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EAD商學院、倫敦商學院和Ivey商學院現在的院長都曾經是跨國公司的CEO

　　陳雪頻

　　“無論怎樣準備,在變革中還是會碰到很多挫折。那些時候我會對自己說,堅持！你在企業環境下都經歷過這些事情了，學校的環境雖然不同,但一切會過去的,變革最終會發生,堅持！這個時候，去做個spa,喝兩杯紅酒,放松一下自己，通常會很有幫助。”

　　四年前，高盛總裁兼首席運營官(COO)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辭去千萬美元年薪的工作，出任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教授時，曾經在中國的商學院中引起過一陣騷動。一時之間，“商而優則學”，大公司高管兼任商學院教授開始在中國成為一種潮流。

　　不過在國外，跨國公司高管出任商學院教授甚至是院長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一些頂尖商學院素來有從內部教授中選拔院長的傳統，現在他們也開始紛紛聘請跨國公司的CEO出任院長。加拿大Ivey商學院的現任院長司徒慧珊(Carol Stephenson)以前就是朗訊加拿大公司的總裁和CEO；今年年初上任的倫敦商學院(LBS)的院長羅賓·布坎南(Robin Buchanan)以前是貝恩咨詢顧問公司的資深合伙人；去年年中上任的INSEAD商學院的院長法蘭克·布朗(J. Frank Brown)以前則是普華永道咨詢業務部門的CEO。

　　從跨國公司的CEO到商學院院長，這種職業轉變在西方已經成了一種新的趨勢。“商而優則學”，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的高管開始計劃將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后一個階段放在商學院。商學院也樂于看到這種趨勢，正如INSEAD的董事長Cees J.A. van Lede在任命法蘭克·布朗時表示的那樣：“我們之所以選擇法蘭克·布朗領導INSEAD，是因為他體現了學院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Frank長期的職業生涯表明他愿意承擔跨越地域的風險，富有開拓進取精神……他將是我們模式的偉大倡導者，通往商界的關鍵橋梁。”

　　“商而優則學”

　　在出任Ivey商學院院長之前，司徒慧珊已經在朗訊和朗訊的前身貝爾公司工作了近30年，她最后的職務是朗訊加拿大公司的總裁和CEO，以及多家公司的獨立董事。在加拿大，司徒慧珊是一位深孚眾望的女性領導者。

　　當Ivey商學院找到她時，她幾乎沒有做過多的考慮就答應了下來。她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說：“我已經做到了公司的CEO，在一個企業中獲得了最高成就，我覺得到了一個我想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階段。管理一個商學院在這個階段對我而言很有誘惑力，因為我仍然是在做與企業相關的事情，而且我能夠影響到未來的企業領導人。”

　　司徒慧珊選擇了這個職務的另一個理由是朗訊公司曾經與Ivey商學院有過密切的合作，而且她本人很喜歡商學院教育，以及商學院的那種文化。她說：“我想在這個階段做些有意義而且能夠激發他人的事情。在商學院里每天我都和一群聰明人在一起工作,而且能讓自己的經驗充分發揮作用。”

　　INSEAD的院長法蘭克·布朗在當初決定接受這份職務時表示：“利用國際市場已不再是公司的特權，這已成為一種必需。我已將職業生涯的美好時光與歐洲、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商業部門、同事和客戶一起共度，而地區之間的業務范例千差萬別。INSEAD的國際化視角和多元文化環境是最先吸引我加盟的因素。這里充分而獨特地蘊涵著對多元化全球市場的需求，這就是我企盼成為INSEAD下任院長的原因。”

　　當然，商學院也樂于聘請這些公司的CEO出任院長。正如司徒慧珊所言，“商學院也喜歡跨國公司的高管，因為他們與商學院有很強的相關性。比如，商學院的課程是否適應企業今天的需求？應該如何調整？哪些事情使得企業高管們夜不能寐？這些企業高管都能給出相關的建議，讓商學院能夠反映商業實踐的真實需求。不僅如此，這些商學院高管還能為商學院帶來很多有價值的商業關系，比如為學校募集資金。”挑戰無處不在

