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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將近400萬人，上海高校畢業生總數也將達17萬人。據估算，全國至少有80萬名畢業生要面對“一畢業，即待業”的窘境，其中，上海可能會超出3萬人。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社會調查中心主任楊雄在調查基礎上提供了這組數據。
2004年6月和11月，楊雄分別對上海市部分高校畢業生開展了實地調查。結果顯示，中
國大學生面臨的是“結構性失業”，即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難，另一方面許多職位卻空缺著。楊雄說，國內從業人口中，具有各類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僅占5%，而發達國家的這個數據已達到25%以上，“大學生的總供給并沒有大于總需求。”
楊雄分析說，造成大學生“結構性失業”的原因有很多，從1998年起我國開始加速高等教育發展，近幾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均保持每年20%-30%、150萬人的增幅增長，一定程度超過職場可提供崗位的增幅，成為促成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吃緊的主要原因。同時，性別、學校、學歷和專業這幾種因素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依然明顯。一般而言，男性、重點高校、本科以上學歷和理工科的畢業生相對其他畢業生較容易找到工作，使得這些影響就業的因素呈現結構性的失衡。職場“經驗準入”門檻過高，動輒要求求職者具有2-3年的工作經驗，有35%的被訪畢業生表示，因為缺少實際工作經驗而難以落實工作。
楊雄認為，當前上海高校畢業生就業難點之一在于，畢業生的職業能力和擇業技巧與社會實際狀況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整體人力資本含量較低，影響了畢業生在人力資源市場中的競爭力。這相對于“職場‘經驗準入’門檻過高”，構成了問題的另一方面。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上海)有限公司曾招募了500名應屆畢業生，但兩個月后就淘汰了近20%。他們發現，“前來應聘的學生，一開始工作就沒法上手。”而專門為新手舉辦的職業培訓，又增加了企業的成本支出。此外，畢業生“薪情”期望過高也影響了就業率。
針對上述情況，楊雄建議，首先要以“就業優先”政策目標為指導，創造公平和公正的就業環境。在高校畢業生就業結構性失衡、供求矛盾突出的狀況下，政府應將宏觀勞動力的供求平衡作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來考慮，提供公平和公正的社會環境，逐步減少和消除由于性別、學校、學歷和專業等用人單位對畢業生的差別性、歧視性待遇。如加大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指導性投資，并通過減稅鼓勵建立新公司，鼓勵個人創業，充分運用稅收、貨幣、收入等手段，加大對高校畢業生就業援助的力度等。
其次，建立和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社會服務網絡，讓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仍從“政府誘導型”逐步向“市場主導型”轉變，主要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作為社會人力資源配置的主渠道，充分發揮企業、社區、中介組織、群眾團體、網絡媒體等在社會人力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三，總體提升青年參與市場競爭的人力資本優勢。教育部門應當聯手其他部門和機構，在觀念、制度、體制、組織和規則等各方面都要進行全方位調整和創新，通過掛職鍛煉、職業見習、崗位實習、合作辦學等多種方式、多層途徑，加大對在校學生的能力、技能和經驗的鍛煉和培訓，從而提高高校畢業生的內在人力資本含量，緩解目前青年人才結構、人力資本狀況與市場需求相脫節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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