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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財富》副總編傅樺
2002年1月2日傳來消息，歐亞農業(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突然大幅滑坡。一個小時內，歐亞農業(0932.HK)的股價下跌了整整10%。
當日，歐亞農業股價的最高跌幅達25%，成交額6954萬元。收盤時歐亞農業跌幅仍超過 18%，成交1.1億股。
從各個方面得到的消息是：從2001年12月到2002年1月，格林柯爾在香港被沽空13個億，歐亞農業最高時股價被打壓近26%。同時引發了香港股市上的中國民營企業"股災"，5、6家民營企業股價大幅度下滑。
聯想起不久前的"格林柯爾"新聞事件，一個月前剛剛從沈陽采訪回來的本刊記者立刻感覺到了一絲寒意--某種潛流正在向中國民營企業襲來。
1月7日晚,記者撥通了楊斌的電話。
歐亞集團遭襲擊
正準備第二天到香港的楊斌很平靜地告訴記者，某些基金對國內企業有偏見，這次行動是沖著所有在香港上市民營企業來的。
"我經歷了多年的風風雨雨，相信我會平息這場風波。我會到歐洲去向我的客戶、合作者和我的投資商們作解釋，"楊斌說，"壓低買進,是西方資本市場常見的方法，但這次他們的操作動用了這樣的力量和手段，很明顯是針對整個大陸的民營企業來的，這是我們沒有意料到的。"
事件的緣由來自于歐洲投資銀行瑞銀華寶。1月2日，該機構駐香港分析員張化橋向外界表示，預定3日出版的道-瓊斯旗下《遠東經濟評論》雜志，將會刊發質疑歐亞農業主席楊斌資金來源的報道。
事實上，刊登相關文章的《遠東經濟評論》到10日才出版。
《遠東經濟評論》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短短10年間，楊斌的個人財富從當初1個多億人民幣，迅速成長到總值75億的"農業王國"，聚集過程之短，確實讓人咋舌。2001年10月，楊斌又被美國《福布斯》雜志評為中國內地100名首富中的第二位，讓人驚訝。
但該《評論》的報道并沒有像張化橋透露的那樣質疑楊斌的資金來源，只是對楊斌的商業秘密感到好奇。《遠東經濟評論》根據他們得到的部分材料推斷：可能因為楊斌控制的歐亞實業的主要資產荷蘭村項目存在某些問題，當時分拆歐亞農業上市時，楊斌才沒有將這塊資產裝進上市公司。
當然，《遠東經濟評論》也透露出這樣的信息：美國的好幾家銀行正準備在2003年對荷蘭村進行投資，這與瑞銀華寶對外"透露"的"利空"消息正好相反。
但是，雪崩似的跌價已經在1月2日上午開始了，提前得到"投資忠告"的基金經理們大量拋售手中的歐亞農業股票。
2002年1月16日，仔細閱讀了《遠東經濟評論》的本刊記者再次撥通了楊斌的電話，楊斌說，《遠東經濟評論》的數據不準，他們現在采取低調，正在尋求法律的支持。
2002年1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表示對證券業因虛假信息引起的民事糾紛可以立案，進入司法程序。同時有專家指出，與此相對應，關于上市公司的不實報道所引起的對上市公司和股東的傷害，也應該進入司法程序予以追究。
歐亞集團的財務總監閻闖質疑一些投行在此次事件中的動機，認為在雜志未出版前便有人泄露文章內容，"是故意渲染事件的嚴重性。"
而一向對資本市場不甚了了的楊斌，也從1月2日歐亞農業的股票走勢圖那條觸目驚心的下墜直線上看出了問題："這顯然是有人意圖打壓股價，低進高出。"
楊斌在解釋荷蘭村項目盈利潛力時顯得很自信。他說荷蘭村三分之二是農業項目，地產只占很小部分，共30萬方米的別墅樓，部分已售出，每平米樓價為3000元人民幣。
有人認為歐亞農業向歐亞實業購買辦公樓和溫室,實際就是將上市公司的資金套現給了荷蘭村，此次股價下跌也就在情理之中。這樣的邏輯遭到了閻闖的駁斥。他向記者解釋了兩樁交易的合理性：歐亞農業發展需要有一個好的辦公條件，買進辦公樓合情合理；將歐亞實業的溫室賣給歐亞農業，則是因為歐亞農業上市前，香港聯交所即要求歐亞實業年內將與歐亞農業存在競爭的業務轉讓給上市公司，而當時10公頃溫室還在辦理土地手續，所以轉讓只得等到年底。
閻闖還進一步明確了上市所籌的6億港幣去處：3.8億建溫室，0.7億搞科研，0.2億用于建設分銷渠道，其余用作流動資金。
楊斌也多次解釋歐亞用7000萬港元購入的辦公大樓，其實包括實驗室及寫字樓兩部分。目前歐亞與歐亞實業共用辦公室，收購行為是為避免關聯交易，而作價經過美國評估公司評定。
