港的法律重組粵海，以此來改變國際金融界與海外中資企業之間業已形成的不正常的“游戲規則”。
“窗口公司信用”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1980年在香港注冊成立的粵海公司，是廣東省落實中央關于廣東、福建在對外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精神而在境外創辦的第一間“窗口公司”。隨后，各省、市在香港、澳門設立的“窗口公司”日漸多起來。這些公司一般為政府全資擁有或實際控制的企業，公司負責人由各地黨委和政府任命，早期的對外借貸也有政府擔保，貸款一般投向內地經濟建設項目。因此在廣大境外債權銀行看來，中國各類“窗口公司”代表的是中國各級政府，所謂的“窗口公司信用”就是由政府信用延伸出來的一種特殊信用。
在泡沫經濟時期，粵海盲目擴大規模，到處舉債。境外投資者和銀行把“窗口公司信用”視作政府信用，對公司財務狀況不嚴格審查。根據香港廉政公署的指控，粵海持多數股的一間香港上市公司存在嚴重的虛開信用證問題，共計幾十單，涉及幾十家銀行，時間長達數年。其間，竟沒有一家銀行對其中任何一單虛假的交易憑證提出質疑。一位銀行人士間接說出了銀行內部存在的管理漏洞：“我們正是相信中資國有企業或中資國有企業控制的上市公司有能力償付貸款本息，才放松了對其申請信用證資料的審查。”
大量資金流進粵海，然后又通過各種方式流失了，從而埋下了支付危機的隱患。擺在粵海公司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破產或者重組。廣東省政府負責地選擇了重組。但是，當粵海宣布重組并暫停還債時，不少債權人始而震驚，繼而怒不可遏，有人甚至揚言：今后絕不再給中資企業貸款。
境外中資企業信用和作為背景的政府信用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廣東省委、省政府決定以此為契機，向“窗口公司信用”告別，避免因政府替企業還債可能引發比現實支付風險更加嚴重的道德風險。
廣東省政府通過重組顧問向債權人嚴正指出：“窗口公司信用”其實是一種拋棄了監督與制約的特殊信用形式，本身就存在道德風險。銀行做出向粵海公司發放貸款的高風險決策，但責任卻要由廣東省政府來承擔——銀行既要按利率收回貸款本息，又想享受類似政府信用一樣的資金安全性。銀行規避了全部風險，卻讓廣東省政府承擔了道德風險，這完全不符合國際市場的“游戲規則”
重組成功
“粵海重組”之路是異常復雜而且艱難的。第一個重組方案才出臺，談判雙方便立刻形成對峙。
債權人尤其是債權銀行態度強硬，聲稱粵海是廣東省開辦的“窗口公司”，政府要負責清償全部債務本息。廣東省政府明確表示：“粵海公司資不抵債并非政府干預所致，歸因于企業的自主經濟行為，應由企業自身負責。而且放貸銀行在審核與監督方面也須負一定責任，雙方應共同承擔經濟損失。”畢馬威的審計報告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詳盡依據。
談判桌上，債權人不肯削債，廣東省不準備把粵海的債務全部背下來，雙方都擔心“多米諾骨牌效應”。其他欠債“窗口公司”都紛起效仿。
廣東省政府一再強調：“‘粵海重組’是一個商業行為而不是政治行為，債權人應同廣東省政府的專業顧問進行談判，以達致雙方滿意的商業性重組計劃。”為了顯示誠意，同時不使重組后的新粵海只成為一個簡單的“還債機器”，廣東省政府經慎重研究決定，將價值22億美元以上的東深供水工程這一優質項目資產注入粵海，為重組談判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經過與境外債權人多輪十分艱難的談判，終于在兩年后的2000年12月成功重組了粵海公司的巨額債務，平均削債率達42.78%。重組后的新粵海總資產約483億港元，總負債約339億港元，資產負債比例為67%，與重組前相比得到明顯改善。
為重組粵海，廣東省政府付出的代價共30.20億美元，除東深供水工程項目外，主要是為粵海和南粵代墊的利息、重組顧問費和其它費用8.2億美元。如果扣除已轉變為債權的部分，廣東省政府的凈投入為20.10億美元以上。與全體債權人削債21.16億美元相比較，結果大體符合雙方共同承擔經濟損失的重組目標。新粵海的誕生同時也體現了談判雙方有機會收回損失、甚至獲得更多回報的前景，是一個“雙贏”的債務重組方案。
