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點，酒店床頭的精工電子鬧鐘準時響起鈴聲。

　　43年前，它的前輩們承擔了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計時工作，而2007年11月5日，在它的催促之下，記者踏上了穿越奧運圣地的東京之旅，去尋找1964年奧運會在這座城市身上留下的印跡。

　　賽場的記憶

　　乘坐東京地鐵大江戶線，記者直奔位于東京市區(qū)西南部的國立競技場站。從地鐵站出來，便到達了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核心區(qū)域。

　　地鐵站緊靠著國立競技場(National Stadium)，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圣火就在這里點燃。國立競技場對面是明治神宮外苑，這一塊區(qū)域被統(tǒng)稱為明治奧林匹克公園。

　　明治神宮外苑歷史悠久，為紀念明治天皇修建，明治維新一直被歷史學家們視為日本在近代崛起的源頭。以當時的明治體育場為中心，明治神宮外苑內集中了

棒球場、游泳池和摔跤館。

　　這一區(qū)域很早就成為東京市民舉辦重大體育活動的場所，它也見證了現代運動項目在日本的發(fā)展。1964年之前，很多在奧運會上獲得優(yōu)異成績的日本運動員，就是在這片區(qū)域上接受訓練成長起來的。

　　也正是因為這種歷史淵源，東京奧組委把這塊地方選為最核心的奧運賽場。

　　1958年的第3屆亞運會也是在這一區(qū)域舉辦的，東京實際上是利用亞運會的舉辦，為1964年奧運會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實戰(zhàn)演習”。古老的明治體育場在那段時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就是現在的國立競技場。

　　在國立競技場外面的海報上，記者了解到，日本足球隊將于11月21日在此迎戰(zhàn)沙特阿拉伯，為爭取通往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入場券做最后的努力。

　　“東京奧運會之后，國立競技場就成為日本舉辦各種頂級賽事的第一選擇！”艙本雅隆(Kuramoto Masataka)向記者介紹，這里舉辦過多次世界杯預選賽，而大名鼎鼎的豐田杯足球賽，也是從這里起步的。

　　艙本雅隆就職的秩父宮體育博物館就位于國立競技場之內，所以他對場館的歷史如數家珍。

　　但他也承認，國立競技場已經老了。“2002年舉辦完世界杯之后，日本新建了很多一流的體育場館，現在國立競技場內的頂級賽事越來越少了。”

　　站在最高一層的過道之上，眼前的國立競技場顯得巨大、空曠。在7萬多個座位的襯托之下，主火炬臺顯得是那么的渺小。黑色的主火炬呈圓筒狀，簡潔、樸素。

　　1964年10月10日，正是這個小小的火炬臺，成為了世界的焦點。

　　那一天，高中生河野一郎(Ichiro Kono)和他的同學們一起，守在學校里的彩色電視機前面觀看開幕式。他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東京的天氣非常好。

　　“我看到噴氣式飛機在晴朗的天空中噴出了五環(huán)的圖案，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主火炬被點燃的那一刻！”

　　相比之下，另一名高中生竹田恒和(Tsunekazu Takeda)則要幸運得多——他去了開幕式現場。

　　他看到19歲的大學生板井義則跨過163層臺階，走上主火炬臺，將奧運圣火點燃。即使對于日本人而言，這也是一張陌生的面孔。為什么不像往屆奧運會那樣，讓一位知名運動員來點燃圣火，而是選擇了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

　　東京奧組委之所以選擇板井義則，完全是因為他的出生日期——1945年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那天。

　　到今天，我們已經不太可能去追尋東京奧組委這種安排的象征意義。對于普通人而言，這已經不再重要。

　　竹田恒和就告訴記者：“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安排的特殊意義，只記得在奧運圣火點燃的那一刻自己非常激動，至于由誰去點燃圣火，我當時覺得并不重要，也沒去多想。”

　　竹田恒和當時已經參與了學校里面的馬術訓練，是障礙賽項目(show jumper)的一名隊員，所以他當年還到現場觀看了所有的馬術比賽。

　　“在那個時候，我就樹立了自己的夢想，我要參加奧運會比賽！”竹田恒和說，他從此就開始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并最終代表日本參加了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和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的馬術項目。

　　他總結：“東京奧運會改變了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43年之后，當年那兩個普通的高中生，都已經成為日本體育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竹田恒和是日本奧委會的現任總裁，而河野一郎則是東京2016年奧申委的主席兼CEO。今天，這兩個人的命運與奧運更加緊密地相連，他們希望在2016年再次把奧運會帶回東京。

　　從國立競技場出來，換乘數站地鐵之后，記者來到了2公里之外的代代木體育館(Yoyogi Gamasium)。代代木體育館看起來好像是用兩輪明月拼接而成，充滿了柔性的線條美，不愧是東京奧運會中最有特色的建筑。

　　在代代木體育館西面，就是日本放送協(xié)會(NHK)的總部。它也是1964年奧運會的國際轉播中心，當年的電視轉播信號由NHK負責制作。

　　1964年是杉山茂(Shigeru Sugiyama)加入NHK的第5年，他被派去擔任曲棍球比賽轉播的制片人。

　　“一開始我非常興奮，但在奧運會兩周里卻一直高度緊張。”他告訴記者，這是他首次負責轉播沒有日本隊參與的比賽，他必須要學會保持中立的轉播態(tài)度。

　　在轉播技術方面，NHK取得的突破更大。東京奧運會上，20%的賽事轉播使用了彩色信號，包括開閉幕式在內。NHK還首次通過衛(wèi)星信號傳輸，實現了洲際間的電視直播。