2001年7月，在香港投行工商東亞的策劃下，整合了楊斌在內地的荷蘭村農業基地和其他6個內地農業基地的資產，成立了歐亞農業(控股)，并在香港主板上市，籌得資金7億港元。在百慕大注冊的歐亞農業(控股)有限公司中，楊斌絕對控股，擁有75%的股份。
(關于歐亞集團的詳細資料，讀者可以參考本刊2001年12月號專訪文章：《腰纏百億的農民》或在sina網上查詢。)
"這次事件對歐亞集團影響很大，有聲譽方面，也有資本方面，但我想是暫時的。"楊斌說。
其實，早在格林柯爾風波發生后，一些香港的專業機構已經對民營企業的賬目格外留神。新任香港會計師公會主席兼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合伙人稱："內地民企管理層素質普遍偏低，民企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比紅籌、H股還要大。"
實際上，海外投資者或傳媒往往對內地民企大股東了解較少，而民企富豪賺第一桶金的過程，往往充滿神秘感。
一些專家分析說，這是內地民企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所必須承受的陣痛。處于是非旋渦的內地企業，應盡快主動調整，提高企業運作透明度、監管自律意識，以適應國際規則。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被某些勢力鯨吞，如何保障中國民營企業健康發展、不受損害的權益。
楊斌說："我們是沖出來的一撥，有責任為所有民營企業鼓呼。"出了事情后，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要向基金經理們、向投資者澄清一切，對投資人負責，之后才想到追究責任的問題。
事件發生后，各家媒體爭相報道，《21世紀經濟報道》隨即刊登記者署名文章：《股票雪崩"黑馬富豪"香港被狙擊歐亞農業竟成"格林柯爾"第二？》
格林柯爾起風波
與歐亞集團持荷蘭護照的楊斌不同，格林柯爾的老總顧雛軍是一位持中國護照的科技型企業家。他們類似的海外商業經歷，使這兩家公司都能熟練運用國際資本市場規律，投資中國政府鼓勵發展的行業。也許正因為他們與其他民營企業不同的背景，得以在香港順利上市。
"格林柯爾收購科龍"的消息爆出之后，"格林柯爾"一詞即刻引發媒體極大興趣。敏感的記者翻開網頁一查，原來格林柯爾的老總顧雛軍，就是曾經在學術界有過爭論的"顧氏循環理論"的創始人。
12月5日，國內三家媒體幾乎同時發表文章，對格林柯爾公司在資本運作、關鍵技術、管理營銷等方面提出質疑。
第二天，格林柯爾在香港創業板的上市公司股價狂泄。僅在12月6日、7日兩天時間里，股價就從3.5元跌到2.55元，市值損失了10億港幣。有人給格林柯爾董事會主席顧雛軍打去電話問："老顧，你是不是碰上9·11了？"
個別媒體的推論是：顧氏循環理論有問題，所以格林柯爾制冷劑有問題；格林柯爾制冷劑有問題，所以格林柯爾有問題；格林柯爾有問題，所以顧雛軍有問題。顧雛軍認為，"這種邏輯推理比較荒唐，事先沒有采訪我，就先給我'定罪'。如果說我是騙子，為什么國外媒體沒有說我是騙子？《能源》雜志是國內外知名的雜志，我的文章能在《能源》發表，說明達到了一定的水準。格林柯爾制冷劑獲得了美國專利局的審查，難道美國的審查員也有問題？格林柯爾在香港上市，由國際5大會計公司之一負責財務審計，難道這樣的審計公司也給騙了？"
12月10日下午，"深感受傷"的顧雛軍在北京長城飯店，面對京穗港50余家媒體記者，一再強調新聞媒體要尊重事實。
針對12年前的"顧氏循環理論"大爭論，曾與顧雛軍同在一個教研室共事的天津大學教授張啟在發布會上發表看法，認為要把學術爭論與商業運作區分開，顧雛軍的理論研究成果該不該叫"顧氏循環理論"，只是個名稱問題。張啟提出，媒體在作專業性報道時，要弄清基本的學術內涵。現在全球還沒有一個完全替代氟里昂的無氟產品，格林柯爾制冷劑作為CFC的替代產品，肯定能節能，即使是替代一部分，大方向也是正確的，應該得到大家的支持。
事實上，顧雛軍在歐洲市場是成功的。1990年，一個英國制冷生產商看中了他的新技術，邀請他以技術入股。顧雛軍從環保市場還不完善的中國大陸進入歐洲，在這里，他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發展空間。重環保的歐洲規定，1990年12月1日起禁止氟里昂生產，在歐洲已有的氟里昂替代物中，顧雛軍認為還沒有超過自己的混合型制冷劑的。憑借技術優勢，1990年到1995年，顧雛軍在歐洲發展很順利，因為這段時間別人出廠房、資金，他出技術，靠出售符合歐洲環保標準的制冷劑賺錢分紅。
