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對芬蘭、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的影響不僅是經濟的騰飛，國民的思想也因此而改變，這是奧運會留下的最寶貴遺產

　　文 | 本刊特約記者 李關云

　　“我遙想中國街市燦爛生輝的屋頂，遙想那綠接天際的草原。”

　　兩年來，在和同事穿越十幾個奧運主辦城市的過程中，我經常想起日本作家、馬拉松愛好者村上春樹在小說《去往中國的小船》中寫的這句話。

　　自從2001年7月13日申奧成功之后，中國政商兩界就開始為2008奧運會付出巨大努力。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希望借助奧運會讓全世界重新認識這一個崛起中的東方大國，而中國的企業家們，也希望把奧運會當作他們走向全球的跳板。

　　但相關經驗的缺失，也使他們茫然和緊張。而歷屆奧運會舉辦城市的經驗和教訓，或許能夠給中國政府的決策提供參考與借鑒；以往奧運贊助商的營銷經驗，也能給剛開始嘗試體育營銷的中國企業指明方向。比如怎樣避免1976年的“蒙特利爾陷阱”，后者30年后才把債務還清。比如1996年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如何在故鄉將百年奧運變成了自己的營銷圣殿。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懷著這樣的目的，記者踏上了追尋歷屆奧運歷史記憶的旅程。

　　巴塞羅那：奧運只是開始

　　“你可以想像一個具有上千年歷史的城市，本身每一處都需要改造，”巴塞羅那市政廳運動議員Pere Alcober i Solanas對我說，“我們必須感謝奧運會。”

　　Pere Alcober時任1992年第25屆奧運會開幕式慶典負責人，“1986年巴塞羅那獲得奧運會的舉辦權時，我當時正在餐廳，所有的人都停止了用餐，奔向外面開始慶祝游行，這樣的興奮心情一直持續到1992年。點燃奧運火炬的那一刻（巴塞羅那殘奧獲獎射箭選手雷波洛遠距離射燃圣火），一切都非常簡單，但是非常感動，讓人情難自抑。”

　　他的經驗是，“奧運效應”短期內是很難看到收益的，奧運會或許是城市從物理上來改變自己最偉大的機會。“我去過北京兩次，而且已經看到了這種改變。”

　　巴塞羅那奧運會總共投資超過90億美元，其中體育設施僅占9.1%，大部分錢都投入了城市改造。在籌備奧運的6年里，巴塞羅那共對2772座建筑翻新，修建了450個市政公園，這些后來都成化為高附加值的旅游競爭力資源。巴塞羅那也完成了產業更新，旅游（占城市GDP大約15%）、電子、通訊、港口等成為支柱產業。

　　“對于我們的城市發展旅程來說，奧運會從沒有被看作是一個最終的目的地。那只是個開始。1992年之后，我們推出一整套政策來提升城市的形象和設施。”巴塞羅那副市長、負責城市經濟促進工作的Jordi William Carnes說。巴塞羅那奧林匹克博物館2007年才開館。

　　沿著巴塞羅那繁華的戴格諾爾大街向前走，在新商業區的西班牙儲蓄銀行大樓，最高兩層（22-23樓）是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現為該銀行名譽主席薩馬蘭奇的辦公室，薩翁平時就在這里工作，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體育界和商界名流。

　　東京：經濟起飛的轉折點

　　在日本采訪的時候，東京2016年奧申委主席河野一郎的一句話令記者記憶猶新——“1964年東京奧運會，讓日本睜開雙眼看世界。”

　　東京到大阪新干線的開通，被日本奧委會總裁竹田恒和看作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戰后20年，東京的變化天翻地覆。對于年輕人來說，奧運使他們對于未來有了更大的夢想。”當時還是高中生的竹田在現場觀看了奧運會，他后來代表日本馬術隊參加了兩屆奧運會。

　　他說，“日本經濟在奧運會之后增長了很多，這從電視機的普及就能明顯地看出來。奧運會對日本的影響不僅局限于經濟，在心理上給了極大的激勵，日本人的思想也因此而改變。這是奧運會給日本人民留下的最寶貴遺產。”

　　東京奧運會開啟了日本二戰后最大的經濟增長期。從1965年到1970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57個月，這一時期被稱為“伊扎那岐景氣”（Izanagi Boom）。這也是目前中國媒體最喜歡引用的一段歷史。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意識到，今日的中國經濟，與當年的日本有很大的差異，歷史并不一定會重演。