　　杉山茂說：“當看到衛(wèi)星信號傳送過來的那一瞬間，我意識到，體育比賽將成為全球性的活動。我相信某一個國家的運動明星，也將成為全球性的明星。”

　　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奧運村就在代代木體育場旁邊，不過今天它已經不見蹤影，因為被開發(fā)成了一個完整的公園。

　　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30多個比賽場館，都集中在明治奧林匹克公園(Meiji Olympic Park)、代代木奧林匹克公園(Yoyogi Olympic Park)和駒澤奧林匹克公園(Komazawa Sports Park)三個地方。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運動員在三地之間的轉場都能夠在40分鐘內完成。

　　駒澤奧林匹克公園占地41公頃，距離當時的奧運村有9公里左右。實際上，駒澤奧林匹克公園最早是東京都政府為1940年奧運會而開發(fā)的。二戰(zhàn)之前，東京獲得了1940年奧運會的舉辦權，田徑運動場、游泳池和奧運村就打算在駒澤建造，然而戰(zhàn)爭使日本失去了那屆奧運會。

　　二戰(zhàn)之后不久，日本經濟剛剛有所恢復，就快步走上了未竟的奧運之路。

　　大時代下的轉折

　　1951年，美國結束對日本的占領期，恢復了國家主權。在此之后，日本開始通過一系列措施，謀求經濟和政治上的國際地位。1952年，日本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員國。3年之后，日本又加入了關貿總協(xié)定。

　　雖然日本經濟在戰(zhàn)后很快恢復起來，然而當時在很多外國人的眼中，日本還是戰(zhàn)后的一片廢墟，日本制造也往往與“價格低、質量差”的印象聯(lián)系在一起。

　　索尼的盛田昭夫在1950年代訪問德國杜塞爾多夫的時候，一個服務員對日本的認識一直讓他耿耿于懷。服務員當時指著飲料上的小陽傘說：“我知道日本，這個小玩意就是你們生產的。”

　　當時，日本強烈地意識到，必須改變國外的成見，而舉辦奧運會就是他們選擇的宣言方式。

　　二戰(zhàn)剛結束不久，日本就希望獲得國際奧委會的允許，繼續(xù)參與奧運會比賽。他們的請求在1950年獲得國際奧委會的同意。1952年5月，東京正式宣布申辦1960年的第17屆奧運會，不過在1956年6月的最后競標中敗于羅馬。當年10月，東京又宣布繼續(xù)申辦1964年奧運會。

　　1959年5月29日，東京成功在最后的角逐中拿到了56張選票中的34張！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國際局勢激蕩的年代，更是一個變革的年代。在日本籌辦1964年東京奧運會期間，發(fā)生了一系列對全球格局發(fā)展有著深遠影響的事件。

　　1961年8月13日，前民主德國封閉了東西柏林間的邊界，柏林墻開始拔地而起；

　　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爆發(fā)，人類離核戰(zhàn)爭的距離從未如此之近；

　　1963年11月23日(東京時間)，為了測試東京奧運會的衛(wèi)星直播計劃，NHK進行了與美國之間的首次衛(wèi)星電視信號直播。

　　杉山茂和他的同事們擠在NHK的辦公室內，打算見證這個歷史時刻。然而傳送過來的電視信號卻讓他們大吃一驚——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在達拉斯遇刺！

　　杉山茂告訴記者，他們本來只是想看一下衛(wèi)星傳送過來的電視信號的畫面質量怎么樣，至于是什么內容他們并不關心。所以當電視信號傳送過來好一陣子，NHK辦公室里的人們才意識到，正在直播的是關于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遇刺的新聞節(jié)目。這讓他們非常震驚。

　　杉山茂說：“我們都在懷疑，這會不會是一個虛構的節(jié)目，而不是真實的新聞？”

　　由于這只是一次測試活動，NHK并沒有把衛(wèi)星直播的信號同步發(fā)送給普通民眾。杉山茂確定：這段衛(wèi)星直播的電視信號當時就被記錄下來了，但他不敢肯定NHK是否在當天利用這段素材制作新聞節(jié)目。

　　在舉辦東京奧運會的這一年，日本還加入了經濟合作組織。

　　日本經濟產業(yè)省產業(yè)經濟研究所的大野健一教授，在其著作《解密日本經濟發(fā)展之路》中描述了1960年代日本社會的變化。

　　他指出，二戰(zhàn)之前日本人的常見食物是大米、醬湯和泡菜，穿的是和服與木屐，住的是傳統(tǒng)的木結構房屋，睡的是榻榻米。然而1960年代，面包、咖啡與西餐逐漸占領了日本人的餐桌，鋼筋水泥造的公寓取代了木結構房屋，除了在日本新年和某些特殊場合，已經很難看到穿和服的人。

　　大野健一總結道：“都市化的不斷發(fā)展，導致小家庭取代了大家庭，集體意識逐漸淡薄，個人主義開始盛行。”

　　這種變化在體育領域也有所體現，記者在國立競技場內的秩父宮體育博物館內，非常驚訝地發(fā)現：長久以來，日本馬拉松運動員的跑鞋，居然也是按照木屐的樣式來制作的。直到1950年代，他們才放棄了這個傳統(tǒng)。

　　河野一郎認為，東京奧運會對于日本的最大意義并不在于對經濟的促進，而在于幫助日本人與全世界進行了溝通，去了解世界各國的文化。

　　他多次向記者強調，東京奧運會是日本的一個轉折點，之前人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僅僅來源于報紙和書本，而奧運會提供了很多與外國人直接交流的機會。

　　“1964年的奧運會讓日本人睜開雙眼去看世界！”

　　(本期東京穿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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