在以后的日子里，顧雛軍開始投資天津，開辦了中國第一家環保制冷劑加工廠。
顧雛軍說："我們完全是按正常的有關法律程序收購的。我沒有收購科龍的H股，搞惡意收購，而是堅持收購科龍的法人股，本意是想保持市場的平穩過渡，利用中國加入WTO的有利時機，通過格林柯爾的優良資產注入，幫助科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打造新的產業鏈，將科龍變成一個外向型企業。"
顧雛軍說，收購科龍是收購不能上市流通的法人股，如果一個財經記者連起碼的資本市場常識都不具備就敢在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評價上市公司，這在正常情況下是不可思議的。
顧雛軍說，"這是一場由競爭對手發起的、蓄謀已久的詆毀行為，主要責任不在新聞媒體，而是記者受到誤導所致。到目前為止，公司還沒有想通過法律手段追究媒體的責任。做企業還是以和為貴，在中國與媒體打官司，即使贏了，也是傷痕累累。"
媒體見面會后，一向以嚴謹著稱的《中國企業家》雜志以《不一樣的并購味道》為題刊登記者調查，關注一個受傷的企業家命運。
兩次親密接觸
兩次"接觸"讓顧雛軍記憶猶新，一次是機遇，伴隨著機遇的另一次是幾乎將他擊倒的"新聞"危機，而這兩次"親密接觸"都聚集在對科龍的收購上。
"我沒有想到，我們帶著資金進入大陸投資，會遇到如此巨大的壓力。而這次危機恰恰來自最應該支持民營企業的國內媒體。"顧雛軍說。
2001年初，格林柯爾曾經與容桂鎮進行接觸，當時容桂鎮黨委書記鄧偉根(現任順德市委副書記)在談到容桂鎮的發展規劃時，提到兩個重要的內容：一是容桂鎮政府會繼續走"小政府、大社會"的路子，政府會從企業中完全徹底地退出來，二是希望改變當地大裝配、小工業的產業格局，引進核心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提高當地企業的贏利能力和競爭實力。
鄧偉根是研究產業經濟的博士，對西方產業經濟的變遷史非常熟悉。他知道，核心技術不在我們手上，就很難改變順德相對零散的產業格局。有人說，中山市的產業結構很好，需要的是體制改革，而順德的體制問題解決得很好，重要的是產業結構需要調整。
格林柯爾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信息，過去他們對這個行業在國內外的情況一直在進行追蹤調查，他們發現，在引進外力調整產業結構、尋找先進技術實現產業升級上，容桂鎮政府的想法與他們不謀而合。
容桂鎮政府的想法讓顧總的兩個'打通'思路和他的制冷核心技術在國內的企業找到了立足點，他開始調整格林柯爾在國內的戰略布局，把目光從歐洲和美國轉向了中國南方。
當時的科龍也在進行改革，但他們的戰略眼光主要放在營銷上。但是，科龍的各級領導層都知道，經過多年市場拼殺的中國家電業，在中國市場上已經沒有多大的空間了。
1998年，顧雛軍在APEC會上曾經宣讀過一篇論文--《中國應融入世界》，提出了自己的經營思想，
"兼并和重組，是資源的更合理的組合，國際市場上的視野，不僅是產品市場，在技術和資本上也不要有框框。資本運作已經發展到如此階段，不用所有的工作都自己來做。國際化的分工，資本運作的分階段進入和退出機制，已經與我們過去的經營理念不同，"顧雛軍說。而他所說的兩個打通，是指產品市場的國內外打通，技術研發的國內與國外打通。
但那時許多條件還未成熟。如果他的計劃基本順利，他所熟悉的國際市場和即將出現的國內家電新趨勢，將帶給格林柯爾一個巨大的新市場，這是他夢想了多年的機遇。
按照他的計劃，科龍完全可以走向世界，他和他的團隊在國際資本市場和國際家電市場的經驗與核心技術優勢，就可以完全發揮出來。
雖然接下來的談判充滿艱辛和壓力，但這都不如后來始料不及的"傳媒風波"讓他費心--一下損失了13個億！
我們做錯了什么？
媒體風波來自于某些媒體過分的好奇。一些媒體百思不得其解，不斷詰問格林柯爾如何"忽然從國外回來就有了錢"的原因。
其實，即使在號稱新聞自由的西方國家，一個企業家也有權利不告訴你他的全部商業秘密，這是起碼的商業道德和隱私。
"我只想成為一個企業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作為企業家而被人尊重"，顧雛軍說。
尊重，也包括尊重企業的商業秘密。
而現在，他們究竟做錯了什么，招致這樣的待遇？
