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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達亞太區副主席葉鶯
作為大清帝國葉赫那拉氏的后裔，100多年前，她的祖先面對一個東方帝國輝煌歷史的終結，一個向西方屈辱歷史的開始。100年后，造化弄人，作為一個“美國人”的她卻努力成為一座溝通東西方的“橋梁”，用另一種方式為中國的崛起做事。這不免讓人唏噓歷史的吊詭。
--《南風窗》記者袁衛東 發自上海、廣州
“一只大鳥，歷經43年，展翅飛翔，她有理想，有方向，越看越遠，她的名字叫海鷗；在旭日東升的海空，一只黃色大鳥，回到他熟悉的地方，展開74年前待續的篇章，他有理想，他有方向。他的名字叫柯達。兩個不同的企業，兩個不同的文化，在上海這片肥沃的土地上擁有了共同的理想。”當這段如詩般的告白在2001年9月18日柯達與海鷗合資的上海達海數碼相機項目典禮上響起時，掌聲如潮，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主持儀式的一位女性身上。
這是又一個長達4年的談判所造就的合作--柯達與上海、柯達與中國，他們各自數碼相機基地的構想在上海重合了。許多顯赫的名字與這個面向未來的項目連在了一起--中國經貿委主任李融榮、上海市長徐匡迪……而海鷗的總經理劉立喜最后卻說千萬不要忘記幕后那個真正“講故事的人”--葉鶯：柯達中國區副主席、亞太區副總裁兼對外事務部總經理。
此時，葉鶯才浮出水面！
當這個從1982年起就輾轉在廣州、香港、臺北、北京--一直在大中華區做美國商務外交官的女性，1997年突然加盟柯達在中國的“戰場”后，一個又一個不可思議的巨大項目在中國與柯達之間達成--從4年前震驚中外的“98協議”到現在的數碼相機基地項目，里面都有這個女性的身影。
她是解開1997年以來柯達與中國關系的一個關鍵人物。
為一個“性感”的項目而來
或許有一組數字能夠極其準確地勾勒出柯達1997年以來在中國巨大的運動軌跡：1996年，中國是柯達膠卷的第17大市場，2001年4月上升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市場，而據柯達的高層預測，5年之后中國將變為柯達在世界的第一大市場。5年之間，中國市場在柯達全球體系中飛速上升了15位，這是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飛躍。隨即就有一個同樣巨大的疑問：是什么讓變革來得如此迅猛？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從1998年開始，柯達與中國整個感光行業之間展開的那場巨大整合。“這是一個空前絕后的項目，柯達所進行的這個項目，不單是企業與企業，而且也是企業與政府，企業與整個感光行業的合作。”參與其間的人物用這樣激情的話語闡述。10億美元的投入、一口氣要吃下6個廠的大出血式動作、跨越6個省、10個城市、3個不同行業、跨越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大整合，在朱镕基總理與柯達前總裁裴學得親自拉開整個大幕后，一場巨大、艱難的談判開始了--這樣的談判當然需要高手。
此時，裴學得召喚葉鶯加盟柯達，而在此前他任摩托羅拉總裁時，就曾延請葉鶯加盟摩托羅拉。
那么，葉鶯此前是何許人也，竟引得裴學得如此贊賞？
或許，在1979年葉鶯作為NBC的女記者代表美國三大電視網出色完成鄧小平訪問美國的報道任務時，她此后的生命軌跡就在冥冥中只與一個主題有關了--中國。那的確是一個讓人值得永久回味的年代：中美建交，鄧小平訪美，美國的公路上第一次出現兩條龍：紅龍與白龍；中國人第一次走入美國中產階級家庭，了解了白宮、總統制，鄧小平戴上了牛仔帽“中國已經不再是槍桿子掛帥、政治掛帥，要走商務的路”，此時的葉鶯“扣上了非常重要的時間環節”，加入美國國務院，走出無冕之王的光環，進入外交界。
1982年作為美國商務外交官，葉鶯來到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方重鎮--廣州。“那是廣州的鼎盛時代，全世界最大的7個石油公司都在廣州，在開采石油的同時，大亞灣的核電站正在興建……全國許多經濟的重心都在廣州。”廣東已經開始了一場迄今看來依舊堪稱偉大的實驗--領跑中國。那時廣州只有兩個總領事館--日本、美國，最活躍的是美國領事館，最活躍的商務外交官是葉鶯，她為當時廣州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以至于1986年她離開廣州趕赴香港時，當時的《羊城晚報》為她寫了專門的報道--《再見廣州》。
