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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東京特約記者馬玉安文
今年以來，搖搖欲墜的日本經濟令身處東京金融區的銀行家們每天都如坐針毯。因為他們深知，在持續低迷的日本經濟形勢下，只要一家大型客戶破產，或者股票市場持續出現下跌，對他們來講將意味著什么。也許人們還清晰地記得，日本銀行業曾飽受泡沫經濟“后遺癥”———巨額不良債權的拖累后，幾乎全面陷入癱瘓的境地。因此，從今年年初開始， 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下大力氣，要對日本國內金融體系進行徹底整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收效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銀行業的處境非但沒有大的改觀，與前些年相比甚至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時至歲末，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日本銀行業依舊是痼疾纏身，處境十分艱難。
不良債權處理缺乏有效對策
日本的不良債權問題一直困擾著日本經濟，成為十年來日本經濟走向復蘇的最大絆腳石。巨額不良債權已經讓銀行消耗了大量的壞賬準備金。然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在處理不良債權的過程中，新增不良債權也在不斷產生，這些用于處理不良債權的支出不斷吞噬銀行微不足道的盈利。巨額不良債權，致使企業之間以相互信賴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分工、供給鏈條出現了萎縮，極大限制了企業的投資活動，成為迫使日本經濟出現長期停滯不前局面的一個重要因素。面對這種破壞機制，日本政府極力主張不良債權問題應當盡快處理，并將其視為結構改革中最優先的課題。
但是，在處理不良債權的過程中，對虧損企業的清理、產業的重組、裁員等造成了通貨緊縮的壓力。有關專家分析認為，在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依賴美國市場的出口與上一年相比正在減少的情況下，不良債權的處理與景氣動向沒有直接聯系，如果急于處理不良債權的話，日本經濟或許會出現“流動性陷阱”，日本經濟有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必要刻意地去急于處理不良債權。但需要指出的是，不良債權處理的遲緩會帶來經濟的停滯，因此，推進不良債權問題的處理，重要的是出臺遏止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防止新增不良債權的對策。
應該說，解決不良債權問題是重振日本銀行業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充分條件應該是通過強化收益體質與強化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的金融改革來推動金融機構向創新性的金融服務業方向邁進。至關重要的是要以收益體質的強化和不良債權問題作為教訓，確立健全的風險管理機制。
金融“航母”運作過于遲緩
泡沫經濟破滅以后在東京掀起了一股銀行大合并的浪潮，這一趨勢在2001年得以延續，并有進一步升級的趨勢。其目的不言而喻，與其說是為了增加銀行的盈利，還不如說是讓他們成為“大而不倒”的金融“巨無霸”。
但事態的發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從宣布合并到現在，這些大銀行大都處在籌劃和準備階段。其中最令并購者大傷腦筋的是如何將各自獨立的機構網點整合為一體。日本主管金融事務的官員極為惱火，他們認為，現階段日本國內各家銀行合并的進展速度過于緩慢。根據業內權威人士分析，這種整合在瑞穗金融集團(由第一勸業銀行、富士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三家合并組建)和日本聯合金融集團(由三和、東海、東洋信托等三家合并組建)這兩家“巨無霸”那里，將更是舉步維艱。由于這兩家金融集團均選擇了組建聯合控股公司的方式來實現融合，因而必然要比直接合并花費更多的時間。
然而，巨型“航母”并不意味著就是“最強”，也絕非理所當然地能“雄霸天下”。首先，這些銀行的合并盡管已經不是“近親聯姻”，但仍沒有走出“弱者聯合”的怪圈。應該指出的是，日本銀行間的合并是在各行實力明顯衰退的情況下進行的，合并后對資產的運用和管理將十分困難，總資產的盈利率(ROA)依然較低。從銀行合并較為成功的美國來看，歷來都是較強的銀行吞并較弱的銀行，并解雇較弱銀行的大部分經營領導層，通過加強對資產運用和管理，來提高盈利率。而日本銀行合并后，裁減的主要是銀行職員，單憑這一點是不會取得較大效果的。目前日本銀行主要向優良企業提供低息融資，而在美國，優良的企業不太依賴銀行，更多的是通過證券市場籌集資金。日本要想使銀行間的合并取得成效，必須改變目前的商業習慣，使優良企業靈活運用證券市場進行融資，而銀行的融資應轉向中小企業。
日元貶值也難以拯救頹勢
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促使日本越來越多的決策人士主張以日元貶值來增加出口，刺激國內景氣。那么，日元貶值政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日本經濟的頹勢，對于長期陷于低迷狀態的日本經濟能否就是一劑“靈丹妙藥”呢？