"我們收購科龍的最大目標就是希望以科龍和格林科爾聯手，使科龍公司以內向型為主轉為外向型為主。"
顧雛軍這么多年在國外發展，有良好的國外市場，這是他的優勢。"如果我們能同時收購一家國外的空調或制冷公司，讓它來向科龍訂貨，我們就會有合理的利潤(reasonable profit)空間，就是說國外這家訂貨公司會把足夠的利潤分給國內廠家。如果我們收購一家美國或歐洲公司，我們控制那家公司，我們就會在利潤上做合理的分配，讓大家都不要牟取暴利，讓中國公司有利潤投入到再生產和技術革新中去，這樣才會有持續的競爭力。"
利用他們收購科龍的強大動力，如果沒有這次新聞事件的話，顧雛軍們再順利收購另一家美國公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從2001年5、6月份開始我們同時與美國好幾家公司在談判，希望完成一家美國空調領域制造業的收購。我們希望憑科龍和我們兩家的力量能夠收購一家美國公司，這將給我們很大的機會。收購科龍是我躊躇滿志的時候，9.11以后，美國許多公司的價錢降得很低，非常便宜，這個時候如果能使我們雙方的股價特別是我們的股價上去的話，通過換股，或我個人通過比較高的股價去融資，或用我個人的公司去收購一家美國公司等等，都可以創造很大的商業價值。"
但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了。來自新聞界的質疑，使專注于產業和資本市場的顧雛軍猝不及防，一連串的打擊使得這個企業的元氣大傷。
度過危機的格林柯爾沒有想起訴曾經傷害過他的媒體。
他只希望這能成為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教訓，一個本不應該由民營企業獨立承擔的慘痛教訓："現在的新聞應該更負責一些，全面的，有責任感地報道經濟領域。有時，僅僅從新聞的角度出發，看到的恰恰不是事情的本質和真相，報道引起的結果也不是這些媒體的本意"。
"對中國民營企業實施災難性的攻擊，我認為是不公道的，一方面，攻擊要有證據，不能想當然，不能對一個公司的資本情況都不了解，就去說一些不應該說的問題，這樣做對一個企業是相當不負責任的。從37億的市值掉到17億，最多時我們掉了20個億，"顧雛軍說，幸虧他們公司沒有拿股票去抵押貸款，"如果哪怕用一半的股票去借款，這次我就得被迫平倉。當時我有6億2千萬股，最高時我有20個億的市值，如果抵押貸款，我在香港可以貸到6億港幣。而現在6億2千萬股的市值只有17億市值，也就是說只有10億港幣，如果按30%來算的話，我只能貸3億港幣，如果當時我做了抵押貸款，我就會有3億港幣的漏洞，這時銀行會讓我平倉，平倉的話我就完蛋了。"
這次能逃過一劫，更重要的原因是格林柯爾是個工程公司，有了工程才會去備料、備貨，資金風險不大，這和一般的生產公司不一樣。
雖然這次股價對運行面和資本面沒有那么大的影響，但管理層還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這個企業以前的資金不是很豐裕的話，這種莫名其妙的打擊有可能讓一個企業徹底倒閉。
猜測性報道引發危機
有些記者也許當初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在當時的中國A股市場上，隨便怎么炒，股票也不會掉到沒有底的份上。但香港則不一樣，它是高度發達的經濟地區，與世界經濟接軌。"香港經濟本來就有不負責的券商在推波助瀾，我們這個狀況不完全是因為國內的新聞。歐亞集團與我們有同樣的看法。雖然我們公司的經營是健康的，我們的市場政策也適合中國國情，我們公司的贏利也是正常的，但當有某些客觀原因導致某些人推波助瀾時，香港的投資者對中國企業那種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就會冒出來。而國內的一些新聞則幫助了這種潛意識的滋生"。
有人說進入WTO后中國不會被外國人打挎，中國人很聰明，會創造各種各樣的方法與外國人競爭，但會被中國人自己打挎，會自己斗得你死我活。
顧雛軍說，98年回國，在上市之前，他在國內投資有3.8億港幣，全是從國外打進來的，"我們為中國做了這么多的貢獻，作為交稅大戶，受到當地政府地表彰。在海南還獲得稅務獎金。我不明白，為什么忽然就有這么多莫須有的罪名。我們上市后募集的資金也進入了中國，對中國經濟的推動是起了作用的，但我們出了新聞事件后，得到的保護卻很少。"
