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體育本身。全世界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人來到中國，聚集在北京，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盡管這還只是一次體育盛會，卻是更多世界性聚會的開端，也是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的一個里程碑

　　六年前，在等待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申辦結果的前幾分鐘，我應邀在上海電視臺直播現場發表意見。我說：“如果這次北京能申辦成功，這將是第一次真正使世界相聚在北京。中國等這一天，至少已經三千年了。”

　　這并非夸張！的確，中國的先民早就認為自己處于“天下之中”，中國的君主應該接受“萬國來朝”，自從

秦始皇以來的歷代帝王都希望親自經歷這樣的盛況，卻從來沒有做到。從20世紀初中國被迫接受世界各國“平等”的規則，到新中國致力于追求“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再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打開國門，能使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在同一時間相聚在中國也還是第一次。

　　其實不僅對中國來說，就是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要達到這一目標也不是容易的，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條件。這既有自身的因素，也必須有外部環境即世界形勢的配合。

　　當然首先要有物質條件，要使世界各國的人相聚在同一個地方，離不開必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和接待條件。

　　就交通運輸工具而言，在機械動力出現之前，無論是陸路還是水路，每天能夠行駛的距離都很有限，所以從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即使沒有遇到什么意外的風險，也需要太長的時間。而且由于地球上很多地方還是無人區，旅行者必須自己解決沿途的生存必需品。當時的長途跋涉時間往往以月甚至年計。而且有幸順利到達目的地并留下記載的人只是少數，多數則因途中的天災人禍而死亡，或者不得不半途而廢。

　　即使在擁有機械動力的交通運輸工具出現以后，國際長途旅行也會耗費大量時間，并需要高額旅費。在民航飛機普及前，從中國到歐美國家，坐輪船得花個把月，坐火車也得十多天。在這種情況下，要將世界各國的代表召集在一起也非易事，要舉辦一次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參加的奧運會就更困難了。

　　除了交通運輸方面的條件，還有接待方面的困難。要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客人，不僅需要充足的物質條件，如住宿、飲食、衣著等，還必須解決語言翻譯、不同的宗教活動、風俗習慣等問題。中國古代在形容“萬國來朝”的盛況時往往會用“梯航畢集”這個詞，意思是來賓有的是航海來的，有的是翻過一道道山嶺，歷盡艱險。另一個詞是“重譯”，甚至“九譯”——因為路途遙遠，又隔了很多國家，無法直接將他們的語言譯成漢語，只能一道一道翻譯，經過多次（九次或更多）才能使他們的語言與漢語進行交流。改革開放之初，我國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缺乏基本的接待能力，直到今天，一些城市要接待小語種的外賓還相當困難。

　　不過更大的障礙來自人類自身，從一族、一國、一教排他式的獨尊，從弱肉強食、侵略擴張、殖民統治、種族歧視、帝國主義霸權，到世界各國各族的平等相處，人類經歷了數千年艱難曲折的歷程，到今天還沒有真正完成。但如果連理論上也不承認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人類之間是平等的，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聚會。

　　盡管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有過“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名言，但同時卻強調“夷夏”之間的區別，列為“大防”，即華夏諸族與“夷狄”之間是不平等的，“兄弟”只限于華夏之間，而“夷狄”只能被視為禽獸。只有在他們接受了華夏文化的教化后，才有可能取得與華夏同等的地位。在此前提下，任何“夷狄”政權都只能向華夏的君主俯首稱臣。正因為如此，華夏的君主和臣民所追求的太平盛世就包括了“萬國來朝”。

　　由于自夏、商和西周以來，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王都所在對周邊地區擁有絕對優勢，而當時人們對東亞大陸以外的情況基本還不了解，或者只了解其落后一面，所以形成了一種王都所在即天下之中，王即是天下主宰的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有這樣的詩句：“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這種觀念的寫照。

　　經過戰爭、吞并和融合，華夏諸族已成為黃河流域乃至東亞大陸人數最多、經濟文化最發達、實力最強的民族，占據了當時自然地理條件最優越的地區。而非華夏民族則被迫遷出了黃河流域，或者逐漸融入華夏民族，或者接受了華夏文化并以華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陸附近的島嶼上，還不存在總體上與之匹敵的其他民族或政權。在此范圍之外的情況，雖然人們并非一無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廊至中亞的陸上交通線和通向東南亞的海上交通線可能已經存在，產于新疆和田的玉石已在中原廣泛流傳，說明至遲在4000年前，已經存在由今新疆西南至黃河下游地區的交通路線和人員來往，但其影響還是相當有限的。

