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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波
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在日前啟動的“2005關注中國大學生就業”系列活動上表示，2004年9月時，全國高校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為73%，達到預期的目標。按照中央的要求，今年的就業率要不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
令人費解的是，就業率的高低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決定的，不只是學校單方面能解決的，教育部又如何控制這個數字呢？作為主管部門應該明白：學校想要達到這個指標并不難，因為可以想出很多的技巧把數字搞上去。但無論從指標的合理性，還是從指標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來看，就業率指標無助于大學生真實的就業。
真正值得重視的是大學生就業中的“新法已行，舊法未廢”問題。
傳統上，我國大學生自考上大學起，就成了國家的準公職人員，大學生就業的去向一律是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到今天，據來自人事部的數據顯示，2004年高校畢業生就業渠道分別為各級黨政機關約占3%、事業單位約占20%、國有企業約占24%、非國有企業包括私營和外資等約占52%。非國有單位已經成為解決大學生就業的主渠道，這也是大學近年大規模擴招的理由。但是，舊的到國有單位的就業模式仍然存在，新的到非國有組織的就業模式又存在諸多問題，這是大學生找工作過程中焦慮的主要根源。
因為舊法，大學生就業不僅僅是就業。就業又同一個人的戶口、檔案等聯系在一起。如果大學生選擇去非國有單位就業，就會有諸多現實問題無法解決，比如，戶口所在地和就業地不在同一地方怎么辦？“漂”的狀態恐怕誰都不想忍受。所以，毫不奇怪，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參與的大學生就業意愿調查顯示，有35.4%的畢業生愿意去黨政機關，18.9%選擇去國有事業單位、17.8%選擇去教學科研、13.6%選擇國有企業、15%選擇外資企業，而只有1.3%選擇去私營企業。以公務員為代表的黨政機關只占非常小的就業份額，而大學生卻將之作為首選。
大學生就業難，在我看來，還不單純是通常說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即大學生的知識、技能、觀念等不適應于經濟結構，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就業難，更重要的是新舊就業結構并存而引發的問題，是35.4%的人努力奔走尋找只有3%的人才能得到的機會所引起的問題。種種努力，種種延遲就業的選擇，種種變通的措施(如檔案放在學校)，都是為了在“新法已行，舊法未廢”的就業模式中獲得體制所能提供的優惠，避免體制帶來的不利。甚至，現在大學生不很高的就業率，也不是大學生勞動力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缺口造成的，而是特殊發生于大學生身上的新舊就業體制并存造成的。完全不可能進入國有單位的就業人群，如民辦大學學生、民工，倒沒有這么低的就業率。難道我們不知道，一個社會失業率到10%已經相當可怕，大學生達到70%的就業率反倒要當成目標來追求？
因此，逐步完善新的就業體制，逐步消除新舊體制并存帶來的沖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現實條件下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一個重要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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