顧雛軍最傷心的是，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中國民營企業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還很低下，在中國投資的民營企業家感到很頭疼，風險太大，缺少必要的保護，處于很被動的環境。如果國營企業遭到類似的攻擊，當地政府馬上就會站出來跟新聞界理論，那么最后肯定會有一個說法。像我們這樣的企業，除了打官司，沒有別的辦法，在中國與媒體打官司又是不現實的。
畢竟在香港上市的中國民企是中國民企的佼佼者，如果這個企業得經營很糟糕的話，它不可能在香港上市。能夠在香港上市的民企，它的經營和管理都是比較規范的，它經得起國際會計師準則的審核。如果這樣的企業都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多的問題的話，那么中國企業可能就大有問題了，這對中國企業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善良的顧雛軍愿意從正面去考慮，但他仍然不明白國內的媒體會對自己的企業作出這樣的事情。"如果真的能抓出一個作假的公司，監督它，我們歡迎。大家都希望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民企最希望如此。但捕風捉影不可以。這些人可能并沒意識到我們會受到這么重的打擊，可能會以為我們的市值會掉下10%或20%的，但沒有人會意識到我們會掉60%。因為中國A股股民很了解中國的企業，所以無論媒體怎么說，都不會有多大的影響，但外國股民不了解中國企業，他們完全相信媒體"。
"我覺得受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任何一個企業代表一個國家的財富根源，不管什么樣的企業，民企也好，國企也好，都是各種各樣的經濟實體在支撐國民經濟產值，支持整個社會財富的。如果通過莫須有的東西讓一個公司陷入困境，就極不正常。"
"稍稍懂點經濟的人應該看得出來，H股在香港跌得很慘，很多股跌到凈價以下，科龍股進市時是4塊錢，停牌前是1塊2。你說1塊2買進4塊錢的資產合適嗎？這是不公平的，這在國外是很少見的，除非它的經營很糟糕，但科龍并不是這樣的。科龍的生產和銷售在去年是有大幅度的增長的，這樣的公司受到的沖擊太大了。紅籌股也是，中國A股的股市也是這樣"。
"我們這時并購科龍，是在尋找共同的發展機會，避免科龍在資本市場的損失。"
"如果我們的民營科技企業不行，國企也不行，那中國還有哪種企業行呢？是不是只有餐館行？
民營企業的"脆弱"
對這次新聞事件引發的股市風波，顧雛軍有幾點思考：
第一，這個事件并不是因為中國民企的透明度不夠，而主要是國外投資者對中國民營企業界有一種不信任的潛意識，恰好有很多人迎合了這種潛意識，導致了這一事件。
"當年我收購美國那家公司時，我在華爾街活動了半年多時間，當道瓊斯往上漲，這個公司的報價從1.8漲到2.6，期間我一直在尋找別的投資者來幫助我來收購，但后來我沒有得到支持，這并不能說明我的理由不充分，也不是說我收購公司錯了，而是我們之間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
顧雛軍說，要消除外國這種不信任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國外上市，接受國際會計師準則的監督和審計。可是這次一些莫名其妙的推波助瀾喚起了人們一些潛意識的東西，使得整個板塊都受到沖擊。這對民營企業的國際形象和今后的國外融資都是一次災難性的打擊。"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某些人的需要，但在香港這樣的地方，有一點是肯定的，任何一次股票的慘跌不可能后面沒有東西，不可能沒有金融界的大鱷。20億的錢沒有了，到哪里去了？有多少損失就有多少人賺了。至于后面的東西是什么，現在還不得而知。"
第二，顧雛軍說，這次事件給中國自己的媒體上了一課。一些捕風捉影的事，對中國整個民營企業的創傷之大可能是中國某些媒體始料未及的。"我看當初的始作俑者也沒有想到會有這么大的打擊，我想對他們的人生也會有些負面的影響。他們會意識到世界上有些人對中國企業的不信任的潛意識有多么可怕，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不明白，那么他們對世界經濟和財經，對金融和股市的理解就實在是太平庸了，也比較可憐了"。