　　雖然商學院看起來和公司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如果一個跨國公司CEO想當然地認為他(她)能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優秀的商學院的院長，那他(她)就大錯特錯了。司徒慧珊坦言說，她當時也想到了管理一家公司和管理一所商學院差別甚大，但她后來遇到的挑戰還是超過了她的預期。

　　“公司和商學院這兩種機構的文化完全不一樣。企業決策的速度要比在學校里面快得多，因為我之前的企業是在電信技術產業里的，這是一個快速變化又競爭性很強的產業，所以我們幾乎是在不斷地變革。而大學動輒上百年的歷史，這可不是一個很容易推動變革的地方。”司徒慧珊說，“你幾乎感覺你得把大家放到加速器上去，你才有可能加快決策進程，這是我當時面對的最大挑戰。”

　　商學院和企業的另一個不同是商學院的利益相關者更多、更復雜，而且每個人都喜歡對商學院的發展發表觀點。司徒慧珊說：“幾乎所有人都對如何管理Ivey有自己的觀點。我們全球有18000個校友，包括中國的500多個校友,他們都有他們的觀點，我們的教授們有他們自己的觀點，我們的工作人員有他們自己的觀點，大學的其他部門有自己的觀點，政府也有自己的觀點。”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院長理查德·斯馬蘭奇(Richard Schmanlensee)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管理一家公司和管理一家商學院最大的區別在于，“一個公司的CEO有權力解聘經理，但一個商學院的院長沒有權力解聘教授。”對此司徒慧珊深感認同，“公司是一個私有機構，強調令行禁止，CEO有足夠的權限做出任何決定。但商學院更像是一個政府部門，院長沒有權力解聘一個教授，他們更多的是依靠影響力行事。”

　　“我剛到Ivey時，并不理解商學院是如何運作的，而許多在大學體系里成長起來的教授以為我知道學校如何做決策的。”司徒慧珊說，“我在Ivey的第一年做了一些非校園常規的事情，因為我不知道什么是校園通常的程序。”比如說，商學院有一個就學術等重要問題做出決定的機構叫做理事會(Senate)，按常理院長每個月都去參加理事會的會議，但直到3個月之后，才有人通知司徒慧珊要去參加這個會議。

　　傾聽，然后變革

　　在Ivey商學院的第一年，司徒慧珊花得最多的時間就是去傾聽大家的觀點、去建立關系，同時也在為未來的變革做好準備。

　　“我的女性身份對于我和大家的溝通有積極作用。”司徒慧珊說，“第一年，我和大家做了大量的溝通，也學到了許多東西，也在衡量哪些事情需要被改變。”到了第二年，司徒慧珊作出了變革的決定，“變革中最難的部分就是得到所有人的支持，第一年的溝通為變革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個時候，以前在公司管理變革的經驗給了司徒慧珊許多幫助。她說：“首先，我知道在變革之前要花足夠的時間和相關人員談論為什么要變革，以及變革能帶給他們的好處，讓他們對變革充滿激情，因為總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改變的。其次,我知道如果一個CEO不知道如何執行變革的話，最好還是不要去變革。”

　　原先在朗訊執行變革的程序也影響了司徒慧珊在Ivey的變革，比如說，Ivey就特意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變革的特別小組和專門的項目管理機制。司徒慧珊說：“無論怎樣準備,在變革中還是會碰到很多挫折。那些時候我會對自己說,堅持！你在企業環境下都經歷過這些事情了，學校的環境雖然不同,但一切會過去的,變革最終會發生,堅持！這個時候，去做個spa,喝兩杯紅酒,放松一下自己，通常會很有幫助。”

　　在成為Ivey商學院院長三年之后，Ivey商學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美國和加拿大商學院，MBA學位通常需要兩年時間，Ivey將商學院的學制從兩年縮短為一年，學制和許多歐洲商學院一樣，吸引了許多美國和加拿大的生源。除此之外，Ivey商學院還大力發展本科生教育，這一點恰恰是大多數美國和加拿大商學院短缺的地方。

　　“不是所有的CEO都能做一個好的商學院院長，”司徒慧珊說，“我們需要一個CEO能很好地理解兩種文化的差異，知道如何在學校環境里領導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