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教育應該努力實現經濟和道德的統一。讓學生們發現經濟決策背后深遠的道德含義,會成為未來商業教育的試金石。
文︱羅世范(瑞士)
當前的金融危機反應了商業教育中的諸多問題,也給予我們一個機會去重新思考商業教育中的關鍵點。
MBA已經成為贏得世界特別是亞洲的最有魅力的文憑。這恰好反應了一種迫切的需要,我們需要通過學習來調整商業技能,以適應復雜的商業運營。
然而,我在想一個重要的事實,商學院的目的是否只是一個便于賺錢的機器?對商學院來說利益是否要勝過學術成就?
被玷污的學術誠信
最近的敏感話題“欺詐剽竊”可以解釋我的觀點。
有大量的證據顯示,欺騙和剽竊在學生和教授群體中都大量存在。上幾周,就有新聞揭露北京某教育機構的部門負責人有明顯抄襲文章的行為;英國著名雜志《經濟學人》指出有此類問題的學生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商學院不愿意懲罰作弊行為就是其對學術培養并不認真的體現。他們自稱害怕學生上訴成功后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
但這樣的擔憂決不能成為不合理行為的正當理由。因此我強烈建議商學院要對學生作弊行為采取果斷處理,比如,有明確證據顯示學生有剽竊抄襲等非法行為,他們就應被立即開除,他們的名字也應被公示。三年前,香港大學就曾采取果斷的行動開除了三名有問題的法學院學生。
申請學校和考試過程中的舞弊行為是另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不僅在中國,全球的商學院都會因各種壓力錄取一個不合格的申請者。
只有學術氛圍純凈到有高度學術誠信時,我們才能開始真正探索商業教育的新邏輯。
“俱樂部”商學院
現行商業教育充斥著太多關于利益最大化與降低成本技巧的簡單例子。學生們沒有必要通過如此痛苦的學習來了解公司盈利和降低成本的案例。或者我們可以說有些商學院已經淪為單純的“俱樂部”,成為一個關系密切的人際網落。
在享受“俱樂部”為自己帶來的便利之時,人們卻越來越無視那些能真正提高商業教育價值,甚至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比如嚴謹的經濟研究。令我瞠目結舌的是,即使是一些來自于所謂的杰出商學院的學生也對基本經濟金融工具一無所知。我的大多數學生不能解釋“基尼系數”是什么。他們也無法意識到腐敗會進一步增大貧富懸殊。“俱樂部”帶來的好處以及愚蠢的偏見告訴他們“所有人都在行賄,所以我也行賄”,這使他們不再理解、關心任何社會不公正現象;同時,他們有時候確實——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認為自己屬于社會中封閉而具有特權的第一階層,當然他們也會努力去贏得更多屬于他們的特權。
但這種四處擴散的不幸局面很快就被改變,因為很多商學院畢業生已經不能像在所謂的“黃金九十年代”那樣輕松地找到一份工作。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使他們對社會腐敗無處不在有所意識,并使之開始關注大量令人不悅的社會不公。
經濟和道德的統一
在我看來,商業教育的新邏輯應該努力實現經濟和道德的統一。經濟發展確實會對人類產生深遠影響。通過“人性化”的經濟金融教育讓學生們發現經濟決策背后深遠的道德含義,會成為未來商業教育的試金石。
要實現這些,首先應該全力以赴為學生打開思考的空間,讓他們跳出固有的思維模式。同時要不遺余力地讓他們意識到社會現實的復雜性。“人性化”不能被理解成為是脫離現實的崇高理想。它應勾勒出理論聯系問題的過程,并從而讓學生從中受益,隨后將整個經濟發展和貿易過程都變得人性化,否則這樣的邏輯只會對一部分人和事產生益處。
一些先鋒團體,比如致力于培養年輕企業家的GIFT,就在努力拋開舊有的方式,探索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利的問題解決方案。
在膚淺的“俱樂部”表象背后是將同學看作競爭對手的現實。這樣做的實質是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學生的自我意識,發展事業和增加收入。新的商業教育邏輯將更多地探索提高團結和合作的方法,使學生們依靠團隊的力量認真工作,而不僅僅是為了獲得最高職位,或者享受折磨下屬的獨裁式快感。
經濟理論確實很有必要同商業現實聯系起來。比如哈佛大學始終貫徹的案例教學模式——對相關案例和重要事件的學習,應該成為新理論必不可少的基礎。在中國,很多學者和教授仍然沒有對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引起重視。首先,它需要高度的學術誠信來保證故事或丑聞等內容的準確性。學生和教授必須找到觀點的不同層次——不僅從經濟金融學角度出發,還要涵蓋數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和其他相關學科。另外,在提到像三鹿公司牛奶丑聞這樣的案例時,僅僅說他們是濫用化學用品三聚氰胺來提高牛奶中蛋白質指數的含量,對他們缺乏道德的行為深表遺憾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更全面地告訴學生如何在未來的現實中避免類似災難的發生。
商業教育與古典智慧
我們從父母那里學到道德、是非原則的識別、正確選擇的動機,但這些并不足以成為一門學科。如果站在宏觀和微觀的角度上去理解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已有環境中的運行途徑,我們就必須首先掌握一個基本道理:任何一個擁有遠大抱負的優秀人才都有可能很快在犯罪組織中同流合污。
因此在道德領導上的整體轉變,包括對性格和價值觀,會帶來深遠影響。一成不變的舊領導模式通常習慣于把商業教育同對“孫子兵法”的誤讀相聯系。在這種簡單的視角下,信息很快異化成溢美之詞,同時在某種意義上神話了達爾文的優勝劣汰之說。或者我們更應傾向于尼采對于人和動物的假說:強壯的野獸可以踐踏弱小生物,這與獨裁者的領導力畫面相應。在這種領導獨裁下,人們的長遠成功更取決于恰如其分的趨炎附勢,而非實力。成功更是建立在任人唯親的人脈基礎以及大量收受賄賂之上。
道德是可以被教授的。相關的商業研究指出關鍵的成功價值要素是:信任、信譽和信賴。在亞洲環境中,這本質上需要商學院學生從智慧寶藏中獲取洞見、開闊思路,找出與問題相關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孫子兵法》上,而是更需要去理解《孟子》、《荀子》、《老子》、《孔子》等中國古籍。通過對這些古典名著進行研究,我們驚喜地發現它們大多是為了達到一個戰略目標。認為這些著作的內涵不適用于現實生活的想法是錯誤的,我發現很多有經驗的學生非常渴求更深一步領略這些古典智慧。
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傳統中最智慧的學者,孟子強調每個人的善性,荀子則強調人性的消極面。我想在中國商業的成功必須基于對這些看似矛盾觀點的深刻理解:一方面我們有必要在商業行為中建立對彼此的信任,相信人性本善。另一方面,為了避免被惡人陷害,我們也必須考慮到任何時候都可能出現的陷阱和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