中國南方正在狂飆突進的經濟運動，顯然讓葉鶯越來越深刻地領悟和把握了一個新興的中國和她賴以新生的力量。來到香港后，在香港商會，她做了一個《雙城記》的演講來比較香港與廣州：“在香港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而在廣州每一件事都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它走到所有城市的前面。”這些切身體驗的東西，實際也成為15年后，她決定以柯達使者的身份再續中國之旅的最根本的東西。
1992年，葉鶯來到臺北。1995年被調到北京，成為美國駐京外交官的第一位女性，當時是中美關系的低潮，李登輝剛從美國返回臺灣，商務成為中美關系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柱。葉鶯當一個職業外交官的夢想就這樣幾近完成，誰都知道來到中國政治心臟--北京開始外交生涯的意味。從1982年來到廣州歷經香港、臺北，再回到北京，在這4個地區長達15年的外交官生涯，使葉鶯幾乎見證了大中華區經濟的整體崛起。這是一筆無比寶貴的財富。而她作為商務外交官游走于政治、經濟之間，面見了眾多的大人物--這包括地方的“諸侯大員”，也包括中央的人物，形成了對中國事務真實深刻的見解。
此時，當柯達與中國面對這樣巨大的合作難題時，裴學得顯然深深明白葉鶯的分量，于是他一再召喚。
此前，“從沒有想過從商”的葉鶯被面前這個項目深深地吸引住了，這里所包含的挑戰與風險成為致命的誘惑。“那是一個極為性感的項目”，4年后，當葉鶯在廣州媒體面前依舊興奮難捺。為了一個“性感”的項目，葉鶯“心甘情愿離開美國政府的職位”，加盟柯達。這個隨之而來的“遺憾”就是，她不能再乘坐那輛車牌為“0004”的車，而且在拜會中央政府的大人物時，不能再走外交通道，而是要在門口等半天。
代號“七計劃”
這是一個談判高手的時代，在中國如此堅定而富有勇氣地要融入整個開放的世界時，一些人物便橫空出世了。龍永圖他們是將整個中國做為“一個項目”談了下來。而葉鶯他們是將柯達與中國整個感光行業的“合作”作為一個項目談了下來。這幾乎也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一個項目：跨越6個省份--遼寧、河北、天津、上海、江蘇、福建、廣東；10個城市和3個行業；談判耗時4年，談判的復雜程度，牽涉地區、部門和中央的廣泛讓人吃驚。中央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中央協調小組，由“兩委三部”組成--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化工部、輕工部、外經貿部，由吳邦國副總理任協調小組組長。
這是一個怎樣的項目？為什么讓雙方如此大動干戈？這就不得不對當時中國感光企業面臨的處境多加些筆墨。進入90年代后期，在建國40年后，感光行業形成的7家主要企業整體陷入困境：80年代中期使用巨額貸款引進彩色生產線的廈門福達廠、汕頭公元廠在一度擁有出口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輝煌后，陷入嚴重虧損和資不抵債的境地，截止1998年底，福達廠累計虧損3.3億元，負債32億元，公元廠累計虧損3.1億元，負債48億元，由于公元廠的投資方是廣東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內部人講實際上這讓“廣信”雪上加霜，也直接導致后來震動國際的“廣信事件”；而上海和保定也通過進口關鍵設備和技術，分別建立了彩色生產線，但只有保定一家基本達到預期效果，上海感光廠未能形成生產能力……重復引進、重復建設、國企沉疴等等，終于讓中國企業在這個高度資本密集性的行業舉步維艱。清醒的行業觀察家早已看到：在這個花錢很大的產業，真正能夠占有一席之地，嚴格地講是柯達和富士，當時柯尼卡基本都淡出競爭，貝爾集團也將愛克法甩了出來；除了中國以國家投資做后盾，別人已不敢涉足；但累計近百億的負債和虧損，讓中國人不禁沉思出路何在？
在內部整合的幾次努力失敗后，1994年柯達的裴學得提出與中國感光行業合資的意向。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就此開始了。但顯然這是一個每一根神經都牽動各方利益的難局。因為，中國感光業內部整合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每個人、每個單位都有地方的利益，都有做龍頭老大的心理”。現在要與老外合作，注定更是一場利益與靈魂的較量。