　　在東京銀座，匯聚了眾多日本知名公司的總部。銀座站旁邊，一群行人在日產汽車的展示廳前停下了腳步。對面，是精工表（承擔東京奧運會官方計時工作）的“和光樓”。再往前走100米，是1964年破土動工的索尼大廈。同年，索尼成功研制了柵控彩色顯像管——東京奧運會的電視轉播大約20%使用了彩色信號，直接刺激了彩色電視機的銷量。之后10年，日本電視機產量達到世界第一。

　　東京奧運會也是日本企業開始國際化的起點。1960年，日產在美國建立分公司。1962年，松下幸之助上了《時代》封面。1963年6月，盛田昭夫舉家遷到了美國，他在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頻繁往返打開了索尼的國際視野……今天聯想也已經把總部遷到了美國，楊元慶目前的狀態，或許就與當年的盛田昭夫有幾分相似。

　　但愿2008年北京奧運會，也能讓全世界擦亮眼睛看中國。

　　羅馬：歷史遺產與奧運交輝

　　這個與北京一樣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城市，在1960年承辦了奧運會。古羅馬時代的建筑遺跡，如何與現代的奧林匹克精神結合，從而建立起了一個與世界融合的嶄新的城市形象，如今正是北京面臨的同樣問題。

　　從共和國廣場地鐵口出來，古樸的圣瑪利亞天使教堂撲面而來。在《羅馬假日》中，奧黛麗·赫本就坐在廣場的階梯上吃冰淇淋……1960年，羅馬別出心裁地將歷史遺址作為奧運場館，在斗獸場舉辦摔跤比賽，在皇帝浴場舉辦體操比賽。馬拉松的起點設在羅馬主神殿的階梯之下，終點是君士坦丁凱旋門，穿越了千年歷史。

　　“1960年奧運會展示了羅馬的歷史文化風貌。”意大利奧委會主席喬萬尼·貝特魯奇是我們能找到的惟一參與過1960年羅馬奧運會的人。“當時我還是個孩子呢，我去看了自行車和水球比賽……那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憶！我覺得那是最后一次‘人文奧運’，后來的奧運會更加注重外在的東西。”

　　讓人驚奇的是，廣場周邊一大片羅馬古建筑群，居然都屬于一家酒店所有。它竟然有這么大的手筆——讓古跡再現輝煌，私人資本的力量功不可沒。Boscolo Exedra酒店的經理得意地說：“很多年以前，羅馬教皇就把小麥儲存在這里。”

　　1960年奧運會之后，羅馬更重視把城市發展與歷史建筑保護緊密聯系在一起。重慶大學建筑城規學院的郭璇，曾經在羅馬的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她說，中國在古建筑保護方面曾經出現過一些誤區，強調單幢建筑的價值，但卻并不重視歷史片區的保護。同樣歷史悠久的北京，很多文化遺跡已成塵埃。

　　倫敦：城市復興與綠色奧運

　　站在倫敦西北部新的溫布利體育場之外，已很難從它那氣勢恢宏的彩虹形天拱上，找出與1948年倫敦奧運會舉辦時那個老溫布利的任何聯系了。

　　當年，倫敦主辦了二戰后的第一屆奧運會，也將在2012年舉辦北京之后的下一屆奧運會。在倫敦采訪期間，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倫敦為2012年所做的準備。與北京相比，倫敦賦予了奧運會更加直接的使命——復興倫敦東區。

　　“借由奧運會，倫敦東區的重建過程將縮短20年。”倫敦市市長肯·利文斯通的私人經濟顧問羅思義說。“我們決定舉辦奧運會是考慮到它給倫敦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效益，如果不是從這一點出發的話，倫敦當初根本就不會申辦。”羅思義透露，他與倫敦市長利文斯通一樣，對體育運動本身并沒有濃厚興趣。

　　反觀北京，位于北五環的奧林匹克公園，原來是洼里鄉，居住的3000多戶人家并不富裕。以“鳥巢”和“水立方”為首的奧運場館，雖然也已帶動了周邊商戶、房地產的發展，但如果有更完善的規劃，或許也能帶來一個地區的復興。

　　在倫敦的另外一個深切感受是，倫敦把“綠色奧運”確實落到了實處——我們看到了一場上千人的集體裸奔。奧委會2006年就發布了《倫敦2012年奧運會可持續性發展政策》，從對氣候變化、廢棄物品、生物多樣性、生活健康、社區和諧五大方面入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發展公共交通。利文斯通倡導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更以身作則每天乘坐地鐵上班。他告訴記者，從2000年到現在，倫敦騎自行車的人增長了72%。

　　倫敦的未來能成為北京的現在嗎？

　　互為參照，羅思義說，“在北京奧運會閉幕式的最后，也有留給我們8分鐘的表演時間，倫敦會給大家一個期待。倫敦也打算在上海2010年世博會期間推廣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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