　　經過秦朝的短暫統一和隨后的幾次戰亂，空前規模的西漢帝國終于鞏固下來。到公元初，漢朝的疆域西起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至朝鮮半島北部和東海，北起陰山、遼河，南至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約4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上設置了百余個郡、國（郡級政區）和1500多個縣級單位，統治著6000多萬人口。漢人的足跡已經到達中亞、西亞，直到地中海之濱以及日本、東南亞，貿易交往的范圍就更大。“九州”以外的存在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來自西域的葡萄、苜蓿、雜技、音樂已接近尋常百姓，異國的使者和商人在長安已不時可見。各地都有人參加過征伐匈奴、大宛的戰爭或邊境的屯戍，他們都親歷了“九州”以外的地方。出使異域歸來的使臣的詳細報告，管轄西域各國的都護府的文書檔案，使學者和史官能夠留下確切的記載。但這一切并沒有削弱那種以中原為中心、華夏為主干的天下觀，反而使之加強，因為通過這些活動，人們已經確信，在中國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國更強大、富饒、文明的國家。其他國家的君主和臣民如果不對中國稱臣納貢，接受賞賜，就只能自外于華夏聲教，甘心為夷狄了。

　　東漢以后，西北以至中亞的民族大量內遷，東北民族也先后進入黃河流域，有的甚至成為中原的主人。但在占優勢的華夏文化面前，這些軍事上的征服者無不演變成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這些民族的首領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黃子孫”，甚至這些民族本身也漸漸融合在華夏（漢族）之中。發達的文字和造紙、印刷技術使與這種天下觀一致的記載長期流傳，而被記載的對象不是根本沒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所以傳統的天下觀始終延續，不斷加強。

　　明朝中期以降，西方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他們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新知識。萬歷十五年（1582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到達廣東肇慶，此后他繪制了多種中文世界地圖，并附以詳細的說明。但傳統的天下觀已根深蒂固，利瑪竇展示的世界被多數士大夫視為海外奇談。這就毫不奇怪，為什么直到18世紀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發現，歐洲列強已在海上稱霸并已將東方作為下一個目標時，修《明史》的史官還以為“其說荒渺莫考”；只是因為“其國人充斥中土”，才不得不肯定意大利實有其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的使節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來華，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的名義試圖與清朝建立正式的貿易關系，并希望向北京派遣常駐代表。乾隆拒絕他的要求，不管出于什么考慮，都屬于中國的主權，即使判斷錯誤，也無可厚非。問題是乾隆對世界形勢和中外關系的認識還停留在先秦時代，依然認為“天朝撫有四海”，“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那就離世界的實際太遠了。

　　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中英江寧（南京）條約》的簽訂并沒有使清朝統治者從“天朝”的迷夢中驚醒，清朝政府仍然按照“天朝體制”來處理“夷務”。與中國歷代政府一樣，清政府中只有管理藩屬和國內少數民族的衙門，與英國、法國等外國的交往只能由禮部和理藩院處理，實際上沒有承認這些國家與中國擁有平等的地位。但此時的“英夷”、“法夷”已經不再“恭順”，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對外交涉事務增多，清朝政府才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正式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后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國使節，并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這個機構的職權極大，幾乎囊括全部涉外部門，連只是使用外國機器或聘用“洋匠”的路礦、郵電也包括在內。而此舉最重大的意義，還在于清朝終于在體制上承認了外國的平等地位，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設立了處理外交事務的機構。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次年清朝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并按條約規定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列為六部之首。就這樣，在外部力量的逼迫和推動下，清政府從虛幻的天下觀念轉變到現實的世界觀念。但是從最高統治者到平民百姓，依然程度不等地殘留著傳統的天下觀，因而使這一過程異常漫長而艱難。只有在這一過程基本完成之后，中國才真正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心態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員。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加劇了中國人對外界的逆反心態，使他們更難接受世界的現實。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結束和聯合國的成立，使中國在世界上獲得了應有的地位，標志著這一過程的基本完成。

　　但是國力的衰弱和政治的腐敗，使中國實際上無法享受到世界大家庭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傳統的“天下之中”、“華夷之別”的殘余還在中國廣泛存在。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國家的封鎖和遏制，使中國不得不采取“一邊倒”的政策，同時另辟蹊徑，擴大與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小國、窮國和各國民間的交往。因而在改革開放前的長時間內，盡管中國盡了很大的努力，并且往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但除了能組織、主辦一些地區性的、專業性的、民間的國際活動，真正的世界性聚會還輪不到中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只能是一個奮斗目標。

　　正因為如此，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體育本身。全世界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人來到中國，聚集在北京，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盡管這還只是一次體育盛會，卻是更多世界性聚會的開端，也是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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