顧雛軍說，他希望這次事件能夠喚醒中國媒體對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大潮和暗流中那種艱辛與困難的理解。中國應該以一種平常的心態來理解中國企業在國外的發展，對中國的企業應該多一點愛護。監管意味著規范，意味著大家都在公平的同樣的條件下競爭，"特別是金融界的事情，一旦有點風吹草動都是很可怕的事情。這是這些媒體想像不到的，他們不知道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者心目中有多么脆弱"。
"如果猜測性的報道導致一個企業受到嚴重損失，就值得中國新聞界的從業人員，特別是財經媒體的從業人員深刻反思"。
今年是民營企業的上市年，民營企業在海外上市會越來越多，如果對中國企業的打擊太大，將會對民營企業在海外的上市蒙上很大的陰影，并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從陰影中走出來的格林柯爾，正在集中精力處理好科龍的過渡、管理和發展戰略、資金調配問題，讓科龍迅速進入新的格局。
那么，他們在科龍的狀況究竟怎樣？
本刊記者在采訪完顧雛軍后，從深圳趕到順德，拜訪了科龍新任常務副總裁、董事局副主席劉從夢。
劉從夢：在穩定的過渡中贏利
有人說，創業17年，科龍經歷了潘寧時代、王國端時代、徐鐵峰時代，現在進入國際化的顧雛軍和劉從夢時代。2001年4月，劉從夢率領的四人項目小組進入順德，與政府和科龍及金融機構等接觸。
當地政府對格林柯爾是做什么的還不太清楚。為期半年艱苦而又難忘的談判開始了，有時談判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在堅持大的原則基礎上，雙方都有容讓的精神，順德這個108萬人口的城市，從政府到百姓都很實在，你到了這里，就知道為什么這是一片孕育名牌的土地：科龍、美的、萬家樂、廣東北電……順德人不排外，工人是當地的多，中高層管理者大多是外地的，它具有成為國際化產業基地的條件，這是搞產業經濟的沃土。"
2001年11月16號，劉從夢正式進駐科龍，開始了他在這片沃土上新的創業歷程。
初次接觸，感覺劉從夢的風格是穩健中透著熱情，"一切盡在掌握之中"。56歲的劉從夢，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少10歲。
劉從夢，原國家農業部外事司司長，參加過多次對外談判，接觸了大量的經濟技術合作與外交，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資源。進入格林柯爾前，他曾經到格林柯爾在天津的工廠考察過三次，同時向國家環保局進行了詳細的咨詢。1998年，53歲的劉從夢做出了自己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決定，辭去農業部國際司司長的職務，開始進入格林柯爾，驗證他作為企業管理者的能力。
如果說顧雛軍是一個技術型的戰略家，那么，劉從夢就是一個熱情而堅定的管理者。
作為科龍新任常務副總裁，劉從夢更多地擔當起溝通管理層和董事會的作用。
劉從夢剛進駐科龍時，科龍上上下下基本上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因為格林柯爾和原來的大股東們有一個聯合辦公室。
劉從夢首先參加了科龍在海南的營銷峰會，使他們建立信心，讓他們知道新的管理者來了，也讓他們知道經營班子基本上不動。
"目前最重要的是穩定基本隊伍，這是12000多人的大企業，中層干部有400人左右，如果整個班子和員工隊伍不穩定，將對整個企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現有大多數人員是優秀的，是科龍寶貴的財富，"劉從夢說。
"我們宣布了3個基本不變政策：管理層基本不變，研發體系和研發項目基本不變，銷售政策基本不變，希望能實現平穩過渡。"
現在，格林柯爾進入科龍管理層的有3個人：常務副總裁劉從夢，財務副總裁麥建光，負責公關企劃的副總裁嚴友松。
"負責生產的副總、負責科研開發的副總仍在原崗位上積極工作，這是本著誰投資誰負責，充分依靠科龍管理層的原則來安排的"，劉從夢說，"目前，廣大職工情緒較穩定，我們與冰箱、空調、配件、營銷分公司及公司的下屬部門分別開了5～6次座談會，進入科龍的第一件事，是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再做決策，而不是下車伊始，伊里哇啦"。
