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對他來說只是多看會兒電視而已。或者說，只是多看會兒電視里的羽毛球比賽而已

　　文 | 本刊記者 雷曉宇

　　我要怎么說才能讓你明白我的千言萬語？你要知道，這世界上總有和奧運無關的地方。中國屬于世界，可中國不是世界。這個熱情、充滿理想并且略帶瘋狂的國際主義漩渦并未挾裹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這是我在新加坡、吉隆坡、馬六甲、雅加達和巴厘島的13天里發現的一個事實。

　　飛機在吉隆坡降落的時候正是中午，陽光慷慨又刺痛皮膚。我們被一輛冷颼颼的大巴徑直拉到市郊去參觀水上清真寺。這里一片寧靜，有被太陽照到滾燙的湖水、疲憊的水鳥、一群屬于安拉的龐大的圓頂寺廟，還有棕色皮膚的人們穿著鮮艷，他們走來走去無所事事，神色輕松又虔誠。一切仿佛從未發生，一切也永遠不會發生。

　　我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看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和無關緊要的人。周圍只有一個華人，他正好坐我旁邊。不經我提醒，他不會想到和一個北京來的人談論奧運會。

　　“啊，對，離北京奧運會不到三個月了呀。”我糾正他說，其實不到兩個月。他笑得有點不好意思，說，其實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都沒有打算去北京看奧運會的。奧運會對他來說只是多看會兒電視而已。或者說，只是多看會兒電視里的羽毛球比賽而已。

　　他在吉隆坡的一家旅行社工作，所以很清楚到時候北京的酒店、交通消費會有多么昂貴。他一個月的收入滿打滿算是2000多馬幣，合人民幣4000多塊，他太太是個家庭婦女，沒有收入，再加上兩個正在念小學的孩子，這份收入在馬來西亞算是中產階級了，夠在吉隆坡的非中心城區供一所80平方米的公寓——不過要說負擔一次奧運觀光行程，卻是不敢想象的。

　　“要是印尼隊和林丹打，我肯定希望林丹贏。可要是馬來西亞隊對林丹，我當然站在馬來西亞一邊，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在他的世界里，國籍早就戰勝了血緣。奧運會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中國人也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這一點順理成章，再自然也沒有了。他甚至說，現在誰也不會再談“九七”金融風暴了，十年之后，所有馬來西亞人關心的都是怎么把自己的日子過好。他自己關心的則是大兒子夏天的升學問題。

　　汽車經過雅加達市區運送香料的運河時，已經聞不到胡椒、茴香和黃辣椒的香味。他們指給我看，十年前排華騷亂時候被焚燒的房屋至今沒有修復。那些漆黑的房梁和斷裂的磚墻裸露在潮熱的空氣里，縫隙里已經長出金黃色的衰草。印尼的羽毛球隊能不能拿金牌？他們想知道，但僅此而已。他們更想知道，明年印尼大選會是誰水落石出？這個人能不能保證他們有權利穿戴金器攜帶現金在夜晚出門散步？

　　可是，我并不敢說，他們就一定沒有我快樂。離開巴厘島的那個黃昏，我在一家集貿市場的停車場里看一群小孩子踢足球。他們穿著歐文和C羅的球衣，就像我們當年穿巴喬的球衣并引以自豪一樣。他們奔跑、流汗、射門、互相爭執、突然哭了然后又言歸于好。

　　有個孩子把球射偏到我腳下。這真像庸俗電視劇里的情節。我也不由像庸俗電視劇里一樣感慨：所有的童年都是一樣的，成年人卻各有各的煩惱。

　　難道我所有的行程都和奧運無關？不是的。比如，新加坡的國慶節就在奧運會開幕的第二天。比如，當地的華文報紙一樣有奧運會專刊，說不定做得還比我們好呢。

　　不過，在長達13天的歡樂和思念中，只有一個畫面在我腦海里揮之不去。以后，一想到這次旅行，我就會想到它。

　　那是一個飄著蒙蒙細雨的早晨，我昏昏沉沉地坐纜車上云頂去見識賭場。同車的是位老華僑，他杵著拐杖艱難站立，大部分時間沉默，偶爾開口的時候只是咳嗽，還觸目驚心地戴著一只米色的塑料頸箍。后來我在賭場陳舊的輪盤賭柜臺邊又看見了他，他換了一個人般，神情無比專注，眼神精光四射，手邊一張練習本的紙頭，上面密密麻麻都是概率的換算公式。

　　一個摔斷了脖子的獨居老人，如此掙扎著都要上山賭博——這是什么精神？你能幽默地說一句，這其實就是奧運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