日元貶值將對亞洲國家造成巨大的打擊，其結果是日本對亞洲的出口不僅難以增加，反而還會減少。同時，日元貶值還會使日本的貿易條件惡化，并降低日本各銀行的融資能力，對日本國內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自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日元兌美元匯率的波動取代了美國經濟增長率波動，成為左右亞洲經濟景氣的最重要因素。在經歷了1986-1988年、1991-1995年，1999-2000年這三個日元升值期后，亞洲經濟快速增長。相反，1989-1990年、1997-1998年以及2001年的日元貶值期，亞洲經濟增長則放緩，而且增長率的高峰期和低谷期又恰好分別與亞洲經濟泡沫和泡沫崩潰期相重疊，由此可見，正是日元兌美元匯率波動引發了亞洲經濟的動蕩。從2000年初開始，日元的緩慢貶值與世界經濟的衰退同時制約了亞洲經濟的回升。
日元貶值將降低亞洲經濟增長率，主要是通過減少日本對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和降低亞洲國家的競爭力這兩個方面實現的。首先，日元貶值提高了日本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因此，日本的企業可以不必冒著風險特意將工廠移至海外，日本對亞洲的直接投資實際存在著一個非常明顯的傾向，那就是日元升值時活躍，日元貶值時低迷。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在世界市場上，由于亞洲國家的產品與日本產品相互競爭，所以亞洲國家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隨日元的升值或貶值而波動。日元貶值加上美國經濟減速引起股價暴跌和半導體市場不景氣，已經給亞洲國家的經濟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造成亞洲國家的出口急劇下降，經濟衰退更加嚴重。在亞洲經濟持續衰退的過程中，如果日元持續貶值，導致亞洲貨幣危機卷土重來的可能性會進一步增大。
就金融領域來看，日元貶值將進一步加重日本國內金融機構的“惜貸”現象，從而對日本經濟造成打擊。根據國際清算銀行關于資本充足率的規定，日本經營國際業務的銀行必須履行義務，資本充足率最低要維持在8%的水平。但是這些金融機構大部分海外融資(風險資產的一部分)是以美元計值的，當日元貶值時，折合為日元的風險資產則要上升。此外，在金融領域中，日元貶值還會降低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而膨脹。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日本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則會降低。為滿足國際清算銀行資本充足率最低比率，日本的銀行就必須通過增發股票或依賴政府注資來增加其資本金，否則就必須減少風險資產，如果選擇后者，則意味著銀行的融資能力將會相應降低。
日央行已漸感“體力”不支
日本經濟的下滑，導致股價下跌，股市低迷直接危及銀行業的經營，并引發了金融秩序的動蕩不安。日本有關方面指出，應當擴大實行金融“量的緩和”，有必要重新實行“零利率”政策，公開宣布有限制的通脹型貨幣政策，讓消費物價至少上升2%-3%。同時指出，日本銀行應當大量回購國債，放出足夠的資金，擴大金融資產效果，以此穩定金融，恢復股市。但這些“權宜之計”，缺乏“回春之力”，未能使日本的銀行業駛入正常運行的軌道。
“9·11”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后，日本央行不僅增強了對市場進行干預的緊迫感，而且還表示充分理解國際協調行動的重要性。日本央行在連續多次對日元匯價進行干預的同時，宣布要與下調利率的歐洲各國協調步驟，將官定貼現率由現行的年率0.25%降低到0.10%。這是日本銀行時隔7個月后第二次降息。日本央行希望官定貼現率降低后，金融機構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從日本銀行借到穩定的資金，以此來防止短期市場利率的暴漲。
面對需求疲軟所引發的通貨緊縮威脅，日本的政客們也感到“日本經濟陷入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他們希望日本央行能采取通貨膨脹政策，以阻止步入通貨緊縮的深淵，并紛紛要求央行采取所有可能的非傳統措施，恢復昔日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的輝煌。
日央行行長速水優在與自民黨激烈的辯論中指出，在一個由通貨緊縮引發經濟衰退的國家，實行通脹政策是極其困難和不明智的。盡管他一再不斷強調通脹目標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但是面對實際已降到零點的利率政策所起到的微弱效應，日本央行的選擇余地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日本央行將在密切關注股價變動等經濟形勢的同時，今后還將會進一步探討追加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的空間。但是，日本經濟的復蘇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事情。不知道日本央行面對來自國內巨大的分歧與壓力還能有多大的持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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