葉鶯1997年1月1日離開美國政府正式加盟柯達，1月3日便作為柯達談判小組的三個核心人物之一出現在廣東汕頭與公元廠的談判桌上。此時，這個柯達代號為“七計劃”的談判已進行了3年，步入關鍵的旗局。“七計劃”--因為有7家感光企業而得名：遼陽遼源、保定樂凱、南陽二膠、天津、上海上感、無錫阿爾梅、汕頭公元、廈門福達，但實際已變成“六計劃”，樂凱已被中方排除在合資的范圍之外，要獨自抗起民族企業的大旗。葉鶯首次出馬面對的公元廠是一個負債最大的感光企業，但有自己曾經的輝煌，而且因為與日本富士的合作，有富士的文化。
但首次談判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在公元廠會議室展開的三天三夜的談判沒有談出結果。4年后，葉鶯依舊能清晰地回憶在那個“饑寒交迫”的會議室里所發生的事情：在連續談了十幾個小時陷入僵局后，性急的她將另一位柯達談判組成員--一直“喋喋不休”向中方大談法律條文的美國律師推出了會場，此時她忘記自己已經下海了，還以為自己是美國的外交官；而后來她穿著高跟鞋的腳麻木了，在站起來畫一個圖表時，她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圖板前的……在這場可能都有些“狼狽”的交鋒中，葉鶯發現了問題所在：公元廠沒有把自己實際的需求說清楚，而美方卻對法律文件的要求很嚴格。“唯一的安全是尋求法律的網，但一張紙是綁不出服服帖帖的合作的，就算文件堆到天花板又怎樣”，4年后，葉鶯剖析了談判的要義，“成功的談判不是談判高手具備的條件，而是談判主題具備的內容：甲方要的，乙方要滿足的，需求來自雙方，能提供什么？能給的是什么？談判就是在需求與供給之間尋找平衡點”。在“朱老板”和“裴老板”那里，這是一個相當樸素的內容：后者看中了中國的市場，但明白非常吃錢，是想用巨額投入贏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場壁壘；前者顯然是想用市場換取技術、資金，解除沉重的債務包袱，來提升中國感光企業的競爭力。但“到底你能給多少？我要付出的是多少？”
葉鶯竭力尋找這個平衡點。但較量才剛剛開始。在她面前不僅有企業債務的問題，還有整合后大批工人下崗安置問題，以及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當然，在柯達方面壓力也非常之大，這是10億美元級的投資，而業內人士說傳統的鹵化銀技術過時了。這難道是一場豪賭？！
在與上海感光廠遭遇時，她經歷了一個主談手最為艱難的時期之一。
當時上感廠的總經理張貽壽看到彩色生產線的3000多工人，和將一輩子青春放在感光行業的激情都要走入歷史，十分痛心。“談判時，抽煙一根接一根，每次看到他，眼睛布滿血絲，一天一天顯得蒼老，我將心比心，難過、痛苦、同情。柯達算老幾？你埋沒我一輩子所奉獻的事業？”4年后，從葉鶯的語句里依舊能讀出那時抉擇的痛苦。此時，中央協調小組出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據說，張貽壽后來到廈門柯達的合資廠任副總后，辦公室里掛了一張照片--當時中央協調小組組長吳邦國副總理替他點煙！“別人未必能說動他，吳曾是上海市的書記”。這就是當時的現實。
形勢的復雜還不僅于此。當時，柯達全球的老冤家--富士知道了柯達與中國正在進行的全面合作計劃，顯然不能袖手旁觀。“全面合作是一個環形體，一節一節地連起來，我可能剪不開這個鏈條，但如果我能攻破你其中一個環節，那全面合作就不能成功”，葉鶯深知其中厲害。富士集中力量攻上海。上海人心知肚明，富士為什么找他們？上海人有了誘惑，也就有了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富士的一些做法也引人疑慮。據說，當時，廣東省朱森林省長與汕頭公元廠的領導訪問日本時，要見富士有關方面竟被拒絕。柯達方面顯然發動了心理戰：對方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對方是否有記得過去承諾的習慣？這真象一場戰爭！
“最后談成，不是中央的壓力，而是在談判過程中建立的信任，最后所有的頭頭都看明白了。”柯達在上海艱難地贏得了支持。
龐大的“七計劃”在精神上顯然也受到民族主義的阻擊，在“海外兵團搶購中國”的輿論中，在拷問民族產業出路何在的激憤中，柯達的面目一度像曾經“水淹七軍”的可樂那樣“猙獰”。“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就是當前年我會見柯達公司的裴學德，請他的柯達公司到中國來合作的時候，我曾經被某一個當權的人士第二次稱為‘賣國賊’。但是經過這兩年柯達公司進入中國大量的投資，促進了中國的膠片工業的發展，因此，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已經在最近對我講--他以前錯了。我相信今后，我不會第三次被稱為‘賣國賊’了，所以我認為這種讓步，對于中美兩國都是有利的。外國企業，包括柯達公司向中國政府交稅的記錄比我們的國有企業好得多……我相信只有通過競爭才能使我們國有企業辦好。”事隔幾年后，朱镕基總理在1999年4月13日紐約美中貿易委員會晚宴上的講話，也透露了當時中國高層面對“七計劃”時經受的空前阻力、壓力。