為了避免人心浮動，他們召開了兩次中層干部會，表明新董事會對科龍的態度：希望科龍成為全球最好的冰箱和空調生產廠家，希望科龍成為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同時，新成立的董事會表明，科龍的職工待遇不會受到損害，年底的雙薪和過去管理者承諾的獎勵不會發生改變，劉從夢說這樣有利于保護員工利益，保證一個企業合理政策的延續性、企業生命的延續性。
管理者的新概念
但是，科龍是發展了17年的公有制企業，現在，私有制企業進來合作，不可能不做變革，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可能不做革命。"當然，這一定是向著有利于企業發展、有利于職工利益改善、有利于戰略合作者、有利于中小股東利益的方面變革"，劉從夢對記者說。
"我們向中層干部打了招呼，科龍在體制上、技術上會有一場革命。當地政府看中格林柯爾的是兩點，一是看上了格林柯爾靈活的的企業經營體制，二是看上了我們是搞制冷專業的。同時，在銷售方面格林柯爾在國外的銷售網絡與科龍國內的營銷體系是互補的。只有這樣強強聯合，才能適應進入WTO以后的國際市場競爭"。
格林柯爾強調，一定要以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調整和完善科龍的經營管理，新上任的管理者正在向整個公司灌輸五個概念。
劉從夢他們灌輸的第一個概念，是要對中小股東負責，要對員工負責，就要賺錢，要贏利。
第二個概念，科學地節省開支。過去，包括政府部門都在提醒科龍：如果大家都在吃科龍，總有一天會把科龍吃垮。有一種說法，在科龍，打掃衛生的都可以發大財。現在的管理者開始要求每個部門都要講成本核算，比如，科龍這么多員工，每月吃盒飯都要4噸大米，如果每公斤大米成本降低一分錢，每月能節約多少？他們相信，只要大家都為企業著想，有了成本概念，每個環節都可以節省開支。
劉從夢說，新科龍的目標是：成本壓縮15到20個百分點。這些成本包括：生產成本、采購成本、營銷成本、管理成本等。
第三個概念，是在市場上下工夫。冰箱、空調的利潤空間已經不大了，要有新的市場，要通過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尋找更大的利潤空間，在產品創新上、營銷上下功夫。"我們有一個好的營銷網絡，有市場開發能力，但要提升銷售業績，增加盈利"，劉從夢很看重原有的銷售網絡。
第四個概念，是要調動每個營銷人員的積極性，用自己的熱情、智慧、責任，用我們的品牌去拓展市場。
第五個概念是激勵，對研發人員，有創意的，要設立創意獎。劉從夢說，董事會準備拿出相當數額的獎金獎勵他們；對營銷人員，所有的報酬都要與業績掛鉤，董事會承諾純利達到一個既定目標，就拿出一定比例來獎勵管理人員。
劉從夢說，現在的員工都希望看到科龍的變化，希望科龍在各方面有起色，新的管理者也希望通過改革，一年初見成效，三年逐步壯大，在家電行業成為數一數二的國際化企業。劉從夢認為，科龍現在在國際市場有三個機遇，一是入關后國際市場對環保家電的市場需求，二是在發達國家，傳統制造業正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三是當科龍的銷售網絡與格林柯爾在國際市場的操作能力高度銜接起來時，會跳出目前國內家電市場相對飽和的價格戰怪圈，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利潤空間。
剛剛走出"新聞風波"的顧雛軍和上任不久的劉從夢，已經在利用格林柯爾的環保技術和科龍的生產能力，與一些國家談整個市場的合作。劉從夢認為，現在的家電業擁有的核心技術已經非常有限，它只是有高技術含量的一個行業，而格林柯爾的環保技術上，已經占據了其中之一。空調的高效節能技術，冰箱的多種適用功能的開發，科龍的智能家電和即將推出的一些新產品，將開創科龍的一個新時代。
在順德，我們看到，經歷了媒體風波和并購、轉軌的科龍，正在順利過渡。
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責備
22日趕回北京的記者撥通了中國民營企業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厚義先生的電話。而本刊編輯部的另一名記者則在同一時間帶著問題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礻乃。
這些訪談可能會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中國民營企業的處境。