參與“粵海重組”的中介機構陣容之強大，在世界企業重組史上也是少有的。由于重組所涉的財務和法律問題異常復雜，債務人和債權人雙方聘請的中介機構超過100家，包括高盛、畢馬威、謝爾曼、齊伯禮、羅賓咸、標準普爾等世界知名的投資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評級機構。債權人、債務人雙方按照國際慣例進行談判，最終形成一個近乎完美無缺、凝聚了金融、會計、法律知識與經驗的重組方案。
最近，“粵海重組”項目被國際權威雜志《國際金融評論》評為2001年度“亞洲最佳重組交易”。該雜志發表文章說，“粵海重組”是亞洲有史以來最大、最復雜的債務重組，充分展示了廣東省政府對高透明度、平等公正重組的認同和支持，這種情況以往在中國相當罕見，被廣泛喻為市場對中國各省、市政府公司重拾信心的標志。
“粵海重組”不僅為廣東省全面化解地方金融風險贏得了寶貴時間，而且也為廣東及全國其他同類企業的重組創造了條件，積累了經驗。據了解，由福建省在香港設立的華閩公司等一批境外中資企業，眼下正在按照粵海模式進行重組。
粵海新生
粵海公司重組后，處境依然十分嚴峻，還本付息的壓力依然很大。而且，新粵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將很難在市場上借到資金。廣東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粵海重組后的發展問題，調整完善了對原公司的管理框架，成立了全資擁有的國有資產授權管理公司——廣東粵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負責管理重組后的新粵海。
廣東省委、省政府對新粵海的領導班子提出要求，希望重組后的粵海不僅僅是一部還債機器，而是認真總結粵海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按照國際慣例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把新粵海組建成能在金融市場上自主融資、嚴格遵守香港和其它有關國家、地區的法律，以支持廣東經濟發展和以利潤最大化為經營目標的股份制企業。
新粵海致力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國際慣例從ABC做起。
過去，粵海共有8級企業，每級企業的經營管理者都有設立新公司和辦事處的權力，其結果是機構越來越多，管理跨度越來越大，最終造成管理失控。粵海各級公司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設立的辦事處多達33家，其中僅在廣州就有22家。這些辦事處共有員工177人、汽車58輛、摩托車4輛，擁有房屋47套和辦公樓一批，有的還自己辦公司。1999年辦事處開支多達1892萬元人民幣，其中僅汽車費用就多達238萬元。
針對原公司的種種弊端，新粵海先后在集團內頒布17條禁令，主要包括：嚴格控制設立機構，堅決消滅外賬，控制公司信用卡的開支范圍和規模，嚴禁代其它企業虛開信用證，盡力壓縮不正常的費用開支，加強董事會對經營班子的監督，建立財務總監與董事長、總經理之間互相制約和監督機制，嚴格管理對外投資、貸款和擔保等。
“國企搞不好，原因不在所有制，而在于經營機制不符合市場規律。”新粵海董事會認為，“該關的一定要關，該裁的一定要裁，該撤的一定要撤，該給的一定要給夠，該管的必須管住。”
去年新粵海迅速關閉和處理了全部80家毛虧損企業，這些企業每年大約流失現金6億至8億港元。粵海公司原來的2.3萬名員工，目前只剩下一半，雖然花了大筆遣散費，但公司認為總比養起來要省錢得多。過去，國有企業經營者只要不把錢裝進自己腰包里就行，現在新粵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要造成虧損就是“過”，就一律按照現代企業法則予以撤職。原來駐港中資企業管理人員與香港本地人員的收入差距較大，公司搞好搞壞個人無所謂。現在新粵海按績效給管理人員提成，充分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新粵海按照專業化公司方向，把投資主要集中在基礎建設、公用事業及其相關的高科技產業上。2001年是新粵海運行第一年，1至11月實現稅前利潤5.21億港元，在上年同期虧損的基礎上增收17.44億港元，其中30%以上是通過加大改革力度、改變經營管理機制等努力取得的。粵海通過重組獲得了新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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