當時的葉鶯沒有退縮。這不僅因為她是龍的傳人，深愛這片古老的土地，真心希望將世界級的企業帶入中國，推動中國的變革，更重要的是在做商務公使時，她就秉承了這樣的看法--“中國以前的經濟架構建筑在國營企業之上，整個架構要改變，國企改革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標。否則談什么都是廢話，國有企業1/3會有活力，1/3會被改造，1/3兩極分化，或者上去，或者下去。中國要尋找一條新的路，千秋大業，不是一代人的事！”
最終“七計劃”落幕，“98協議”浮出水面。中國政府對國內7家感光企業實行不同政策，廈門福達、汕頭公元、無錫阿爾梅與柯達合資，上海、天津、遼陽3家企業在合資公司3年基建期內不與其他外商合資合作，柯達為此向中方支付資產轉讓和經濟補償費3.75億美元。柯達在這個協議的基礎上，實際在中國投入了12億美元。1年多后，廈門合資廠就上繳1億多的稅收，成為納稅大戶……
“98協議”奠定了今天中國感光行業的格局。
3年以后，2001年9月，中國政府公布外資可以收購中國國企的政策。
做一座“橋”
以前走進《南風窗》視野中的幾位女性，鄭李錦芬、吳士宏分別是跨國巨頭安利、微軟在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在1999到2000年吳士宏始終都處在注意力的焦點部分。從身居微軟帝國的“打工皇后”到《逆風飛揚》式的與微軟決裂，直到就任TCL的信息教官，拋出Internet熱潮中家電巨頭轉型的革命宣言，吳始終構成了媒體炒作的焦點。
安利的鄭李錦芬卻是另一種氣度。鄭與安利的合作是一部忠貞的歷史。23年間，白駒過隙，鄭的青春和年華都記錄在那里。在一個女人最為黃金的歲月里，鄭使安利席卷香港、臺灣，而后，終于在1995年進入中國大陸，但因“傳銷風波”的打擊下，安利在中國經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在這里鄭既有直言“不在中國設立分公司，就不算跨國公司”的豪杰之氣，也有再度敦促安利不要撤出中國的大略，最終成就了安利在中國的大業。
此時，柯達的葉鶯浮出水面！
在與中國緊密相連的19年間，葉鶯完全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做一座橋，間于東西方感情與理智之間，取一個共有的空間，有一個合作的條件，這是命運賦予的使命。我要用我的脊背搭好這座橋”。
作為大清帝國葉赫那拉氏的后裔，100多年前，她的祖先面對一個東方帝國輝煌歷史的終結，一個向西方屈辱歷史的開始。100年后，造化弄人，作為一個“美國人”的她卻努力成為一個溝通東西方的“橋梁”。用另一種方式為中國的崛起做事。這不免讓人唏噓歷史的吊詭。
葉鶯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的“男孩和女孩”，她心中的女孩，在夢想過芭蕾舞、夢想過外交官之后，回到了一個“橋”的夢想。“這個女孩”不會失去動力，因為她與那些改變中國命運的人物有過面對面的接觸：鄧小平、朱镕基……她確信中國崛起的力量。
葉鶯與她現在的老板鄧凱達有兩個“賭”，一個是與“98協議”有關的。鄧凱達當時說：“我12億投資上午簽下，如果中國政府下午就讓其他人進來，怎么辦？”葉鶯說：堅決不會，因為中國的中央政府是講信用的。到2001年年底，葉鶯就可以收到這筆從老板手里賺來的錢了，數額不大，但她會要求老板在每張鈔票上都簽字說：我輸了！
但下一個與WTO有關的“賭”，葉鶯就不太有把握，“在情況不明朗時，投入12億美元愿意做一個落地生根的投資是一個莊重的承諾，但收回12億投資是一個很長的時間，而在這個時候，如果某公司從后面進來，他們不像柯達這樣直接投資于設備生產或技術引進，而是直接從國外進口近乎成品的產品，再做些剪裁、裝盒子的工作就搖身一變為中國企業，柯達如何面對？中國政府對工業政策是不是堅持？”這時，葉鶯看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看到了中國市場的某種分割。情況復雜起來。
她在北京發出了這樣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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