在目睹了科龍的發展后，我們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問題。
也許沒有誰在狙擊民營企業，也許這是我們的觀念在轉換的過程中所要付出的必要代價。一些看不見的聯系讓我們不得不產生聯想：入世前后中國股市的1000點理論、中國股市推倒重來論、某投資銀行的兩份報告、民營企業的全面受挫……，我們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時，是不是可以對我們的企業、我們的股民、我們的投資者多一些理性的關懷？
幾十億的損失由歐亞集團或格林柯爾這樣的民營企業來承擔，對每一個具體的企業和他們的股東來說，代價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雖然像楊斌、顧雛軍、李書福、史玉柱這樣的民營企業家們相信，無論你怎么設置障礙，這些坎兒都是會被邁過去的。但是，怎么過這個坎兒，也許會有更好的辦法。是溫和地跨過去，還是像巨人集團一樣倒掉重來？
入世，就意味著另一種競爭開始了。新的方式方法、新的打擊和風險，將以全新的方式沖擊人們的觀念，洗滌這個市場，連同市場上的資本、管理、未來，連同商業規范、法律、道德約束與新的行業規范。
同時，一向以監督別人為己任的媒體，也應該受到相應的監督與約束。
隨著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西方資本市場對中國的觀察方式要變,，態度也要轉變。
《遠東經濟評論》對歐亞集團帶有猜測性的報道來自不了解中國企業的西方媒體，可能會有某些偏見，但某些國內的記者以"調查"的名義把猜測揉進報道中，的確是我們的讀者沒有意料到的。
當我們的媒體發表與企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文章時，是不是應該對企業做一些更深入的調查和了解？當我們以財經記者的身份出現在企業面前時，我們的記者是不是應該具備更多的財經知識？如果因為我們對某些專業知識的欠缺而對企業造成了傷害，這是我們的記者和企業都不愿意看到的。
"本來西方國家就對中國企業有偏見，對中國企業不信任，現在，被他們抓到了來自我們的媒體提供的靶子：你看，連通過國際會計審核的中國企業都有問題，還有哪家中國企業值得信任？""親者痛，仇者快！就像被最信任的家鄉人從背后捅了一刀，"顧雛軍痛心地說。
我們不得不重提新聞自律的問題。否則我們將會失去我們的公信度，也就是說，將有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媒體。
如果企業在一夜之間因為媒體的"報道"引發幾十個億的損失，那么，我們真的無法保證我們的媒體不會被企業間的商業競爭所利用。
在平等的商業競爭面前我們缺點兒什么？
在采訪中，我們談得最多、感受最深的詞，是健康和發展。
如果僅僅從"民族"的角度來看問題，在市場上是不能健康發展的，缺點什么--競爭力。
如果僅僅從"新聞"的角度來看，缺乏深入、全面調查和專業化理解的報道是不健康的，缺點什么--對企業、社會健康發展的責任感；
如果僅僅從并購現象本身來看，而不去尋求并購的原因和未來發展的趨勢，是不健康的，缺點什么--寬廣的視野，這將約束我們走向更專業的資本市場和更豐富的未來；
如果僅僅以一個理論的命名權，否認一項技術的商業價值，是科學的片面，缺點什么--博大的胸懷，狹隘的心理將約束我們看不到更大的世界。
孤立、靜止、片面地看問題，與開放的WTO精神是相悖的。
值得欣慰的是，這兩家民營企業都憑自己的實力勉強度過了難關。那么，下一次呢？
"所有的事要自己扛"，民營企業沒有退路，民營企業也不能推卸矛盾，這是民營企業家心頭之苦。一個鄭百文，一個ST九州，翻翻ST國企，哪家沒有地方保護，哪家不給優惠政策--免息、鼓勵重組、減免稅收、輿論保護、企業家人身保障......但當民營企業受到不公正待遇時，誰來保衛民營企業？
"入世了，我們不需要特權，只需要一個公平的國民待遇。"民營企業家如是說。
國民待遇是什么呢？輿論監督的公平待遇，銀行的公平待遇，企業家身份的公平待遇，行業準入的公平待遇，稅收的公平待遇……，總之，需要投資大環境提供給我們的公平待遇。
我們真的需要要認真考慮，入世后，在激烈而又平等的商業競爭面前，我們與我們所面對的環境，究竟缺點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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