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原春琳 張坤
中國的MBA教育幾年來時熱時冷，最終大浪淘沙出來的只有幾所。那么勝出者憑借的是什么？在一片國際化的呼聲中他們又是怎樣避免了邯鄲學步的悲劇？
《福布斯》(中文版)雜志在剛剛出版的4月刊中，公布了“中國最有價值商學院”的調
查結果。在“全日制畢業生掙錢最多的商學院”、“中國最有價值在職MBA項目”和“在職畢業生掙錢最多的商學院”3個項目的評審中，榜首都是一個名字：北大國際MBA(BiMBA)。
此前出版的同樣著名的財經雜志《財富》(中文版)的3月刊中，公布了“2005年中國工商管理學院教育調查”中，還是這個北大國際MBA，摘取了“中國最具市場價值的MBA”的桂冠。
這真是一個讓人困惑的結果：北大國際MBA隸屬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以研究經濟為主要任務。每屆200人左右的規模在參加評選的商學院中幾乎是最小的，而它的合作對象的實力，比如美國福坦莫大學，與其他商學院相比，也不是最強的。
為什么北大國際MBA會擊敗眾多的商學院和管理學院，取得第一？帶著這些疑惑，記者走訪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
國際化的烙印
從1998年BiMBA正式成立的那天開始，就打上了國際化的烙印。
林毅夫主任說，早在1997年，中心的同仁們就感到中國經濟改革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蓬勃生機和全球化潮流，能夠適應這種新形勢的企業高級管理人才成為稀缺資源。而工商管理教育創始于美國，培養這類人才的最佳方式就是與美國優秀的教育機構合作辦學。1998年，BiMBA成立，外方合作機構是由美國20余所商學院組成的教育聯盟，學員將被授予由AACSB國際管理教育協會認證的美國MBA學位。
與國內項目要求參加政治等科目考試的統考不同，BiMBA從一開始就設定了GMAT(GraduateManagementAdmissionTest)的成績標準。GMAT是全球大多數商學院入學參考的標準之一。可對一般中國學生而言，即使英語很好的人也不容易通過這個考試。曾經有各方面條件都很好的學員希望能對這個標準靈活處理，但是最終被拒絕，理由很簡單：堅持以GMAT作為入學標準之一，以保證學員的素質。
通過GMAT考試并不意味著就能過關。BiMBA很重視通過面談了解溝通能力、學習能力和英文能力。在總成績中，面試所占的比例很大，很多考生在面試中“折了腰”。“你為什么報考BiMBA”這類常見的問題不會出現在面試中。考生必須用英文與院長和主要教授進行一個半小時的單獨面談。
另一個國際化的優勢是：中心所有教授全部在國外受過完整的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其中，90%的人員都是從美國回來，他們熟悉美國的高等教育體制，也熟悉西方的經濟和管理理論和教育。他們與國際上很多著名學者都有固定的聯系，這些學界的名人經常會被請到中心與學員們對話。學員們在學校內就感受到了世界級大師的風采，領略最前沿的經濟、管理理論。
如此看起來，這個項目具備了成功的要素：國際化的師資，國際化的學生和國際化的環境。
本土化的消化
林毅夫教授講了一個邯鄲學步的故事：戰國時期，趙國曾是最強、最繁榮的國家，大家都認為趙國的文化是最先進的，趙國人講話的方式，走路的方式也是最優雅的。所以大家都去模仿。楚國一個有錢人把孩子送到邯鄲去學趙國人怎么走路，希望學會他優雅，可是幾年下來怎么也不像。等這個孩子回到楚國時，發現自己走路還是不像邯鄲人，可是他連楚國人怎么走路也不知道了，只好爬著進城。
MBA也是一樣。如果把西方的那套MBA范式拿到中國來，就如同邯鄲學步一樣。有了國際化的師資、學生和環境，并不意味著就能辦出一流的MBA教育。林毅夫舉了個例子，內部管理必須讓員工的努力跟他的報酬掛鉤。這個理論是一般的，但是怎樣使努力跟報酬掛鉤，不同社會的方式不完全一樣。在美國高層經理和普通職員的工資差距可以上百倍，而在其他國家，過大的工作差距，可能會有反作用。如果完全照著美國的樣子去學，最后只能適得其反。
MBA教育起源于美國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那些國家大的社會、制度環境相對穩定，國外MBA教育注重強調怎樣加強內部管理，建立合理激勵機制，利用經濟中現有的優勢，把企業做大、做強。但是國外MBA教育缺乏怎么適應大的社會、制度環境的變化，以及把握這種大變革所可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的教育。在中國這樣一個快速轉型快速發展的國家里，一個好的企業家最重要的素質是需要有駕馭這種大格局變化的能力，抓住大變革帶來的機會，從容應對出現的挑戰，避免隨時可能出現的陷阱。
在林毅夫看來，國外MBA教育所缺的，正是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長處之所在。中心自1994年創立以來，即以研究、參與、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為主要職責。中心的所有教授們全部在國外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中心的特色更在于每一位教授都親身經歷了中國這場翻天覆地的制度變革。
林毅夫介紹，中心有一大半教授下過鄉當過知青，了解中國最真實的社會底層的狀態；他們同時也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的最初受益人；其中有多位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就積極參與了中國社會經濟制度改革政策的制定，在90年代初從國外學成回國以后，繼續參與并推動了許多重要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林毅夫說，他們在研究中國的問題時，并不是簡單地照搬國外現成的主流理論，而是根據他們對中國現實狀況的深入了解，總結歸納出新的、能夠解釋、預測中國社會變革的理論。實際上，北大國際MBA在創辦之初，就以把中國大的社會、制度變革的教學和國外的管理教育的結合作為指導思想，這種創新的模式從一開始就獲得MBA學員的熱烈歡迎。在北大國際MBA的課程中，周其仁教授的《中國商務活動的制度環境》和林毅夫教授《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一直是課評最高，最受歡迎的課。
這種指導思想也貫穿到外方教師的意識之中。林毅夫說，外方教師來到中心必須面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中方教師的輔導。“我們必須讓他們了解國外再優秀的大學的項目拿到中國來要讓學生有所收獲，前提是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必須理解中國的轉型與發展的實際狀況，按這些狀況做些必要的調整。”林毅夫說。
在林毅夫看來，國內的商學院要辦好應該有國際商學院的參與，必須有這樣一部分教學的力量。“我們不學習西方不可以，但是西方的東西不能照搬。因為任何制度變革都可能改變現有的理論成立的必要前提。”林毅夫說。而中心成功的經驗就是：“中心成立以來，我們的定位不是說把西方的經驗搬過來，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消化提高。”
| 
